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台海破冰之旅：20年前两岸新闻人首次合作

　　揭秘台海破冰之旅：20年前两岸新闻人首次合作

　　20年前的9月14日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抢跑”，到大陆进行了两岸分隔38年之后的第一次新闻采访，轰动一时。

　　当年的中共决策层，面对不期而至的来自台湾民间媒体的采访要求，从促进台海交流、增进双方了解的大局出发，以乐观其成的心态和开放自信的姿态，给予了充分的配合和帮助，并明确指示：“自由采访。

台湾记者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满足，开放。”

　　在这样宽松的氛围中完成破冰采访之旅的两位记者日后回述道：“亲眼看到真实的大陆之后，不禁令我们感到过去几十年中，台湾当局所做的反共宣传是多么的僵化。”而他们的报道，经过大陆《参考消息》的转载，让平时看惯了大陆记者文风的读者们，闻到一股新鲜之风。

　　《自立晚报》抢先大陆行促使蒋经国加快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案的实施。自此，“台湾社会要求与大陆交流的力量，如万马奔腾，沛然莫不能御。”台湾老兵返大陆探亲、台商投资大陆、汪辜会谈达成“九二共识”、“江八点”提出、连宋络绎访问大陆?事实证明，尽管20年来两岸关系中有着这样那样的挫折和不和谐音，但由两岸新闻交流开启的台海民间交流之路越走越宽，日益成为保障台海和平的稳定器和促进两岸共同发展的推进器。

　　20年回眸，如何进一步发挥两岸媒体在促进台海和平互动中的角色，值得两岸同仁深思。

　　仅以此文纪念2007年中国记者节。

　　20年前，两岸合力推开那扇门

　　事后，《自立晚报》的总编辑陈国祥曾说，是“我们创造了历史”。负责接待工作、时任中国新闻社港台部主任的陈佐洱则评价说，应该说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 本刊记者/黄艾禾 黄少华 吕振亚(发自北京、台北、温哥华)

　　“过去20年，祖国大陆继续快速发展，我真希望他们(李永得和徐璐)再来看看。我们可以在更加开放的环境里面，来回首往事，重叙旧谊。”11月12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佐洱(时任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长兼总社港台部主任)，回顾当年接待李永得和徐璐两位台湾记者的情形时，对本刊记者说。

　　那是一次吸引了全球新闻媒体目光的访问。在相互隔绝了38年之后，海峡两岸的新闻人终于面对面握手了。

　　20年之后，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陈佐洱用“令人欣慰”来为参与了这次事件作总结。对于国家历史来说，20年的时间不算长；而对于个人，20年时间已经足以改变一代人的命运。

　　《自立晚报》“一马当先”

　　1987年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10年。这一年的8月27日，新华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中国改革开放9年来，大体上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四个翻一番。“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可以实现。中国开始摆脱贫困状况，进入中等偏下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行列。”

　　这时的大陆，已经有了深圳、珠海等多个经济特区，但却还没有取消外汇券；已经有了诸多的个体户，但公职人员“下海”仍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城市人口还都生活在“体制内”单位里。

　　而这时的台湾，也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一年的7月15日，国民党当局宣布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体制。整个台湾岛都陷入一种兴奋之中，尤其是新闻界。当时台湾媒体纷纷猜测议论的事情之一，就是台湾当局将开放民众赴大陆的探亲旅游。台湾《自立晚报》的社长吴丰山，此时凭直觉感到两岸关系将会有一个大的改观，决定在这个时刻要抢先一步：派记者抢滩赴大陆。

　　据后来台湾媒体的报道和徐璐对本刊记者的回忆，《自立晚报》派李永得和徐璐进大陆，是从20多天前开始策划的。8 月19 日上午，吴丰山把刚接任两天总编辑的陈国祥找进他的办公室，吴丰山对陈国祥说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们可以考虑派人去大陆采访。”

