沱沱河干枯的河床裸露着，全长1389.6米的长江源特大桥横跨河上，原来可以游泳的河段已经干涸露底。

两个藏族小伙子坐在干裂的河床上，长江源头支流之一的楚玛尔河段已经断流。

黄河源头草场退化严重，随处可见的老鼠洞大得可以插下啤酒瓶。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都市报

　　荒漠化威胁三江源

　　干旱、鼠患频袭，长江黄河源头地区环境正迅速恶化，生态建设的年均资金缺口将达22.6亿元－33.4亿元。科研环保滞后，生态退化真相仍不明了

　　中国水危机之⑥源头告急

　　7月，雨季，沱沱河干枯的河床上一条黄毛狗在奔跑，不见宽广河面，不见奔腾的河水，大地被烈日灼烤，裸露的河滩将水流分成几股向东远去。全长1389.6米的长江源特大桥横跨河上，桥北是江泽民题词的“长江源环保纪念碑”，桥南一块警示牌字迹清晰，上面写着：“水深危险，严禁下河。”

　　“沱沱河快没水了。”在沱沱河镇开餐馆20年，马老板从来没见过河水这么少。去年暖冬，几乎无雪，到了今年盛夏，虽然雨水比往年多，但是一落下来就渗入地下，形不成地面水流。“往年水最大的时候，河水可以漫过公路桥啊！”马老板面带忧郁，他担心长江正源沱沱河像不远处的雅玛尔河一样——断流。

　　干旱正在高原上蔓延，马老板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从可可西里到各拉丹东，从当曲沼泽到巴颜喀拉山，河流一条接一条地干涸，湖泊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冰川退缩，雪线上升，草原变成了荒漠，鼠类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连片的沙漠吞噬着大地。最新统计表明，近十年来，青海的湿地水域总面积比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下降了21.4％，达68.34万公顷。素有“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正迅速恶化，长江黄河之源面临一场深刻的危机。

　　“中华水塔”三江源

　　三江源地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200米(一说为4800米)。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的发源地，长江水量的25％、黄河水量的49％、澜沧江水量的15％都来自这一地区，被誉为“中华水塔”。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天然湿地和生物多样性分布区之一，是我国最主要的水源地和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近年来，这里的生态环境已十分脆弱。

　　草场退化 鼠类猖獗

　　水草丰美的景象已成为记忆。鼠类像癌细胞一般在草原上扩散，越演越烈。鼠虫害困扰着青海全省

　　屋外，寒风凛冽，鼠兔在啃噬草根；屋内，火炉里燃烧的牛粪噼噼啪啪作响，火光映红了宏伟的脸庞。“我们不养羊了。”宏伟说，“羊啃草啃得厉害。草场一年不如一年，过去草高过膝盖，如今不到一指高，周围原有的十几户都搬走了。”在约古宗列放牧20多年，一家人的生活全部依靠草原，小女儿就在10多公里外的“黄河源头第一小学”念书，宏伟不愿搬走，但他又无法漠视一天天变小的河水，时常为将来的生计发愁。

　　宏伟的家到源头骑摩托仅半小时车程，这里地属青海曲麻莱县麻多乡(麻多在藏语中是“黄河上游”之意)，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气候恶劣，人烟稀少，2001年被规划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约古宗列湿地保护区”。

　　夏季，前往源头的路并不平坦，车子在泥地中艰难行进，紧随一场大雨的是一场冰雹，再往高处走，蚕豆大的雹子又变成片片雪花，而此时，东部平原地区的居民们正在30多度的高温中大汗淋漓。从前在这里骑马草可以打到马镫，如今水草丰美的景象已成为记忆，大面积的草场退化成裸地，当地人称“黑土滩”。成群结队的藏野驴和野牦牛再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窜来窜去的鼠兔。

　　鼠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像癌细胞一般在草原上扩散，越演越烈，人鼠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今天。

　　黄河源石碑周围鼠洞遍布，一条溪流宛如白色哈达从洞穴间穿过流下山去，很难相信从这里流淌出的是五千年的文明。

　　牧民们对这些破坏者恨之入骨，因为它们不仅啃食草根，而且掘洞翻土造穴，优质的草场很快寸草不生。据2004年的统计，整个曲麻莱县的鼠虫害面积达到1332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8％，平均每亩土地的有效洞口达29.4个。鼠虫害困扰着青海全省，近15年来平均每年发生面积为545万公顷，其中成灾面积达350万公顷。约古宗列盆地是鼠害的重灾区。

