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锡伯人的光荣与梦想

　　西迁：锡伯人的光荣与梦想

　　243年前，一支由东北锡伯军人和他们的家庭组成的队伍，从盛京到伊犁完成了从东到西横亘万里的军事迁徙。他们在这种自汉代沿袭下来的战略性屯垦戍边移民中，保证了祖国边疆的长治久安，还把第二故乡建成了名符其实的塞外江南。

　　正如所有在迁徙中生存的个人和民族一样，锡伯人也时常拨动起埋藏在灵魂深处却又震颤得最强烈的那根弦——思乡。

　　在西北锡伯人对故乡的思念与想象的同时，一位东北原居地的锡伯人，开始了对本民族历史的追寻，他用现代交通工具，探寻出一条穿越蒙古国到达伊犁的西迁古道。

　　重走西迁路：

　　一个锡伯人的万里长征

　　■本刊记者/杨东晓

　　当年是乾隆皇帝的一个宏大战略决策，4000多锡伯人用15个月的迁徙、永久的戍守和边疆繁荣将它完成。如今，一个锡伯人又用自己的双脚努力丈量着她的光荣

　　完整地重走243年前锡伯人西迁之路是54岁锡伯男子关蕴科筹划了12年的旅行，这一旅行在2007年6月终于实现。

　　每年农历四月十八，居住在东北的锡伯族家庭都会对孩子反复地说这样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是锡伯人，我们还有一群人现在在新疆。93岁的沈阳师范大学教授韩启昆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大爷每年这天都要把又宽又长的家谱挂在桌沿上，指着上面的人名告诉孩子们：“我们家的第6代人达林和第八代人瓦力海就是在乾隆二十九年奔赴了新疆。”

　　同是93岁的查树新，也记得从小接受的叮嘱：“沈阳是我们的老家。”在新疆，和查老一样留存下来的锡伯族家庭保持着相似的叮嘱：记住，我们是锡伯人，我们的家乡在东北、在“嘎仙洞”（嘎仙：满语，故乡），我们是西迁的锡伯人。

　　四千多锡伯儿女背井离乡

　　早在1995年8月，关蕴科便开始了他对本民族西迁史的第一次实地考察。由于当时不能深入蒙古国腹地，所以他只重走了从沈阳到东乌旗、从阿尔泰山到伊犁这两段在中国境内的部分线路。这样只跑两头路段的考察他做了两次。

　　得到蒙古国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的协助，这位A1世界杯汽车大奖赛中国站赛事组委会副秘书长在2007年再度筹划重走西迁之路的行动。于是在这一年的盛夏，他两度穿越了蒙古国，并顺利抵达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对于他的243年前的锡伯祖先，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月十八的西迁是军人的使命。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吴元丰在一次接受CCTV的采访中被问起锡伯人为什么愿意承受这么大规模、长距离背井离乡的艰难迁徙，他脱口而出：服从是军人的天职。

　　很少有人知道锡伯族这一几乎由职业军人和军人家庭组成的民族，在遥远的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八，为什么会送自己的四千多儿女背井离乡从盛京（今沈阳）一路西行到新疆伊犁。他们不知道伊犁有多远，而且根本看不到地图，只能一个“乌尔特”（驿站）一个“乌尔特”地往西走。

　　新疆戍守需要一支战之能胜又有多种生活本领的部队。于是，乾隆二十八年腊月二十三日，乾隆帝颁发谕旨，半个月后的乾隆二十九年正月初七（1764年2月8日）兵部咨文到达盛京，调动1018名锡伯官兵前往新疆伊犁戍边。在吴元丰查到的资料中，这1018名官兵其中1000名兵士、18名军官，锡伯军官在这支部队里最高做到了正六品的骁骑校。

　　关蕴科的家乡开原（辽宁省开原市）在这一年被抽调了92名官兵，这一数字几乎占所有兵士的十分之一。2007年6月他在察布查尔县见到检察院关院长时，曾和对方对过家谱，但是很遗憾，明明双方都是瓜尔佳氏，但一对家谱仍不是他出了五服的亲戚。

　　根据一些隔代相传的口述和资料，可以想见的场景是：被抽到的1018名官兵按要求必须是成双成对以家庭为单位加入西迁队伍，在从圣旨到达盛京至部队开始西行的4个月间，一切准备工作急促而有序。有家室的携妻带子告别父母亲朋，没家室的马上说亲成婚。国库按编制调拨钱粮分配马匹和骆驼，每家还能分到车辆，把女人孩子和日常必需品、包括来年农耕要用的种子拉在车上走??