　　为了“一马当先”，他们煞费苦心。最初决定是让本报的驻外记者进入大陆。后来，计划几度变更。吴、陈觉得驻外记者进去并不为奇，决定改派台北的记者。本来是想以探亲的名义派去，并指派了一名文字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后来到9月9日，吴丰山还是觉得，以探亲的名义意义不够重大，决定从台北派两名记者直接以采访的名义进入大陆。历史的机会就这样落在了李永得和徐璐身上。

　　李永得那年34岁，生于高雄，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时任报社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徐璐那年31岁，祖籍上海，台湾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任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吴丰山选他们两人的理由是：他们的“护照”都还在有效期间；李永得有政治头脑，徐璐外语能力不错，出去采访时可以和外国人周旋。“在决定行动前，社长吴丰山曾很慎重地把采访行动对报社，及对参与采访的记者可能遭遇的风险都做了详细说明。同时，也多次要求我们要慎重考虑。”徐璐回忆说。

　　选择东京而不是香港作为进入大陆的中介站，吴丰山的考虑是：在香港办赴大陆签证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嫌太慢；去东京办签证，不但手续简便，而且，依据吴丰山的判断，中共驻日机构会提供最大的方便。

　　9月11日，李永得和徐璐从台北出发。吴丰山亲自护送到机场，为的是万一发生不测事件，当场就能拍板处理。中午11点25分，吴丰山到达中正机场后给陈国祥打电话：“事情进行顺利，开始准备作业。”陈国祥即把编辑主任带到平日无人的发行人办公室里，开始编辑版面。当天下午2点半，《自立晚报》第三版登出由陈国祥亲自写的李徐二人将到大陆采访的新闻稿，而此时，他们两人已经离开了台北——此前，整个计划只有吴丰山、陈国祥和两位记者知道。

　　据徐璐向本刊记者透露，他们走后不久，吴丰山就与国民党某高层碰面，经他将记者赴大陆的消息向蒋经国报告，发现蒋经国没有动怒，也没有要办人的意思，于是那位高层告诉吴丰山应该事无大碍，但必须妥善处理，意即报道要客观且不涉政治。

　　9月11日当晚8时，李永得和徐璐二人抵达东京的成田机场，放下行李马上乘地铁直奔中国大使馆，表达想赴大陆的意愿。但由于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值班人员表示无法做主，希望他们明日再联络。

　　9月12日，李、徐二人再赴中国大使馆表达意愿，并传递了吴丰山亲自制定的“民间对民间，记者在大陆时不接受官方招待、不与官方接触等原则”。然后，是等待消息。这一天，对他们两人度日如年。为避免过多在东京街头露面横生枝节，他们干脆钻进一家电影院，看了一场有关“末代皇帝”溥仪后半生的电影。只过一天，9月13日，中国大使馆便通知二位记者：采访行动已获批准，他们马上可以得到签证。

　　“等你们38年了”

　　“能够这么快批下来，实际上是中央最高领导层拍了板。”陈佐洱对本刊记者说。当时是中共中央对台办在主持这项工作，他们接到驻日使馆的信息，马上上报，而最高的决策者，就是邓小平。当时台办建议说，《自立晚报》是台湾的民间报纸，以民间对民间的形式，最好由也是民间性质的中国新闻社来出面接待。

　　当时任中国新闻社驻美国分社社长的诸有钧记得，就在李永得和徐璐到达东京的那一两天，他接到了他在纽约的台湾记者朋友打来的电话，告知李、徐希望进入大陆采访的信息。诸有钧当即明白事情重大，马上向北京的总社进行了汇报。

　　与此同时，当时任中国新闻社总编辑的王瑾希也接到中新社日本分社社长杨国光从东京打来的电话，报告台湾《自立晚报》的两名记者想来大陆采访的信息。她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时她马上和当时的中新社社长王士谷商量，认为当时两岸尚无直接交流，如果能成行，从各方面看都算得上是个突破。因此，中新社将此事向上面主管领导、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晖作了汇报，得到了积极的支持。

