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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三姐告状》的人物原型（右前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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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到下：《色，戒》剧照、《红衣坊》剧照、张柏芝扮演的周璇（左），周璇原型（右）、电影《霍元甲》海报。 |
后人告状：文艺作品改编挑战国人传统观念
民国时期，杨三姐告状的事情已成传奇，如今，杨三姐之孙告状的事也沸沸扬扬。近日，央视大剧《杨三姐告状》侵犯名誉案在北京开庭，原告认为，电视有关妓院、行贿等情节造成对其已故祖母的伤害。无独有偶，民国志士郑苹如之妹前段时间也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李安的电影《色，戒》让她去世的姐姐蒙羞。再之前，还有霍元甲的后人告状，还有林徽因的后人抗议…… 近些年来，因为影视改编历史人物所引发的类似纠纷不断，甚至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杨三姐后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南都周刊记者 谢海涛
薛晓强发现，他1984年才去世的奶奶，在剧中生活在清朝，由贫女变成了贪官之女，并被卖进了青楼。薛晓强特别气愤。“放在谁身上也承受不了，谁没有奶奶？谁没有长辈？”
2007年3月17日晚上，薛晓强早早地坐在电视旁，这一天，央视八套将在黄金时间首播新版电视连续剧《杨三姐告状》。
“奶奶从小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拉扯大”。作为杨三姐最小的孙子，薛晓强和奶奶一起生活了16年，从小听着杨三姐的故事长大：民国初年高占英将妻子杨二姐杀死，其妹杨三姐费尽周折缉拿凶手：三次告状，1918年旧历七月初二，天津高等检察厅来高狗庄开棺验尸，周围十庄八村都知道了，当天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当从杨二姐尸体中取出尖刀后，同在坟地的高占英当时就瘫痪在地……
杨三姐后人的愤怒
和乡亲们一样，薛晓强对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奶奶充满着敬意。然而，这天电视剧播出第一集后，薛晓强发现，他1984年才去世的奶奶，在剧中生活在清朝，由贫女变成了贪官之女，并被卖进了青楼。薛晓强特别气愤。“放在谁身上也承受不了，谁没有奶奶？谁没有长辈？”
在河北唐山市滦南县倴城镇双柳树村，“杨三姐告状”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1920年评剧鼻祖成兆才将其改编成评剧，从这里唱红了冀东，唱遍了东北，乃至唱响了全国，1981年同名电影风行全国。然而，新版电视连续剧《杨三姐告状》的播出在这里掀起了另一种波澜。
薛晓强发现，村里有人在窃窃私语：没想到杨三姐还有那么一段“光彩”的历史。在离家1.5公里的县城，薛晓强也听到议论：“哎呀，杨三姐还被卖到妓院？”风言风语之下，杨三姐后人30多口，开始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商量怎么办。
5月，《杨三姐告状》放到第24集时，看到杨三姐向高家索贿要3万两白银，又向官府行贿时，薛晓强感到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奶奶作为一个市县两级政协委员，这么正直的名人怎么变成了先是敲诈、后行贿的俗人？这不是糟蹋人吗？”他找到曾代理电影《霍元甲》侵权案的天津名扬长缨律师事务所，把该剧的出品单位北京北广传媒影视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停映《杨三姐告状》，公开道歉并赔精神损害抚慰金100万。“我奶奶在那么黑暗的社会下，能替她二姐申冤，这种精神鼓舞着我，我相信，人民法院会还我奶奶一个清白。”