　　在辽河、盛京一带生活了一个多世纪的游牧民族锡伯人渐渐变成了半农业民族，但仍保持着自己的一些习俗。吴元丰介绍了一些细节：锡伯族人的习俗是，人死后一般都进行土葬，但在特殊情况下又要火葬。凡出门在外死亡的人，其灵堂都设在村外，进行几天的哀悼活动后进行火化，再将骨灰装入坛子安葬。这可能是锡伯族人为了防止外界的病疫传入村子里，才对出门在外死亡的人进行火葬。但是，锡伯人西迁到伊犁之初，即使是正常死亡也要火葬。吴元丰分析说，这表明在民间可能确有60年后回东北老家的说法，因此人们希望等60年后回去之时，后人能将其骨灰带回东北老家。

　　1764年锡伯族西迁的在编军人只有1018位，加上家眷，也就3000余人。但是，为什么西迁的队伍浩浩荡荡的最终将近5000人呢？

　　“很多人是跟着去的，家里人也不舍得，尽管故土难离、没有编制、将有多少困难也不知道。”吴元丰说。在他从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中查到的准确数字表明，出发时“共计4295名”，而到达伊犁时在途中陆续出生的男女幼童加上额外跟来的兄弟姊妹等亲人，“共计5050名”。

　　在关蕴科收藏的锡伯族史诗《西迁之歌》中，故事并不像上述娶妻生子分得钱款实物那样热闹和喜庆：“三千多名锡伯人啊背井离乡，无可奈何强忍心中的悲凄；吞悲饮泪套上古老的木轮牛车，忧悒恍惚离开丰美的故地”。

　　魂归养息牧河畔

　　关蕴科在243年后的仲夏，沿着4000多名锡伯族官兵及其不在编的家人出关的路线寻找着两个世纪前的时空遗留传说。

　　出盛京50公里，已是地毯般浓密的草原路了，第一个驿站彰武台边门养息牧河畔虽然绿草如茵，却留存着200多年前一起不幸的事件：有五个不在编制中的随军家属走出彰武台边门后从科尔沁草原逃跑了，边门有点边防哨卡的意思，走到这里时其实路途并不困难也不遥远。刚出盛京才200公里。这几个不幸的“逃跑者”没有太多的心眼，他们只知道原路返回，结果被巡边的人抓到，快马跑了几天报告给皇帝。这事情看上去有点令皇帝两难，是让前面的部队停下来等他们些时日呢？还是把他们送回原籍？前者显然不可取，而后者明显是在纵容。

　　所以皇帝下令：就地处决。这五个可怜人不幸地被当作“逃兵”处置了，五人中最小的才16岁，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史料里。

　　尽管如此，在重走了5000公里以后，关蕴科还是不愿把西迁理解得过于悲壮。他的讲述听起来颇具浪漫情怀，其中还有不少情景被涂上了他的个性色彩：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队伍是走在非常孤寂的沙漠上、如果满心都是恨，那又将怎样？他们经过科尔沁草原、克鲁伦河流域，经过乌兰巴托、杭爱山、阿尔泰山，一路过来经历的是东北草原、沼泽草原、高原草原、阿尔泰山的雪山森林，这个队伍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的生态环境，沿途风光非常漂亮。”

　　这种迁徙方式与大明洪武年间的那次移民真是大相径廷，据考证当年山西李姓从洪洞县大槐树下离别家乡时，为了防止移民中途逃跑，每个人的手都被栓在一根长绳上，这种强制性的移民途中还创造出了日后一个非常关键和常用的词来。谁要方便一下，就得喊“长官，请解开手，我要方便”，久而久之，就简略为：“解手”。

　　逐水草而行

　　横亘北亚腹地、长达5000公里的西迁之路，其中有3500公里的行程是在今天的蒙古国境内。

　　从地图上看，似乎还有一条由驿站连接起来的路从盛京通向大西北，而且还要近一些。那是一条沿大青山、阴山、天山而起的内地邮路，沿途地理有一部分更接近农业环境，没有完整的草原路，却在西部有着无尽的沙漠和戈壁。西迁必须保证牧场，要选择更为适合游牧民族迁徙的草原之路。