　　9月13日，时任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长兼总社港澳台部主任的陈佐洱，被王士谷叫到了办公室。王士谷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中央对此次台湾记者要来大陆采访很重视，此项工作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直接负责。他要陈佐洱作为中新社的代表，带几名助手来接待李永得和徐璐。而具体指导他的工作的，是中央对台办的主任杨斯德和乐美真。公安部的一位张姓处长与他配合，一起负责两位台湾记者在大陆的采访活动和人身安全。

　　陈佐洱记得，杨斯德和乐美真向他详细交待了注意事项，面授机宜。他牢牢记下了两条接待方针：一是自由采访。台湾记者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满足，开放；二是确保安全。“要防止台湾特务制造事端嫁祸于人。”陈佐洱解释说。

　　9月14日下午3点50分，李永得、徐璐在日本东京登上了中国民航的CA930航班，途经上海，飞往北京。航空公司专门给他们升坐头等舱，两位记者基于避免困扰的考虑接受了。这时，两位台湾记者赴大陆采访的消息已经传遍全球，在头等舱里，就有两位“老外”专门和他们握手。

　　陈佐洱和张处长于当日下午赶往首都机场迎接。但飞机晚点了。晚点的原因，是为确保机上旅客安全，飞机在上海机场多做了一次客货安检，结果在15日凌晨的0点56分飞机才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李永得和徐璐下了飞机，对迎接的人们说道：“让你们久等了。”陈佐洱此时脱口而出：“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

　　这句话，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两位台湾记者在他们的第一篇报道中称这句话是“统战语言”，它被世界上多家通讯社援引，登在许多报刊的显著位置上。其实，陈佐洱后来回忆说，当时他说的时候并未深思熟虑，但确实是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渴望与台湾同行相见，在机场苦等了好几个小时，那种焦虑和期待可以想见。”陈佐洱说。

　　其实，当时李永得和徐璐在机场说的话也很“统战”——李永得说：“我们终于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啊！”徐璐说的是：“其实路程很近，但周折了快40年！”

　　对于久居福建的陈佐洱，台湾人并不陌生。平日里他见过许多台湾人，并不觉得眼前两位台湾记者有什么不同。而对于李永得和徐璐，这却是他们生平头一次到达“匪区”。徐璐对本刊记者回忆说，由于受台湾当局教育的背景，她当时在未出海关前，看到穿制服的公安(武警)吓一跳，心说“哦，共匪”。★

　　(本刊实习生胡苏敏对本文亦有贡献)

　　第一次亲密接触：以开放的姿态

　　李永得和徐璐回到台湾后一个月，11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

　　★ 本刊记者/黄艾禾 黄少华 吕振亚(发自北京、台北、温哥华)

　　在送李永得和徐璐前往他们下榻的长城饭店的路上，陈佐洱向两位台湾记者诚恳表态：在祖国大陆准备采访什么？有什么要求？我会尽一切努力来协助。而对李永得和徐璐来说，出发前吴丰山曾对他们说，“只要进入大陆就是成功”，因此事前的采访计划并不周详，大致列了北京、南京、广州、上海、杭州等几个地方。到了东京，李永得灵机一动又想去福建沿海，认为要了解台湾人回大陆探亲观光的情况，一定要去那里看看。后来李、徐二人还是给陈佐洱列出了一个大致计划和准备在北京采访的名单。

　　“要开放，要实事求是”

　　陈佐洱从宾馆返回到家中时，天已破晓。他顾不上休息，马上邀请他的助手和同事们一起帮他找名单上人的联络方式。“那是在调动整个中新社的资源帮他们采访啊！”陈佐洱说。

　　这是一种奇特的采访联络。原本新闻记者应该自己寻找自己联络的这些线索，都由中新社的记者们帮着做了。陈佐洱的解释是：“由于他们来自台湾，又是第一次踏上大陆，为减少无谓的不便和误会，中新社是乐意帮忙的。”

