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扩招”冒犯了谁

　　作协“扩招”冒犯了谁

　　作者: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

　　和谐社会，政府与市场为什么要对立起来？于是双方达成共识……

　　今年的“作协扩招”事件，引起了各界强烈的反弹。一般来说，扩大总是多数人欢喜的事，高校扩招，中超扩军，企业扩股，不相干的旁人，虽然说三道四，倒也乐观其成。至多是个“步子是否走得太快”的问题。作协扩招，作协可以改善年龄结构，年轻作家找到了组织，岂非两全其美？何来这许多骂声，还引发“作协掉价还是80后掉价”的大讨论？

　　认为“作协掉价”的人心目中，“作家”仍是一个高贵的、重要的、需要认证的名衔，而作协，是一个类似“全国牙防组”的机关。

虽然已经有那么多伪作家、泛作家加入，但那些人自有他们的资源优势，至少资历是足够的。科层结构一旦形成，使用何种规则并不重要，关键是规则要一以贯之。作协既然是官方文艺机构，其成员理应获得官方出版资源（文艺期刊、下属出版社）的认可。靠书商运作和网络写作就能“破格”跻身其中，岂非咄咄怪事？

　　对“80后”失望的人眼里，这帮小孩本来就是靠着颠覆既有的文学体制、文学规范而成名、走红的。他们的叛逆就是他们的武器，他们的旗帜。如今最老成的还不超过27岁，就一个个响应作协号召，从“写手”摇身变为“作家”，这岂不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鲁迅式的感慨又一次浮现，本以为青年是有希望的、常为新的，未料他们的“奋斗”，也只不过要在被市场喂养长成后，再来分一条庙堂里的胙肉。

　　还有一些评论，分明只冲着“郭敬明”这个名字。原创是作家的身份证，抄袭之作如何能成为加入“作家组成的协会”的通行证？在他们看来，无关乎双方的身份，这就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与某某法院招收劳改释放人员，某某大学聘请假文凭持有者一样。

　　当然，在这些评论落笔之时，我猜啊，每个人心中都会浮现别的一些人名，靠非常手段赢得作协会员名号者，抄得大义凛然者一直不乏其人，谁不知道呢？谁又能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郭敬明有点冤——阳光下的罪恶，人人得而骂之，王蒙的面子也遮不住。

　　不过，风物长宜放眼量，未来郭敬明很有可能成圣——他一个人承受了无数人的罪责，这难道不是堪比钉十字架的救赎行为吗？尽管未必是自愿的……说这事我该用什么腔调——荒诞？沧桑？打住吧，说不得。

　　我这人有个毛病，有任何事件，总会回头看看历史。作协扩招这事儿，我找到的历史样板是“京派、海派之争”。现在都认为沈从文是代表“京派”批评“海派”，其实他倒只是在意那些对文学创作缺乏“认真严肃”的态度，“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的文人（《文学者的态度》）。那时倒没有“驻会作家”、“作协主席”、“党组书记”等名目，北京也并非当时的首都。但不知怎样就被媒体炒作成了“京派、海派之争”。于是惊动了鲁迅。鲁迅是相当福柯的，一眼就发见了论争背后的权力关系，直揭出了“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这句著名论断。这话用来说沈从文，大概冤枉，但却是近代以来的实在情形。

　　鲁迅接着又解释，为何近官的“京派”会瞧不起近商的“海派”呢？那是因为“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京派”与“海派”》）。试回想15年前，“纯文学”是如何在市场面前傲慢、鄙夷的，10年前，评论界是怎样对网络文学、青春文学不屑、齿冷的。

　　新世纪，昔日的冷淡决绝早已变作今朝的宛转相就，而市场的受益者亦渐有所悟：游戏规则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作协的资源也不可小觑。胳膊何必要与大腿拧呢？和谐社会，政府与市场为什么要对立起来？于是双方达成共识，你填表我推荐，咱们原是一家子云。

　　书商手里有让人长脸的市场份额，作协手中的这奖那奖也自有它的魅力，资源整合，双赢。

　　最后说一句：“80后”进入作协，并没有改变什么，体制仍然运转正常，叛逆旗帜会有人接掌，周星驰罗大佑被尊为大师，自有另外的亚文化偶像崛起。街市依旧太平，太阳照常升起。(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