　　沿着区分农耕与牧业的400毫米等降水线，数千头大小牲畜被它们的主人驱赶着，浩浩荡荡地行进在蒙古高原草原上。沿着绵延5000公里的西迁河域，开始了一个民族的长征。每天，他们都有30公里的行程要赶——这种速度取决于2000多辆牛车的行进速度。这完全不能和200年后寻访这支队伍的那位锡伯男子的速度相比，这位叫关蕴科的男子，满脑子是飞速的场地赛和风驰电掣的A1方程式赛车，即使在陌生的大草原上，他每天前进的速度也是300?600公里，是当年西迁速度的10?20倍，因此，他用了12天就走完了史诗中15个月中走过的路程（其中有6个月蛰伏在冬季，实际行进时间近9个月）。

　　开车行进在漫无边际只有地平线的莽原上，关蕴科的脚下并非只有河边的路，眼前常出现一些叉道，当年的小驿站已荡然无存，但大型驿站还留下遗迹——它们都在沿着河道的城市里。

　　穿行蒙古大漠

　　蒙古国是一个至今保持游牧生活的国家，生态环境的恶劣使得很多地区的原住居民都集中到各个河流流域，大部分地区处于原始状态。为此，关蕴科每到一个省会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机、相机、摄像机等所有需要用电的设备都拿出来充电。因为在蒙古，除了首都能保证24小时供电外，其他城乡，每天用发电机供电两小时。

　　虽然这里完全没有电子工业，却通过进口普及了手机。没有人能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拉出一条固定的电话线来，所以蒙古每个苏木（乡镇）都有基站，以完成全国的手机通讯和漫游业务。正是藉由这种发达的通讯，关蕴科才能每天不间断地把他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字的游记发回中国。可以想见因为没有电力带来的工业社会，在蒙古更多不能发电的地区，生活状态与西迁之时并无二至。

　　关蕴科说资料显示他的先辈们行军途中没有和当地居民发生过冲突，他们自己有资金，不用掠夺什么，吃肉也不用杀自己的牛羊，他打开一幅蒙古国野生动物分布图，两个8开的对页画满了不同品种的动物，“光猎黄羊就够他们吃一路的了，何况还有那么多野兔”。

　　关蕴科在蒙古期间也是睡在帐篷里，与他给西迁之旅曾经下过的浪漫评价不同的是：“我在草原上，最大的困难就是孤独。我想我的先辈们，他们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成年累月赶着牛车，几百天这样地行走。不管风景好到什么程度，也不能停下来，这种孤寂是最难熬的。”

　　乌里雅苏台留下的悬疑

　　关蕴科在离开北京10天之后，到达蒙古西部城市乌里雅苏台,这里是清政府在蒙古最重要的兵站。而西迁的队伍走到这里用了5个月的时间，“胡天八月即飞雪”，他们第一年的行程到此为止了。

　　在乌里雅苏台东部100公里处有一个是亚洲冬季最冷的地方之一，它的极限温度是零下53℃。即使是在6月下旬，这里的气温昼夜温差仍然比较大，白天35℃，夜间15℃，这是典型的大陆腹地气候。

　　现在能看到的史料，冬天对锡伯人来说是最大的考验。所幸的是，人员并没有太大的伤亡，相反，在乌里雅苏台这支部队还新增了300多人口，这些新生命都是在西迁途中孕育的，从乌里雅苏台启程到达伊犁时又有150多新生儿被母亲抱在怀里去参加点名。

　　为了抵御乌里雅苏台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锡伯人挖了地窝子，人住在地下可以减少寒风的侵袭，但是现在无法得知地窝子里室温是多少度？人在严寒到来之前必须封存多少肉食？

　　而更大的疑问则是，半年时间里牲口吃什么？如何在驻扎下来的9月到寒流到达之前备足牲畜能吃半年的草料？这些草料是不是乌里雅苏台冬驿台提前为他们准备的？数千头大小牲畜睡在哪里过冬？这些悬疑目前还无法解释，只能看到《离乡曲》中所形容的“惶惶过一冬”和“牛也疲乏车也残，人都饥饿病难安”。

　　为了解开这些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关蕴科筹备了一个乌里雅苏台冬季考察计划，他将在2008年春节前后三赴此地，亲自体验和考察零下40～50℃时的食宿并调查当地居民与牲畜的过冬方式。