　　当天晚上，当陈佐洱把一份初拟的日程表及那些采访对象的电话、地址告诉李永得和徐璐时，他看得出，二位记者流露出的欣佩和感激。

　　在这份名单中，列有张春男、王锡爵、陈鼓应、黄顺兴、李大维等从台湾过来的“叛逃者”的名字，甚至还包括当时的敏感人物方励之。所有的人，根据“台湾记者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满足”的原则，都只负责联络，不陪同采访。这一点，连方励之和他当时所属的中国科学院都很惊讶。当陈佐洱在电话里询问，可不可以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台湾记者时，方励之还反复地问：“啊？你不陪来啊？”

　　后来，李、徐二位又到了杭州、广州、深圳和厦门采访。陈佐洱说，两位记者恐怕不知道，他们要去的每一个城市，我和张处长都会比他们提前一两天到达，把中央对台办的精神贯彻下去。在广州的时候，他们住在花园饭店，当时门口都围了很多人，大家都想看看他们，我也挤到人群中间去看过他们。“每到一站，就要召开当地有省委宣传部、对外宣传部门、中新社、公安厅啦、安全厅等部门的联席会议，我和老张两个人讲，我讲接待，老张讲保卫注意的事项。一直讲到最后一站厦门。”

　　“当时心情很紧张的。”陈佐洱说。紧张不仅仅是怕出意外，还有——怕作假。“当时改革开放还不太久，有些地方、部门还比较保守，说不定哪个单位生怕被台湾记者抓到什么污点、阴暗面，而好事办了坏事。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跟他们讲：要开放，要实事求是。”

　　两岸中国人之间：交融与隔膜

　　作为两名职业记者，李永得和徐璐此行采访最深的感受之一是，他们俩本身变成了最抢眼的采访对象。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有大批中外记者追踪，他们称在大陆的14天，是在“天罗地网中采访”。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他们对记者表达感受：“北京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城市。”李永得说，最初看见那些高级的饭店时，感到很意外，想不到有那样高的水准，但当走出饭店，看到普通人民的生活时，总觉得有一段距离。“道两旁是一排排不加任何装饰的商店，这些商店出售最老式的商品和服装。”他们后来在报道里这样描述北京：“满街的脚踏车、古老破旧的店铺，穿着灰朴、表情平淡的老百姓。”

　　这样的描述，经过大陆《参考消息》的转载，让平时看惯了大陆记者文风的读者们，闻到一股新鲜之风。不过，隐隐地，也让人们读出一种“漠然又逼人”的心态。

　　时隔20年，王谨希回忆说：“他们确实也没说什么大陆的好话。甚至可以说，他们二人开始是瞧不起大陆的。在北京逛夜市时，看到不少物品都标有‘台湾制造’，李、徐二人显得很得意——由于当时两岸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现实差距，两位台湾记者对所见所闻的反应是正常的。”

　　后来，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李永得说出当时心中的疑虑：在大陆，他们出外采访，常有很多内地记者相随，明谓是采访他们，但采访的内容并不见报，而且他们的所有活动，均由这些所谓记者的人全录了像。

　　陈佐洱清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在饭店门口，两位台湾记者伸手叫出租。但是过来的第一辆出租车，他们却没上，而是又多走几步上了第二辆。可能是他们怕第一辆出租是安排好的“特别出租”。

　　9月19日，李永得和徐璐离开北京前往杭州。在那里，他们游览了原先只是在书上见到的西湖，徐璐还见到了她的姨母和表弟，徐璐与姨母抱头大哭。次日，他们到达广州，他们逛商店，与市民交谈，在路边餐厅吃饭，参观并采访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黄埔军校旧址和孙中山故居。在医院，他们被一位医生认出，说，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的照片了，欢迎你们！而在孙中山故居，他们见到故居陈列馆的负责人及一批当地记者已等在门口。李永得很奇怪地问: 你们为什么会知道我们到来? 一位负责人笑着说: 我们猜想你们一定会来的。

　　四天以后，李、徐二人又赴深圳和厦门。在深圳，他们看了海关大楼出入境检查关口、中英街等，在厦门，他们采访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并采访了东山的“寡妇村”——当年，这个村的大部分男子都跟着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