　　图桑，魁梧的东巴汉子，据说是麻多乡最好的司机，每年要开车载人到源头十多次，他对鼠兔顽强的生命力印象深刻，“灭了又生，生了又灭，灭鼠的规模赶不上它们繁殖的速度”。

　　至今，曲麻莱县在灭鼠这一项目上已经花费了1138万元，但效果并不显著。天空中的鹰，原野上的狼以及草中的蛇都是鼠的天敌，在大面积使用化学灭鼠药剂之后，它们的数量大为减少。长江源头的唐古拉山乡，人们现在已经看不到站在电线杆上的老鹰，当地人意识到鼠药的副作用，已经开始转向采用生物灭鼠——在草场上设置鹰架，但这种方法的成效还有待观察。

　　“老鼠们已经上山了！”曲麻莱县委书记仁青才仁在一次会议上对干部们说。过去，鼠类仅在平地上活动，而今，平地上的草已被吃光了，气候变暖，山上没有从前寒冷，它们于是往高处侵袭。

　　仁青书记一直想寻找更科学更有效的办法灭鼠，他认为目前的做法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比如旱獭的皮毛就很值钱，可以利用这一点调动牧民的积极性，他甚至提出捕活鼠运往广东，因为那里的人爱吃野生动物。

　　县畜牧林业局局长才仁宫保对灭鼠有自己的认识：“治理黑土滩，灭虫灭鼠，不如人工降雨，关键还是缺水。”沼泽草场原来是没有鼠类的，现在干旱后，也时常发生鼠害。在才仁宫保的记忆中，1996年是雨水最多的一年，那年的鼠害也最小。他分析，“雨水将老鼠淹死了，鼠类繁殖受到抑制”，相反，“越干旱，老鼠越猖獗，土壤盐碱化越严重”。“气候变暖才是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他说。

　　尽管目前对三江源地区生态退化的主因还存在争议，但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天气越来越热。

　　“中华水塔”在荒漠化？

　　气候变暖使高原冰川消融加快，“这是很危险的信号。”一个个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们连续3年冒着生命危险，在长江源头冰川打桩做标记，测量冰川退缩的准确数据

　　今年，美国前任副总统戈尔导演的一部关于全球变暖的影片夺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该片名为《难以忽视的真相》。但当气候变暖从预言变为现实、科学家们把目光投向南极、北极时，他们却忽视了“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的真相。

　　近年来，曲麻莱县居民明显感到气候发生了变化，每个月的气温都要比1971－2000年的平均值偏高1℃左右。温度偏高，地面不会长时间积雪，过去在三四月份常常遭遇的雪灾，如今很少出现。曲麻莱曾以风大出名，民间流传“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现在仅在春季吹上十多天。

　　据曲麻莱气象局的监测，2006年7月23日，该县出现了一个极端气候事件，当日气温高达24.9℃。尕才局长在这个冷季长达9个月，年均气温仅－2.4℃的县上工作了21年，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接下来的25天，天空中没有落下一滴雨水，牧草在仲夏提前荒芜。

　　40多年来，三江源地区年平均气温总体上呈显著的上升趋势，累计上升了1.2℃，其中黄河源区升幅最大，上升的速率可达每10年0.42℃。长江源沱沱河镇居民对气候变暖也感觉明显，根据沱沱河气象站的资料，2001年7月，当地的平均气温为9.1℃，而到2006年7月，平均气温则升高到10.3℃。天气热了起来，人们惊奇地发现，镇上的姑娘竟然穿起了裙子，此前这一直被认为是夏季平原才有的风景。

　　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最敏感的一块皮肤，中国8成以上的冰川盘踞于此，随着气温的逐年升高它们正在快速消失。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蒲健辰等专家在2004年的一项报告中指出，近百年来，青藏高原的冰川虽然出现过两次退缩减缓甚至小前进阶段，但总过程仍呈明显退缩趋势，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快速增温，使高原冰川末端在近几十年快速退缩。