　　几乎覆没在阿尔泰

　　在艺术史上，与山口有关的题材，总是和苦难、意志、征服这些形而上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当年的锡伯人正是靠着牧民转场一样的平实步伐一步步实现了巩固大一统帝国的志向。这种看似转场一样普通的过程在今天亲历起来却同样非同寻常。

　　过阿尔泰山口时，关蕴科的司机是一位优秀的蒙古“骑协”选手，在他的努力下越野车经过4个多小时的蠕动和弹跳才走了48公里。他们唯一一次迷路也发生在阿尔泰地区，最后不得不把车开到山顶，站在高处像看沙盘一样寻找要去的地方。这里是西迁队伍人仰马翻的地方，也是“妇女嚎啕牛不走，老牛车偏遇石头”的路段，牛车在这48公里路段内通过时“儿女翻在车厢里，损腰折腿血交流”。

　　阿尔泰山地区的路面是嶙峋的石头和古老的冰川，查布罕河也是嶙峋的石头和冻彻骨髓的融冰桃汛，1765年3月初西迁大军翻越阿尔泰山时，桃花还没开，河水却因为融冰而流量暴涨。队伍又被这条季节河的流速和流量挡住了，只有等待。这一等就是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这里每年7月最高气温只有十几摄氏度，所以在4月草尖还冻得钻不出大地，大部分牛羊就在这时损失掉了。更危险的是，这时人的口粮也随着牛羊的减少而出现危机。

　　驿站在此时发挥了作用，它把锡伯人的危情传回乌里雅苏台，又从乌里雅苏台传到北京。皇帝的圣旨在跑了近一个月后到达伊犁将军府，这里才出兵送去上千头羊去救急，然而双方又走岔了道相互找不着。在这两个月的寒病交加中，整个大军几乎全线崩溃。

　　到达伊犁将军府时，西迁队伍损失马匹1000匹、牛3000头、骆驼300只。羊的数字还没有统计在内。唯一增加的是人数，450名抱在怀里报到的婴儿，是这个民族在艰难迁徙中显示出来的强健旺盛的生命力。

　　传承民族文化

　　西迁人马终于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七月二十二日到达伊犁，在伊犁将军府点名时，这支只有1018名在编军人的队伍大大地超编到5050人。这年九月二十七日，锡伯人来到他们的新家伊犁河南岸地区，即今日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于是他们从盛京出发的那一天被永远地纪念。

　　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是锡伯族同胞的“西迁节”。这一天，所有锡伯人的家里都会把家谱和喜利妈妈捧出来，给孩子们讲述家族的故事和西迁的历史。据吴元丰讲，他小时候在伊犁老家时，就经常听父辈们讲：我们的祖先作为军人从东北西迁到伊犁屯垦戍边，以及族人里英雄人物的各种事迹和故事。

　　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关蕴科发现喜利妈妈还广泛地存在于各个家庭，而在东北只有农村的锡伯人还保留着这种祭祀的方式。

　　喜利妈妈是一种图腾，也锡伯族的祭祖的一种用品。她被供奉在锡伯人崇尚的西墙上，每到西迁节时，已经被结得很长很长的喜利妈妈被请出来与家谱对照讲解。家族中生了男孩子就在上面绑一个弓、箭、刀，生了女孩子就在上面绑一个红绳，哪年娶了媳妇就绑上一个小摇篮，开始计下一代人的地方绑一块骨头。喜利妈妈上绑得无论是什么，在家谱上都能找到相对应的一个人。

　　虽然“喜利”只是个锡伯语发音，译不出什么，可妈妈就是母亲的意思，然而这一来自母性社会的崇拜，锡伯人家里却只有男性才能看到和祭拜，女性是不允许看到喜利妈妈的。

　　到达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时，关蕴科与前去接他的锡伯族同胞一眼就相互认了出来。他说“因为我们都有着典型的锡伯族相貌：特别白的皮肤、方正而饱满的脸型、细长的眼睛，“你看，锡伯人中没有那种大而圆的眼睛”，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十几万人口中，锡伯人口有两万多，他们都长着相似的脸型，关蕴科说：这是因为锡伯人族内通婚形成的。同时，他们还完整地传承着锡伯的语言和文字，并且替清高宗弘历保存下了他在1772年时提出的“国语骑射”中的国语——满语。

