42岁的开封女医生江帆，已经花了11年时间上访。据《中国青年报》上周报道，“从1996年起，她开始奔波在几个部门之间，从最初的反映家庭暴力，到后来的状告非法精神病鉴定”。她被领导指示、不合程序地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的直接原因是到省城上访，起因却是家庭暴力。也就是说，一个女人在遭到丈夫的殴打之后，又被公权力迫害和凌辱。
　　
　　上访者被构陷为精神病患者，或者被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和权利，在很多地方都曾经发生过。让本已含冤受辱的人遭受更大的冤屈，这种行为实在令人发指。因此，消息一出，开封市有关部门即遭到舆论的强烈谴责。不过，舆论在声讨权力滥用的同时，却对江帆上访的第一个原因——家庭暴力——有些忽视。
　　
　　江帆称她遭遇的家庭暴力从婚后就开始了，“每次打完我，把我赶出门，还要把我身上的钱搜走。怀孕8个月了还打我。”孩子出生以后继续挨打，夫妻分居以后还要挨打。如果江帆反映的情况属实，那么她的丈夫显然应该遭到制止和惩罚。但是，我们无从知道她的遭遇到底怎样，因为虽然她四处投诉，却没有任何机构受理并调查，以致记者在报道中也使用了化名，可以说全社会共同掩护了一个施暴嫌疑人。
　　
　　这与家庭暴力长期遭到忽视有关。从表面上看，“反对家庭暴力”是一个社会共识，时不时会出现在妇女权益的宣传活动中，但是它更像一个空洞的道德劝诫，在法律实践中形同虚设。从媒体惯用语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家庭暴力多半只能“反映”，它很少和“指控”“调查”“起诉”这些词连在一起。江帆反映家庭暴力，其遭遇可想而知，人们会认为这是夫妻间的家务事，组织上不好插手。更有甚者，一个女人到处反映被丈夫殴打，往往遭人嘲讽，被认为是她自己做人失败，不会建设和谐家庭。
　　
　　我前不久看了一个电视报道，讲四川雅安一个男子将妻子肢解后抛入大渡河，很快被捉拿归案。这是极端残忍的家庭暴力，但是在记者的镜头中呈现出另外的模样。尽管死者亲人讲到该男子平时就有殴打妻子的习惯，但是记者对此毫无兴趣，而着力讲述了一个婚外情故事。镜头中，杀妻的男子声情并茂地说，自己太爱妻子，而妻子发生婚外情令他妒火中烧发了狂。记者不加证实地总结说，这是一个女人不会处理婚外感情，从而导致深爱她的丈夫丧失理智的悲剧。于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几乎成为死有余辜的淫妇。我相信，这样的讲述很符合大众口味，因为无法正视家庭暴力是一个传统。
　　
　　对家庭暴力的忽视导致它的大面积发生和高速增长。调查显示，全国3．2亿个家庭中，有近三成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全国妇联的负责人说，近两年，该组织接到的家庭暴力投诉量近5万件，年均增速为70％。
　　
　　今年7月的一则消息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据新华社报道，全国妇联联合公安部等九个部委，即将推出《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它将首次对警方所承担的职责、任务以及立案和处理程序作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为警方迅速采取行动去制止家庭暴力提供了政策依据。对于如此众多的遭遇家庭暴力的女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当时的若干媒体评论中，相当多的却是为公权力过度介入个人私领域而担心。
　　
　　家庭在何种程度上属于私领域，夫妻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属于个人隐私，并不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任何个人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显然大于包括家庭在内的任何组织，否则法律就不允许离婚了。但是，无处不在的公权力滥用令人草木皆兵，人们对它的害怕和回避又正好成为暴力侵犯的掩体。
　　
　　江帆的故事表明，个体权利的保障和防止公权力滥用恰好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假如当初江帆被领导成功地送进了精神病院，家庭暴力和非法鉴定为精神病患者，这两种罪恶都将被一起掩藏。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