杨三姐后人告状案经媒介披露后，在各地激起了很大反响，数十家媒体关注此事，网上多是对电视剧的声讨。一位自称“杨三姐的家乡人”的网友李楠称：我不知道编剧大人是不是跟我们家乡人有仇，我们可以忍受梁山伯祝英台练起武功拳脚，可以忍受许仙爱上青蛇，那毕竟是别人编的；我们可以忍受汉武帝爱上卓文君，荆轲爱上秦始皇的女人，顶多历史学家骂你们不尊重历史。可杨三姐招你惹你了？杨三姐告状不是人们创造出来的民间传说，是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记载的历史真相，与评剧的结合，已成为一种与当地人不可分割的文化，深深地融入民间，凭什么就让你这么糟践？
名人侵权案何其多
现实中，薛晓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名人题材的影视剧名誉侵权案，近年来像炸弹一样，一个一个地炸响：霍元甲后人怒告电影《霍元甲》诽谤霍家断子绝孙，张大千之女指责《张大千》集中描写其父和“七个女人”的故事，严重亵渎了其父。周璇的儿子批评主演《周璇》的女明星张柏芝不像周璇，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怒斥《人间四月天》多处失实，尤其是误把林徽因为他出生写的抒情诗说成是写给徐志摩的情诗。李安的《色，戒》则让片中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之妹拍案而起，指责电影让她姐姐蒙羞，性色彩破坏了郑苹如英勇就义的形象。
这样的案子为什么这样多？《杨三姐告状》原告代理律师之一孙志伟认为，影视剧组在创作过程中，没有征求后人的意见。与此对应的是，一些影视作品吸取前车之鉴，多聘请名人的后人做顾问，凡事多征求意见。这也许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从社会背景上分析，一位文化学者则认为，根源在于，在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成了消费品。唐山市作协主席袁宁接受媒体采访，谈到当今电视剧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任意改编的做法时说：“更好实现文化产业和市场的结合，是文化发展的重点。追求经济效益不错，但像‘杨三姐’这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故事不能以牺牲真实为代价。”
据悉，影视剧屡遭名人之后状告，已在业内引起重视。关于历史人物的影视剧改编，《中国电影管理条例》规定：“关于重要历史人物的影视剧必须由审查委员会审查”，但一般指的是政治人物，对民间名人的改编，并无具体规定。对于此类案件，陕西一位律师称，有四个问题要搞清楚：一、侵犯了谁的名誉权。名人去世后，这个权利就不存在了，受害的其实是其后人。二、后人与名人是否直系亲属。三、区分善意和恶意，也就是说艺术作品进行演绎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但要看它最终的目的和本质倾向是褒还是贬。四、播出范围的大小。
《霍元甲》侵权案中，法院认为该片某些细节描写虽与历史不尽相符，但基调和情节仍为褒扬爱国精神及表现中华武术的深刻内涵，对霍元甲的刻画基本符合其历史经历，对其历史定位亦未歪曲。影片夸张与虚构内容仍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故该片并未对霍元甲的名誉构成侵犯。
学习奶奶把官司打到底
10月30日上午，杨三姐后人告状案在北京西城法院开庭审理，对于原告律师的侵权指证，被告代理律师称，新版《杨三姐告状》是正剧并非恶搞，对杨三姐斗志进行了赞赏，而且电视剧并非传记类作品，绝对化的真实是很难的，既然是文艺创作，创作者就有凭借自己的想象进行创作的权利。关于“卖身妓院”一节，杨三姐是被官府迫害所致，并非是自我选择。而且与老鸨作斗争，很快就被营救出来。对于杨三姐行贿，也是为了表现杨三姐谋求正义的策略和留下证据惩治贪官的智谋。截至发稿时，记者仍没有联系上该剧制片人张光北，此前该剧编剧徐兵在接受媒介采访时称，“电视剧是三十多集，评剧版与真实历史的过程都非常简单，依靠这些素材无法完成剧本，必须增加故事。”