　　对厦大的台湾研究所，二位记者的评价是：研究所的教授对台湾的历史地理情况很熟悉，研究得很细，连两位记者不知道的地理资料，他们都很清楚；但对台湾近期的发展与实况，则了解不足。

　　还是在北京的时候，李永得就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来到大陆，他们“一点儿也没感到自己是外国人，强烈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点，到了厦门以后感觉就分外强烈。当他们在厦门看到一些与台湾乡村一模一样的四合院建筑，以及几乎相同的闽南语，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条源远流长的脐带。晚上，李永得和徐璐到街上逛了很久，沿路看到许多小吃店，连用来放熟食的木架玻璃框白瓷砖“流理台”都一样， 卖的东西也一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真的有了一种仿佛置身于台湾某条古老的街上的幻觉。”

　　两位记者在日后写的书中这样叙述道：“亲眼看到真实的大陆之后，不禁令我们感到过去几十年中，台湾当局所做的反共宣传是多么僵化。就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准而言，大陆确实仍是落后的，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对它的试图改革视若无睹……”

　　“我们创造了历史”

　　李永得与徐璐赴大陆采访的事件，深刻震动了台湾。据台湾媒体报道，当时，在台北的酒馆里，甚至出现了一种“返乡酒拳”，叫做“一国，两制，三通，四流，六万( 旅费)，七天( 签证)，八件( 三大五小礼物)，九别( 重逢)， 十全( 全家团圆)。”

　　而反响最强烈的，还是台湾的新闻界。据香港媒体当时援引一家英文媒体的消息称，台湾许多报社的记者，纷纷以“度假”或“工作”的名义，前往一些亚洲国家，一俟禁令解除就进入大陆采访。这批记者大部分都到了日本。

　　这给台湾当局极大压力。9月27日，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发表声明，指《自立晚报》及李徐两记者“以不实之文书欺骗本局申请出国”已违反法令, 决定两年内停止受理该报及其人员“出国”申请，并将此案有关人员移请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侦办。

　　而吴丰山则表示，对当局将用刑法指控他们表示失望， 他说：“这太过分了，我们是无辜的，我将接受任何公正的处罚，但是我将聘请最好的律师为我辩护，我决心同任何不公正的处罚作斗争。”

　　而实际上台湾当局对此事的处理是外紧内松。“当我们从东京飞抵北京之后，国民党中常会上曾有中常委要求关掉《自立晚报》，但是反对关掉报社的改革派的力量和声音(包括当时《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也都反对关闭报社)仍压过了极少数的保守派的声音。”徐璐回忆说。

　　而在大陆这边，陈佐洱也隐隐感觉到了压力。自从那句“等你们38年了”出口，各种反应都来了。有人说，这是中新社专稿语言啊，又有人说，这句话没有立场——38年都在等台湾人？后来据说还是小平同志拍板，称这句话“讲得好！”陈佐洱悬在半空的心才落了下来。

　　事实上，两位台湾记者回到台湾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各界声援的函电像雪片般飞来。许多国民党“改革派”的高层，私下吃饭时，都对他们表示支持。徐璐说:“在起诉过程，我们和一些国民党改革派的官员吃饭，他们都对这个起诉毫不当真。当时任司法院长的林洋港先生在一次饭局中说，‘好吧！如果你们真的被关，我就天天送啤酒进去给你们喝。’”《自立晚报》聘请了有6位名律师的辩护团应战，最后打赢了官司，“处罚”不了了之。

　　而在大陆，接待台湾记者任务完成后，有关领导特地组织了一个包括中宣部、对台办等领导在内、有40几个部委参加的座谈会，专门听取中新社社长王士谷和陈佐洱的汇报。

　　事后，《自立晚报》的总编辑陈国祥曾说，是“我们创造了历史”。陈佐洱则评价说，应该说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就在李永得和徐璐回到台湾后一个月，11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开放当天，就有2000多人办理了赴大陆探亲的证件。

　　台海两岸民间正式交流的大门，从此打开了。★

　　走过二十年

　　——两岸新闻交流回眸一瞥

　　二十年来，两岸新闻界人士为沟通情况、消除隔阂、增进了解、融洽感情，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 文/ 李维一

