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方法人道能否改变杀人性质

替妻子申请安乐死

　　安乐死的存在，确实在许多方面对刑法理论构成新的挑战。但是，有容乃大，如果刑法理论能以一种开放与包容的精神看待安乐死，问题也许简单得多。如同死刑，尽管有着废存之争，但没有人去怀疑一个经过一审、二审和死刑复核程序而被判决执行死刑的案件是否涉嫌故意杀人。正是从这个意义预期，安乐死争议可能由原来异常复杂的法律问题，即是否构成杀人罪，变成相对简单的医疗技术问题。

　　梁根林说，在荷兰，安乐死只能由医生实施，医生实施安乐死必须满足法律规定的“适当关心标准”的要求，这一要求包括：1）确信患者的请求是自愿的、深思熟虑与确定的；2）确信患者处于持久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3）告知了患者现在所处的情形和将来的命运；4）得出了确定的结论认为对患者没有任何合理的可替代性治疗方案；5）与至少一个以上的中立的医生进行会诊，该医生诊断患者病情后得出与主治医生同样的判断；6）以医学上适当的方式结束生命；7）医生及时上报安乐死情况，接受地方评估委员会的审查。

　　“如果必死无疑，痛苦不堪，本人自愿，家属同意，刑法为什么还要去干预安乐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作富教授一语中的，有着严格制度保障的安乐死应该大行其道。的确，将安乐死视为一个技术问题，就很容易化解目前争辩双方之间的矛盾。因为不管是赞同安乐死，还是怀疑乃至否定安乐死，其目的都是为了尊重生命权，保障个人的生命不被草率结束。如果安乐死能够具备一套令人信服的、严格的实施制度，那么有关安乐死的一切问题也许不再是一个问题。

　　相关链接：

　　1986年，在我国发生的蒲连升对患者夏素文注射冬眠灵一案中，汉中市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蒲连升的行为属于故意剥夺公民生命权利的行为，但注射冬眠灵只是促进了夏素文的死亡，而不是直接导致其死亡，夏素文的直接死因是肝性脑病、严重肝肾功能衰竭等原因，遂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宣告被告人蒲连升无罪。

　　但是，后来在河南出现的妻子用农药毒死罹患晚期肝癌而痛苦不堪的丈夫，上海67岁的儿子用电击结束因患脑溢血而瘫痪多年、仅靠输液维持生命的92岁老母等案件中，行为人皆因故意杀人而被判处有期徒刑。正义网-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