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90年：救赎、悲剧与启示(图)

　　是革命，也是救赎

　　十月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口号和理论体系进行的，与西方现代文明总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直接的牵涉，但其渊源、性质、风格和命运却深深地植根于俄国历史土壤之中。

　　马、恩曾断定俄国在“传统和制度，性质和状态”上属于“东方普遍奴隶制”，完全缺乏《共产党宣言》中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结构。俄国如果发生一场旨在土地和一切资源国有化的革命，很可能会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

　　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曾反复提醒说，西欧的共产主义一旦被实际推广到俄国，共产主义将沦为“一种谎言，它的后面隐藏着极少数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这种谎言更加危险的是，它看起来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恩格斯也预感到，有一种“预言家，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者，要求以这种身份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

　　列宁一度追随马、恩，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的厌恶和深刻的警惕。他与马克思的俄国大弟子普烈汉诺夫一样，一度朦胧地看到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

　　但是，俄国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状况，却更具支配性力量。十月革命也许不能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革命，却是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是一次异于西欧社会革命而别具另类人类意义的大革命。

　　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深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更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当黑夜降临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才刚刚迎来东方第一道曙光。俄国横跨欧亚大陆，却神意地缺少海洋、高山、沙漠等自然屏障。俄罗斯在地缘空间上向东绵延，与西方先后经历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现代科技浪潮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和历史断层。

　　历史的演进极为巧合地与地理特征相互叠加作用，共同推进了俄罗斯帝国的天命意识和救世主义。

　　从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与拜占庭结亲并皈依上帝开始，俄罗斯便被某种天命的光芒所笼罩，俄罗斯人开始以基督的名义，高擎十字军旗帜发动“圣战”。

　　自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寿终正寝，莫斯科从此把自己看作新的帝国。1473年，伊凡开始使用沙皇。从此，俄罗斯帝国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西推进，作为蒙古帝国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东扩张，就成为伊凡使用双头鹰国徽的天命所在；从此，俄国开始自称“神圣俄罗斯”。

　　但是，俄国与西方的差距并未因俄国历史命运的演变而缩小，正是俄国自命的弥赛亚救赎意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之间的“历史张力”，加剧了俄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亚历山大一世率反法同盟对巴黎的征服，反而刺激了十二月党人的觉醒和起义，极其戏剧性而严峻地暴露了沙皇帝国的内在矛盾。从此，俄国先进人物就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精神反抗和社会革命，无论贵族还是平民知识分子，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都痛苦而愤怒地面对着一个巨大现实，即以沙皇专制、农奴制和国家控制的东正教为支柱的俄罗斯帝国从来没有真正体现过基督教真理，俄国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次终极意义上的救赎。

　　对沙皇制度的绝望和对西方的抗拒汇聚成俄国特有的末世主义和新的启示。事实上，从彼得大帝以后历代沙皇的改革，其速度和规模都远远不能填补俄国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对现实和历史道路的幻灭感。

　　十月革命既是彼得大帝以后俄国效法并赶超西方所引发的所有社会关系、思潮、事变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欧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造成的诸种历史动因在俄国激起的回应。对于列宁、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领导人而言，正如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约翰·里德在其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所直接观察到的那样，“布尔什维克领导着劳动人民，以疾风骤雨之势扫清了历史的陈迹，把一切都孤注一掷地放在他们那迫切又伟大的希望上。不论人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观感如何，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的大事。”

　　苏俄一改与西欧相比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形象和心态：专制、愚昧、黑暗、落后……十月革命借助战争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转换：俄国不再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仿效者，而是世界历史的引领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消除人类躁狂精神病周期性发作的悲剧，并为人类最高的文明奠定基础”（《列·托洛茨基自传》）。历史真理的光芒从此由克里姆林宫放射而出，将照亮巴黎、伦敦、柏林等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