　　屈指算来，两岸新闻交流已走过20个年头。在这20年的时间里，和两岸之间其他领域的交流一样，两岸新闻交流经历了由小到大、由浅渐深的发展过程。到今天，两岸新闻交流与合作的频繁、密切程度，远非20年之前所能想象。两岸新闻交流对于增进两岸同胞彼此的了解与沟通、对于推进两岸交流和两岸关系的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促进作用，是两岸同胞有目共睹的。

　　在两岸交流开放之初，两岸同胞主要通过两岸媒体的报道了解隔绝38年后的彼此情况。两岸交流发展至今日益密切，两岸媒体在及时、广泛深入地沟通两岸的重要作用仍是无法替代的，这在两岸交往重大事项信息的传布方面尤为突出，如1993年4月的汪辜会谈、2003年两岸春节包机首航、2005年4、5月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生分别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邀请率团来大陆访问，两岸记者均在现场第一时间发出报道，向两岸同胞、向世人及时提供了解两岸关系重大事项的完备资讯。而连战主席、宋楚瑜主席来访时近百名台湾记者随行的空前规模、两岸媒体进行现场实时直播报道的成功合作，都已作为历史见证存入两岸关系发展的时空记忆。

　　对于两岸新闻交流，我们有关主管部门一贯持以积极促进的立场。1987年9月，台湾《自立晚报》两位记者绕道来大陆采访，大陆有关方面给予了热情接待。11月1日，全国记协负责人受国务院办公厅委托发表谈话，欢迎台湾记者来大陆采访交流，正式开启了两岸新闻交流的大门。作为两岸新闻交流事务的主管部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1996年率先批准台湾媒体在大陆驻点采访，迄今累计批准12家台湾媒体(联合报、中国时报、明日报、中央通讯社、中国广播公司、无线卫星电视台、东森电视台、中天电视台、年代电视台、真相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三立电视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广东驻点采访，因台湾媒体自身原因，目前在大陆共有八家台湾媒体驻点采访。为进一步方便台湾记者在大陆持续、深入采访报道，从2005年9月起，国台办将台湾记者在大陆驻点采访时间由每次一个月延长为三个月。同时呼吁早日实现两岸媒体互设常驻机构。

　　祖国大陆地域辽阔，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新闻资源丰富。为满足台湾媒体报道需求，国台办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每年组织多种形式的新闻采访交流活动。其中国台办与全国记协每年一次的两岸记者联合采访，延续9届，已成为两岸新闻交流品牌。通过采访活动，台湾记者北达内蒙草场，南至云贵高原，东临长江之滨，西抵雪域高原，兼及中原腹地，大陆山川城乡留下了台湾记者采访的深浅履痕。同时在台湾当局重重设限情况下，大陆媒体在台湾新闻团体帮助下，积极争取机会赴台湾采访。截至去年底，台湾记者来大陆采访累计达13800余人次，大陆记者赴台采访700多人次。对于大陆主管部门一贯秉持的积极开放立场，特别是对中共十七大在为境外记者采访服务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更为自信和开放的胸襟，台湾记者普遍给予肯定。反观自我标榜“民主”“自由”的台湾当局，对于两岸新闻交流则是阻挠远多于开放，掣肘远大于支持。其“经典”之作便是2005年4月，出于政治目的而以莫须有借口粗暴地中止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赴台驻点采访。这种损害新闻媒体权益、开两岸新闻交流倒车的行径，理所当然受到两岸新闻界同声谴责。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两岸同胞要加强交往，加强经济文化交流，继续拓展领域、提高层次，推动直接‘三通’，使彼此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二十年来，两岸新闻界人士为沟通情况、消除隔阂、增进了解、融洽感情，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真诚希望两岸新闻工作者再接再厉，继续携手合作，为促进两岸交流进一步深入发展，为促使两岸同胞感情更加融洽、合作更为深化，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再做新贡献。★

　　(作者为国务院台办新闻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