　　大胡子杨欣与他创办的民间环保NGO绿色江河，曾在青藏公路旁建立了赫赫有名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目前他们正展开一项官方科研机构未曾想过的工作，在长江源头冰川打桩做标记，测量冰川退缩的准确数据。就这样，一个个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们冒着生命危险，连续3年到母亲河第一滴河水流出的地方立标，想借此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江源地区的生态。

　　“以我们的实力，只能做5年。”杨欣表示，最后他们将会有一个详细的报告。

　　杨欣对长江的关注起源于20年前。1986年6月，全世界球迷正为墨西哥世界杯狂欢，一群中国青年却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沱沱河，令他们热血沸腾的不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而是完成人类历史上的壮举——漂流总落差5400多米的长江。这一年，共有3支探险队到达了长江入海口，10名队员献出了生命。

　　小资情调弥漫的今天，长漂似乎已成为一个过时的符号，与那个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一同走远。但当年的科考探险为今后的生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重要的是这一激进行动引发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使革命年代一贯坚持的征服自然的理念受到质疑。当年的长漂队员，有多人之后都从大自然的挑战者变为她的守护人，杨欣就是其中之一。

　　与昔日的队友杨欣不同，地质学者杨勇没有任何组织，他是一名体制外的专业环保人士，但又挂着一个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头衔。和杨欣一样感触甚深的是，杨勇20年后再回到长江源头冰川时，被正在发生的一切震惊。

　　杨欣到冰川打桩，每年都会路过距源头两公里处的沱沱河，第一年从冰面上过去，第二年车把冰压塌，第三年彻底没冰了；而杨勇2006年夏季到达姜古迪如冰川时发现，与20年前的照片对比，冰川退缩了二三百米，而冰舌前端的冰塔林几乎完全消失。

　　“冰川消融加快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杨勇认为，不仅长江正源沱沱河，而且南源当曲也主要靠唐古拉山的冰川融水滋养。他预测：照此下去，江源水系的分布格局可能会改变，甚至令源区河流失去补给，导致“中华水塔”走向荒漠，最终形成与可可西里荒漠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罗布泊戈壁相连的干旱区和沙漠带。

　　生态移民的苦恼

　　373户牧民从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草原搬到海拔2700多米的现代城市，千百年传袭下来的生活习惯突然改变

　　格尔木市郊，青藏公路两旁，一排排整齐的藏式平房列队站开，来自黄河源曲麻莱县和长江源唐古拉山乡的373户生态移民居住在这里，这是三江源保护工程的浓重一笔。整个移民项目计划投资6.31亿元，保护区1／4的人口(约17.5万人)将迁出，牲畜减少1／3。从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草原搬到海拔2700多米的现代城市，牧民们千百年传袭下来的生活习惯突然改变。

　　移民村里常能见到藏民们将沉重的液化气罐往家里搬，一罐70多元是笔不小的开销，冬天则要以每吨360元的价钱买煤取暖，而在草原上他们使用的是免费的燃料——牛粪。

　　“这里吃肉、吃奶、吃酥油都要花钱，原来都是自家产的。”尕才仁去年8月份搬到这里，他觉得国家给的每户每月500元补助远远不够，“一家一口人是500元，十几口也是500元。这点钱仅够我们买蔬菜和粮食。”

　　移民村管委会主任南夏也为村民的生计发愁，积极想办法让他们出去打工。“但是我们的人劳动技能太差，到工地上，原本一个人的活三个人都顶不上。而且很多人汉话说不好，交流成问题，女人则多数连听都听不懂。”如今管委会想了一个办法，在办公楼下开了一个小工厂，搞起“特色产业”。他们请老师培训村民雕刻嘛呢石，然后作为旅游商品卖给游客，据说将在青藏铁路的火车上销售。

　　过惯牧区生活来到城市，要学习的事情很多，包括卫生习惯。虽然家里有厕所，但是一些村民依然到屋外方便。唐古拉山乡的一些移民无法适应城市生活，最终又跑回了牧场替亲戚打工。