　　吴元丰多年来一直在故宫紫禁城内从事清宫珍藏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研究工作，他的同事中有不少就是锡伯族人。与满语同祖并有90%以上的音义相通的锡伯语，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已经不再被广泛使用，而在新疆锡伯族聚居的地方还是活生生的生活语言，人们之间的交流都用锡伯语，四大名著也有锡伯文的手抄本，而且有锡伯文的地方报纸和文化刊物，在锡伯族学校里还实行着双语教学。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的生活就像一块活化石。他们说本民族语言，跳古老的锡伯贝伦舞，吃传统的锡伯大烙饼，甚至连家里烧饭用的火，都是在200多年前用一根接一根的“棘棘草”绳，从东北带来的。

　　他们，是一段远去历史的延续，也是一个新未来的开始。

　　伟大，不只在路上

　　■本刊记者/杨东晓

　　从东到西跑一遍，锡伯人改善了伊犁的生存环境，把塞外荒地变成了江南

　　锡伯族在迁徙中每经过一个地方，都与当地居民有接触。关蕴科在考察中发现这种民族间的交往，不同地区有些迥异的内容。

　　在东北亚乔巴山一带居住的居民更倾向于向关蕴科介绍他们的前辈与锡伯人的交往。而在蒙古国的西部，当地居民更多的是了解清朝留下的兵站、清政府当时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在反复地被讲到。

　　关蕴科有次迷路了，找到一位老牧民的家里，老人一听说他是为西迁之事而来，就说：“西迁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明朝清朝时这里与中国内地有商业交流。”她拿出了一个黄金香炉，给关蕴科看那香炉底部“大明宣德年制”六个字。关蕴科把这件古董拍了下来，回国后专门咨询了有关鉴定人员，得到的回答是这种东西在蒙古国不可能是赝品。

　　迁徙对于蒙古人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国家从东到西跑一遍”，关蕴科的向导说。因此，沿途碰到的蒙古人对中国人今天还能把200多年前的事讲这么清楚、这么尊重怀有敬意。

　　同样是苦难与经久不泯的民族壮举，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锡伯人是在政府的决策下进行的战略性迁徙，他们以4000多人的艰辛换来了本民族的骄傲和边陲的长治久安；而东归却是在清朝政府并不知情、毫无助力的情况下，用10万人的生命赢得了民族自由和7万人回归祖国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很感慨：“你们是西迁，我们是东归。你们是沿着这条路走来的，我们是一路打回来的，17万人作战回来只剩下几万人了。”博尔东归纪念广场，记录了东归的浴血历程。

　　锡伯人用各种方式纪念自己的节日和历史人物，每一位锡伯人都会跟客人描述锡伯人的“李冰”——图伯特的故事，关蕴科也同样来到图伯特在1802年修建的察布查尔大渠龙口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水利局局长李作球说：可以说没有大渠就没有锡伯人在新疆的繁衍和生息。察布查尔大渠不仅是锡伯族人民的母亲河，也是生活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其他兄弟民族的母亲河，迄今仍养育着全县十几万各民族人民。

　　锡伯族人西迁后第一年种下的从东北老家带来的各种粮种到了第二年惨遭蝗灾颗粒无收，而带来的牲畜也因暴雪悉数倒毙。于是这一已经习惯半农耕的民族再次靠狩猎度过了一年。后来锡伯人疏浚了旧渠才缓解了农耕之需。

　　而真正把伊犁河南岸地区变成粮仓、使锡伯人开始安稳富裕生活的是1802年开挖的察布查尔大渠。图伯特在西迁那年还是个9岁的儿童，据吴元丰介绍，他是唯一出生在沈阳而后西迁到伊犁成为著名的锡伯族历史人物的人。1802年46岁的图伯特已经升任锡伯营第九代总管，他亲率军民用了7年时间挖成一条察布查尔大渠，有了这条渠锡伯人把塞外荒地建成了江南。

　　这位至今让锡伯人感恩戴德的伟人在修筑好长100多公里、灌溉8万亩的大渠的第二年，受到嘉庆皇帝的召见，并且成为西迁后第一位得到恩准回东北看望故乡的锡伯人，图伯特带给皇帝的礼物则是13种地层土壤的标本。在今天关蕴科拍摄的照片上，仍能看到图公渠。

