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制度取决于社会制度

　　文学制度取决于社会制度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健 发自广州

　　王本朝从文学制度的角度打量中国当代文学，考察其计划、运作、管理模式，以及身处其中的作家、作家协会

　　□受访 西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王本朝

　　对文学给予一定的指导和管理，使之成为被组织、被安排、被计划的对象，可以说古已有之，《诗经》里的采风就是被安排的文学活动，中国古代有，西方也存在。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也带有计划性，《新青年》在一定程度上就参与了新文学的设计，以后出现的文学社团更是文学的设计者，但它所做的仅仅是对文学的引导，没有管制力量。对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文学生产的方方面面实行绝对管理和指导，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应该说是1905年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它在中国的有关著作里被广泛引用，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周扬、冯雪峰、邵荃麟、何其芳、巴人等人都引用过。它直接强调文学和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和组织原则，提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并且提出了人们都非常熟悉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说法。文学被作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组成部分。

　　1949年以后，“文联”和“作协”逐渐成为管理作家的机构和单位。一般说来，加入了作协就成为了作家，“作家”这一概念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生成的，它的“身份”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启蒙者到革命者，从职业写家到文化商人。当代作家的身份定位是国家干部，是灵魂的工程师，是贩卖思想和灵魂的人，那么也就需要思想的管制，思想的管制方式主要是思想的改造。所以，解放后有那么多的思想运动，目的是为了改造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的知识和道德优越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批判意识消失殆尽，成为自卑和谦恭的人，成为顺从者和歌颂者，最终达到思想的一体化的目的。

　　1949年以后，全国和地方的作协供养了一大批作家，他们基本上没有生存的压力，但有思想的巨大压力，生存于当代文学制度中的中国作家的思想空间是逼仄的。作家的任务应该是文学写作，但作为国家干部又不得不承担与之相匹配的义务和责任，从而无法全身心投入文学的创作，如冯至在解放前是一个自由的学者和作家，解放后，身兼数任，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远远大于作为一个学者和作家的身份，更多的时间被例行的社会活动所占据，至于创作，也多是出访记等应景之作，而非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升华。解放后的田汉，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他由一个浪漫主义戏剧家变成了一名文化干部。作家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让文学多成为社会的装饰，而缺少社会批判力量，作家的想象和感受受到了作家之外的身份约束，由此导致中国文学创作的僵化和审美的贫弱。

　　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对文学而言，它是一个新的文学生态，区别于以前的政治化的文学生态，而是经济化的文学生态。中国作协这样的文学机构主要是在政治化的文学生态里发挥着作用，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市场经济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生态，也改变了文学的生产空间，老作家在它面前悄悄地发生变化，特别是出现了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作家。市场经济之下的作家和文学出现了分化，再也不是多么严肃、崇高的事情，弄文学的胆量和方法都让人有一种解放和容易的感觉，利益和欲望很快达成了合谋。“80后”作家的出现让所有参与者都可以获得各自的利益，满足了各自的欲望，包括金钱、成名、梦幻、反抗等等。对他们有叫好的，也有不同的声音，不一而足。如果说是有某种“危机”的话，也是文学的泛经济化的结果。

　　中国作协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担负着领导和管理文学的组织或者说是机构。表面上它是自愿结合的带有民间性的社会群团组织，相对于其他政府机关，它是边缘化的，结构相对松散，实际上也有鲜明的行政特点，是一个有行政级别的单位。同时，它又是文学利益的漩涡和矛盾的中心，它是文学家的领导机构，同时还要被更高的部门和个人所领导，这样，在领导别人和被领导之间就会左右为难，通俗地讲，上面和下面都对它有很高的期望，上面的领导希望它能有效地实施对作家的管理和控制，而下面的作家又希望它能真正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动力。一旦风吹草动，出现大的社会运动，人们就对它怀着各种期望，反之很容易转向兴师问罪，包括今天著名作家退出作协。中国的文联和作协经常受到责难和批评，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

　　作协的定位和功能在将来肯定会发生变化，但显然不是作家或文学内部能够完成的事情，它与整个社会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程度有关联。（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