　　尕才仁是曲麻河乡多秀村小学的民办教师，搬进新房不到一年，家里墙壁就出现了裂缝。他说，移民村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特别是自来水，一天只能接两次。“国家的政策好是好，但执行政策的人不是很好。只要生活没有压力，城市里还是不错的。”尕老师最看重的是教育，家中3个孩子都在移民村的小学念书。他说很多人都是为了孩子读书才搬下来。妻子旦珍措却怀恋草原上的日子，尤其是夏天，青草长出来了，花儿开了，而现在奶子吃不上，移民村周围都是荒漠。

　　争论和忧虑

　　对三江源的生态状况存在着不同声音。有环保者对藏民生活的改变感到忧虑：青藏铁路开通后，“便利的交通带来大量廉价商品和垃圾，有现代消费方式却没有现代的管理方式，每个人都成了污染源”

　　一条从曲麻莱到不冻泉的三级公路正在修建中，它的通车可能会改变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命运，因为其穿越的是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站在离不冻泉不远的大桥上，流过桥下的楚玛尔河使人震撼，由于流经之地广布红色砂岩，晴空碧霄之下，河水像鲜血一般在苍茫大地上铺开，天边是雪白的昆仑山。靠近河岸的河床大面积裸露、干裂，如同血迹，十分扎眼。牧民说水量一年不如一年。

　　楚玛尔河发源于可可西里，是长江的北源，它与正源沱沱河及南源当曲一起最终都汇入通天河。目前关于长江源头生态环境的研究存在多项空白，而楚玛尔河与当曲的资料更是少得可怜。在2006年的科考中，杨勇看到的楚玛尔河源区是一片沙漠戈壁，一个个浅水湖被沙地包围，在阳光下闪烁，湖的四周凝结起盐壳。受黄沙侵袭的还有沱沱河，甚至连水量最大的当曲，河口也出现了沙漠条带。

　　杨勇的所见并没有受到广泛认同，目前对三江源的生态状况存在着另一种声音。最近有媒体称，三江源地区的草原鼠害已得到初步遏制，天然草场的压力减轻，草地植被覆盖度增加，已经呈现恢复态势。更可喜的报道称，“千湖之县”的玛多，前些年4000多个湖泊有半数以上干涸，但近两年至少有两成以上干涸的湖泊又恢复了旧貌。而这些全都得益于自2003年以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关于三江源草场生态恶化的成因，气候变化加人为破坏共同使然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但就自然是主因还是人为是主因却存在着分歧，其中过度放牧现象在多大范围及多大程度上影响生态环境更是没有统一的说法。

　　“牧民们将草原还给大自然，当他们一年后回去一看，竟然认不出自己的草场了，生态恢复得很快。”曲麻莱的一名干部这样描述生态移民的成效，但并不是每个移民都有这样的经历。“鼠害依然严重，草场变化不大。”尕才仁老师说。

　　“青藏高原气候的局部性很大，光是一个(放牧)过载说明不了问题。”在沱沱河水文站工作了15年的余丁楷认为，当务之急是国家投资要集中在科研上，“先把原因搞清楚，再制定政策，不然保护就是盲目的。”

　　对于现行的一些生态政策能取得的效果，杨欣表示还要观望，但他对藏民生活的改变感到忧虑。20年前，青海玉树街头景象令他难忘，康巴汉子骑着高头大马，女人拿着木桶卖酸奶，而今，高头大马变成了放着音乐的摩托车，盛着酸奶的木桶也消失了踪影。“原来靠草原，现在还是靠草原。以前的生活用品100头羊就能换取，可现在有了更多的消费，100头羊已经不够了。”

　　青藏铁路开通后，源源不断运进藏区的不仅是成千上万大都市的游客，还有大都市的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传统正在淡化，“便利的交通带来大量廉价商品和垃圾，有现代消费方式却没有现代的管理方式，每个人都成了污染源。”除了过度放牧，杨欣还对高原的垃圾担心，因为广大藏区缺乏处理垃圾的意识和技术。

　　在杨勇看来，藏民世代生活于草原上，形成了一种朴素的文化，他们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找一种融入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顺应自然，“而这一切都应该基于科学的认识”。