　　具有农业生产经验的锡伯人在后西迁时代显示出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尽管他们格外强调自己的东北血统，但是他们在西北实现了最为现实的生活。他们在伊犁地区从4000多人发展到3万多人，他们的孩子们学习汉锡双语，每个锡伯人几乎都能掌握四种语言，整个民族被称为天生的“翻译民族”。

　　“锡伯人改善了伊犁的生存环境，但是西迁大军沿途所克服的自然条件在200年后也没好到哪儿去，而且以后也未必会有大的改观。所以说，西迁的成功不仅在路上。”关蕴科说。

　　西迁的锡伯人至今已有八九代人，他们在陌生的西北边陲开创了新的生活。像每一位锡伯男子一样，关蕴科从小对西迁有着英雄主义的向往，那是锡伯人世代相传的爱国主义和政治追求为一体的理想。

　　克鲁伦路到底在哪里？

　　■本刊记者/杨东晓

　　没有确指、没有现存地图、没有GPS定位，西迁大军从东乌旗出境到乌兰巴托的路线一直存有争议

　　关蕴科带着第一次重走西迁路时留下的疑问，驾车进入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沿着蒙古高原与中国锡林浩特东乌珠穆沁草原的接合处，再次考察锡伯人在243年前进入蒙古国后的西迁路线。这天是2007年7月10日。10天前他刚刚结束了对西迁之路的全程考察从新疆飞回北京。这一次他进入蒙古国后，将选择另一条通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道路。

　　当年西迁大军从东乌旗出境到乌兰巴托的路线，一直存在着争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吴元丰说，即使是锡伯族的口头传说中，也有把西迁之路传说走内地邮路的，从北京经山海关、嘉峪关一路往西的，但是后来在清史档案中发现是从蒙古国走游牧之路。

　　即使明确了大军走的是水草丰沛的游牧之路，但《盛京将军舍图肯等奏移住伊犁锡伯兵照索伦之例筹办折》和《清稗类钞》中记载的一条重要线路“克鲁伦路”没有确指、现存资料中没有地图、没有沿途的GPS定位、更没有另一部史诗片《东归英雄传》中把行军路线图刺在首领脊背的戏剧化记载，所以一直存在三种猜测，但是这三种猜测都在1982年被察县党委史志办的副编审英林所写的一篇考辩推翻。

　　对一条路的两次“考辩”

　　今年6月第一次出发前，关蕴科曾做过大量的准备工作，这其中包括各种专业用途的蒙古国地图，甚至包括从谷歌上抓下来卫星地图。

　　参照英林的线路，关蕴科在6月之行中出了彰武门边台后接着向西北行进横贯科尔沁平原，这一路的景象被他描绘得极富田园风光：沿途水草丰沛，200多年前西迁大军中的牛、马、羊、骆驼可以随时补给饮水并吃到水份充足的青草。关蕴科甚至认为这样的路段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并不是艰苦的旅程而是一次浪漫之旅。

　　为什么西迁途中会有如此风光，他的解释是：西迁之路不仅是一条作战之路，而且也是一条草原民族长年迁徙的生命之路，沿途的生态对整个军队和游牧的生存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军队成功西迁的前提是生态和气候，致命的因素同样是生态和气候。

　　然而一路自东乌珠穆沁旗进入蒙古国，必须要穿过西乌尔特这一干旱区才能到达下一站温都尔汗。关蕴科的越野车在连绵不断的山上小步舞般地颠簸了600多公里才看到温都尔汗这一当年的驿站。

　　司机与向导也在这段路途上出现了矛盾，司机坚持自己选的路不会错，这是从西乌特至温都尔汗最近的路，同时也是关蕴科按照英林的“考辩”提供给他的一条路。但是向导觉得西迁队伍选择此路肯定是死路一条，因为这条路没有河流、没有草原、只有山地，虽然有驿站但绝对无法供给数千人马。

　　关蕴科他们的车开了一百多公里才看到一口水井，蒙古朋友告诉他，通常在一口井的附近不可能有第二口水井。换言之，走这条路生存成了问题。

　　事实上，在1764到1765年间，沿蒙古高原由东向西进入新疆，整个西迁所要经过的道路已经是一条成熟的路了。中国自明朝开始，在蒙古高原就有大量的“乌尔特”，乌尔特是蒙古语的驿站。在内地每30华里会有一个驿站，现在中国地名中的“三十家子”、“五十家子”就是指当时有多少兵营人口的驿站。但是到了蒙古高原，驿站就变成70公里或140公里一个。