　　采金者的破坏

　　青海省社科院的报告称，在政策开禁后采挖虫草、贝母、红景天，特别是大规模的掘金是草原退化的主要人类原因。目前采挖并未完全停止

　　青海省社科院受政府委托在2006年出台了一个报告，认为人类活动是草场生态退化的主因，对人为破坏的分析，杨勇的看法与该报告一致。“不能把所有账都算在现在的牧民头上。”他说，“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对生态的破坏，如今后患依在。”

　　据《曲麻莱县畜牧志》记载：1974年全县牲畜存栏突破百万大关，跨进全省“牲畜百万县”行列。1985年是全县畜牧业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但就在该年青海遭遇特大雪灾，牲畜损失大半。1995年的大雪灾又让全省畜牧业遭遇重创，此后至今全县牲畜数量就再也没恢复到1985年之前的水平，现在全县牲畜49万多头只。而在牧民们的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是生态退化最为迅速的时期。

　　青海省社科院的报告提到，2004年三江源的牲畜数量实际上与1957年相当，且大牲畜所占比重和出栏牛羊的体重均大幅度下降，这说明单位牲畜占有草场面积增大，但消耗的草量却在减少。那么过度放牧是否减轻了或不存在呢？报告给出否定的答案。因为，草场的产草量同时也在大幅下降。

　　这一点曲麻莱的仁青书记深有感触，“过去够牛羊吃一个月的草，如今一个礼拜就没有了，牧民被迫一个礼拜搬一次家，只好把贵重物品埋在地下，做个标记，过后再取。”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未解决，既然过度放牧主要集中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为何在80年代到本世纪初牲畜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生态退化依旧加剧？报告称，在政策开禁后采挖虫草、贝母、红景天，特别是大规模的掘金是草原退化的主要人类原因。

　　上世纪末的黄河源区，采金者的帐篷连绵成营，贪婪的锄头四处挖掘，有钱的开着拖拉机运金沙，没钱的就用簸箕抬，草原变成了工地，满目疮痍。“计划经济年代，政府鼓励青海东部农民来这里采金。”仁青书记说。

　　据统计，仅1985－1987年涌进“黄河源头第一县”的采金者就有6万多人。这些外来金农吃饭睡觉都在野外，砍伐树木做饭取暖，他们不仅破坏了草场，而且破坏了林场。如今，在县城通往麻多乡的道路旁，还可以看到当年采金给大地留下的硬伤。2000年以来，青海各级政府加大了执法力度，大范围的采金基本消失。

　　“采挖并未完全停止，而且过去用的只是锄头，现在用的却是大型机械。”麻多乡乡长图才说，“在大场那边，"中加公司"挖了好几年，说是勘探，不知道挖什么，只是将石头一袋袋往格尔木运，一座山挖四五十个洞，最深的300多米，有的牲畜掉进洞里死掉了。”

　　中国珠宝网上的一条报道称，1996年－2002年，青海地质调查院在曲麻莱县大场展开金资源勘查，发现金矿体28条，测算资源量80余吨。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自2004年开始，该院与加拿大英特－赛特公司合作在大场金矿外围找矿，发现三条矿带，圈定金矿体11条，初步估算金资源量18吨。

　　牧民们说，采挖者不只“中加公司”，还有人开着悍马进入源区。“最近，他们甚至将目光瞄准了神山。”图才的眼睛中露出惊恐，“灭鼠灭鼠，最该灭的是这些人，老鼠一年啃的不如他们一天挖的多。”

　　科研滞后，真相懵然

　　“三江源正经历沧桑巨变，然而很多问题我们却懵然不知。”气候变化是不是生态退化的主因？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的一项研究与青海省社科院的报告不同

　　曲麻莱居民的印象中，县城周围有小溪在大规模采金之后溪流消失了，此后黄河源头没水喝成为了一个荒诞的事实。人们开始打井且越打越深，有井的人家每天都将水箱灌满用拖拉机拉着沿街销售，至今依然如此。每桶水5毛钱，约28市斤，而在广州，一吨自来水的价格是1.32元。最近，国家拨款250万元解决县城的吃水问题。仁青书记说，工程开工后，一些枯竭的水井又突然有水了，同时一些有水的水井又没水了。“原来80％的山谷都有水，现在80％的山谷都没水。”干旱仍是禁采后曲麻莱面临的难题。

　　青海省社科院的报告排除气候变化不是生态退化的主因，其主要根据是：自1960年以来三江源地区气温明显上升，降水量虽下降但幅度不大，气温与降水量的协调程度无明显恶化，所以气候干暖化趋势尚不十分明晰，气候变化对植物覆盖度的影响“应该不大”。

　　报告没有提到另一个重要指针——蒸发量。曲麻莱气象局的资料显示，去年的蒸发量相比30年前(1971－2000)的平均水平增加了一倍左右。而对于降水量，青海省气象台针对三江源地区1956－2006年的降水分析表明，近50年来，该地区的年降水呈减少趋势，从1990年代开始，又进入一个降水偏少期，约以每10年0.7％的速度减少。这一研究还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近50年来的年降水强度在增强，但降水的日数在减少，4－9月的无降水日数趋于增长，河流和植物生长受到影响。曲麻莱过去没有听说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而现在时有发生。

　　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的一项研究与青海省社科院的报告不同，专家通过对三江源区1982－2000年植被指数的监测与分析发现，该地区植被指数对降水的变化并不是很敏感，80年代中期以后的快速增暖使当地原生态植被不能适应越来越暖干化的气候条件，是造成近年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

　　沱沱河水文站的余丁楷对目前的一些现象感到迷惑。“冰川退缩了，可近年沱沱河水量并没减少啊！”对于今年河水少，他解释，主要是因为冬天没怎么下雪，所以这个夏天即使降水很好，河流水量却不会增多。“但现在不减少，不意味着以后不减少。现在不加大科研力度，将来如何面对？”

　　余丁楷每年都看到一队队人上源头科考，“大家一窝蜂地上来，却没有明确的分工”。在他看来，这更像“游山玩水”。一位冰川专家今年6月份刚到过长江源考察生态，被问起考察有什么成果时竟然说：“我是陪记者上去的。”

　　“三江源正经历沧桑巨变，然而很多问题我们却懵然不知。”这一点令杨勇非常焦急。“目前缺乏系统的、多学科的研究，科研没有走到前线提供足够的成果来支撑决策。”杨勇最害怕的是“错过了时机”。

　　余丁楷的看法与杨勇不谋而合，“基础性研究是迫在眉睫，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普查，但现在都没有落实，目前的监测布点不合理且手段落后。”余丁楷说，他们的关于长江源头的一些资料还是由民间人士杨欣提供的。

　　杨欣则苦笑着说：“专家们的设备比我们还落后。”

　　中下游“该做点什么”

　　青海省社科院研究人员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十一五”期间，三江源区生态建设的年均资金缺口将达22.6亿元－33.4亿元。下游省份应对源区进行生态补偿

　　“为保护三江源，我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仁青才仁的话语中带着不平。相比黄河尾的山东东营48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曲麻莱县财政收入仅180万元。“连一条藏獒的价格都没有。”东部地区近年的发展速度让这位西部腹地县委书记感慨。“为保护三江源，我们坚决避免有污染的工业项目上马，守着金矿不挖，守着虫草不挖，很多想挖的企业来联系都被拒之门外。”和全国很多地区一样，发展与保护是摆在曲麻莱县委县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作为三江源保护的受益者，仁青书记认为，长江黄河中下游的省份“应该做点什么”。

　　2005年，国家投资75亿元开始实施被称为“中国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一号工程”《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青海省社科院研究人员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称，经测算，“十一五”期间，三江源区生态建设的年均资金缺口将达22.6亿元－33.4亿元，而目前有很多项目因资金不够影响效果。文章提出，中央需要加大对三江源地区的专项补偿额，同时应仿效国外的做法，下游省份应对源区进行生态补偿。

　　住在黄河源头附近，宏伟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生态一天天恶化，问及将来的打算时，他回答：“只希望国家赶走那些挖金子的人，帮助我们消灭老鼠。”说完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而此时，离宏伟家不远的黄河源石碑顶部，雄鹰将巢筑在了上面，寒风中，一只雏鹰蜷缩在巢里瑟瑟发抖，下面的碑铭刻着：“美哉黄河，水德何长！继往开来，国运恒昌。”

　　专题统筹：南香红　喻尘

　　采写：本报记者　卢斌

　　摄影：本报记者　王昕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