　　但是基于从额尔德尼察干西乌尔特到温都尔汗处在蒙古高原草原的山路，沿途虽有驿站，由于没有河流，仅靠水井，也还是不适合大部队行军。

　　这个发现在关蕴科的脑子里终于变成了一个疑问，于是，在7月10日的第二次蒙古之行中，他从西乌尔特没有选择直接去温都尔汗的方向，而是沿着蒙古高原草原经过较为平坦的草原，直接往东北上行到达乔巴山南麓，在这里可以沿着水草如茵的克鲁伦河西行一直走到温都尔汗。

　　这次关蕴科依据的是一份古老的战争形势图——《清代平定准噶尔（1688?1757）》这幅地图上准噶尔从西域向北京的进攻过程中，到达乌兰巴托之前的路线与西迁时向西行进的路线是同一条路，只是方向相反；而在噶尔丹到达乌兰巴托之后，进军的方向正好与关蕴科第二次走的是同一条路线，也恰恰是方向相反。

　　有了克鲁伦河这条长达1000多公里在旱季仍能奔腾的“母亲河”，西迁时的大大小小数千头牲畜就可以吃到肥美的牧草并且饮用清澈见底的河水，牲畜吃饱喝足后，人的饮水就不再是个问题。

　　虽然是在蒙古国最旱的7月，沿克鲁伦河由东向西逆行的这500多公里的高原草原路依然是满目苍翠的河谷和悠闲吃草的牛羊，关蕴科这时几乎能肯定，这段线路才是243年前锡伯人西迁时的“克鲁伦路”。这是他在2007年一年中对蒙古进行的第二次穿越考察。

　　史书上只有走“克鲁伦路”路的记载，而关蕴科在第二次入境蒙古后认为，这条从乔巴山南麓即可沿河行走至温都尔汗进而经土拉河到乌兰巴托的路线，才是史料中的“克鲁伦路”。“我认为有河就有路，是不是这条沿着克鲁伦河的路就叫克鲁伦路呢？”

　　“按照噶尔丹进攻过来的路线图看，就更清楚了，他就是顺着克鲁伦河的流向攻击清朝军队的。这个河流的走向数千年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西迁的队伍完全可以沿着这条成熟的路再走回噶尔丹的老家。”关蕴科说。

　　这一次他推翻了第一次重走西迁路中的部分线路，他的这一发现同时也为历史上锡伯族西迁路线的考辩提供了地理环境条件的现实依据。

　　人类生存决定路的方向

　　由于这是一个携妻带子的有着4000多人之众并赶着数千多头牲畜的“打牲部落”，而他们的使命是到一块已被平定了的广袤区域去驻守，显然他们西迁路线的确定不会是为着沿途作战来考虑，而是要从整个队伍的生存来考虑。

　　对此，吴元丰也认为，虽然队伍中官兵们是骑马行进，但是他们不能撇下缓慢的、带着妻儿老小的牛车，所以行进速度不能以马的速度来衡量。而牛羊等牲畜对水和草的需要不是带些干草就能解决的。

　　因此，今天在蒙古国年降水量图上，能够清晰地看到这支队伍的进行线路，几乎就在400毫米等降水线分界线上。这是一条分割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边际线。在中国境内，秦始皇当年修的北方长城几乎就沿着400毫米等降水线上。而在蒙古国境内，西迁之路的正确路线必须是走在这条适合放牧的生态环境里。

　　蒙古人的性格就像他们世代居住的草原一样随意，这从草原上留下的放牧痕迹可以看出来。关蕴科看着满眼到处是路、到处分不出哪条是正途的茫茫大草原问向导，如何辨别前进的方向？向导告诉他，只要沿着河走就行了。正确的路都以河流的走向为依据，逐水草而生得草原之路是最为安全的路。这种路是由人类生存的历史形成的。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关蕴科用铅笔反复勾画着地图上被自己质疑的那条线路，“我做了那么多准备工作，我的准备工作还算充分吧？”他一眼扫过桌面上所有被翻出来的书籍、光碟和资料，拿起一沓截屏的卫星图掂了掂，“我希望我再次进入乌兰巴托时能对这条路做出更为权威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