对此，原告证人之一、中国作协会员、长篇小说《杨三姐告状》的作者肖波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艺术创作的目的和界限问题。在正剧中，对于完全虚构的人物，不能违背历史基本事实和生活常识。关公不能战秦琼；对于真实人物，时间、地点、人物的身份不能更改，也就是说，可以添枝加叶，不能改弦更张，更不能彻底颠倒。
10月31日，薛晓强在网上开了博客。到11月14日，点击率已突破26万，留言者多为支持者。“很多人给了我真心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决心，一定像我奶奶一样，不屈不挠，把官司打到底。”薛晓强在等待着判决结果。
后人们又奈何得了谁？
南都周刊记者 谢海涛
这个世界节奏快，名人题材影视剧侵权案，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你有你的“纯属虚构”免责金牌，我有我的“生活事实”金刚护甲。孰是孰非先不论，又是一场娱乐盛宴在上演。看看近年的相关事件，谁奈何得了谁？谁又火红了谁？
《色，戒》：色字掩却英烈事
电影《色，戒》，因着多个卖点，近日大红大紫了一把，但也不幸卷入了纠纷。剧中女主角王佳芝原型郑苹如的胞妹郑静芝指责李安的电影让她去世的姐姐蒙羞，也让她寝食难安。80岁的郑静芝于美国时间2007年9月12日特地在洛杉矶召开新闻发布会，要为姐姐澄清事实真相。郑静芝称：“当时她(郑苹如)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对中国叛变、对自己国家不利的(汉奸的)情报，通过发报机送到重庆去。”郑静芝特别强调，与银幕上的因情失败的形象不同，郑苹如就义时非常英勇：“姐姐谋刺失败后，汪精卫政府的特务机关威胁要杀害我全家，姐姐自行投案，没有连累家人。”对于影片渲染的性色彩，郑静芝也感到非常生气。导演李安并没有正面回答这次“炮轰”，而是很迂回地解释了对于张爱玲这部小说的定位：“张爱玲明写易先生，暗写胡兰成，她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感情。”李安又称拍摄电影就是把自己置换成影片中的角色，王佳芝是张爱玲在小说中的投影，也是自己在电影中的化身。
《红衣坊》：“红帮”变成卖国贼
2006年大年初一，由知名导演苏舟执导的电视剧《红衣坊》在央视一套首播，迎来了开门红，也引来了一群“红”人。该剧描写了宁波“红帮”传人的创业和商战故事，却因“住洋房、开小车、商业欺诈、民族汉奸”等剧情问题招来了八位“红帮”后人的集体质疑。电视剧中主人公住的是花园洋房，而现实中“红帮”裁缝一向勤俭持家，连经理住的都是阁楼；电视剧中主人公兄弟二人多次以欺诈的手段获得商业胜利，而“红帮”后人则强调“红帮”裁缝素来以诚信为本；电视剧把宁波同乡会会长描述为卖国贼，而现实中“红帮”裁缝都是非常爱国的。在“红帮”后人的集体讨伐下，该剧重播时在片头加上了“本剧纯属虚构”的字样，但对于道歉的问题，制片方则保持沉默。“红帮”后人对此则表示：虽然制作方未道歉，但态度还算诚恳，不过下不为例。
《周璇》：一代金嗓面目非
“如果把它当作娱乐片，那还姑且说得过去，但如果是作为正传的话，实在有欠缺。我觉得他们的剧本很失败，还好后来有了我们的加入，情况才不至于太糟糕。”“张柏芝在里面换了很多套造型，一套套都很漂亮，可是依然还是没能达到我妈妈的那种神韵。”周璇之子周伟针对电视剧《周璇》如是说。
2006年3月该剧在开拍之初就遭质疑。周伟作为该剧艺术顾问，在看过前几集剧本之后就颇为不满，称其剧本把周旋变得“面目全非”。养母多次打周旋耳光，言语不合或心情不好就拳打脚踢，剧中周旋任人宰割，在凌辱之中还浑然不知、自得其乐、毫无反抗，毒打之后还为养母低三下四地擦干血迹。剧中还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一位资产阶级阔小姐赵花，i老师让她来帮助周璇，她约定，答错题就要打手板，周璇还拼命地感谢赵花，鞠躬说：打得对。这些在周伟看来，完全是一种对其母亲形象的扭曲。
《霍元甲》：后人告他“灭门罪”
电影《霍元甲》由于国际巨星李连杰的加盟而备受关注，2006年1月25日全国公映后，票房一路高歌。而霍家后人状告剧组之事，也让该片的关注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霍家后人认为该电影把霍元甲塑造成为争第一好勇斗狠，滥杀无辜，乱收酒肉徒弟的江湖武夫、一代武学宗师寄人篱下七年之久并令人惊讶地被称作“阿牛”，尤其是一段霍元甲的母亲与女儿被杀的血腥场面极易使观众误认为霍元甲已遭灭门之灾，这些不仅是对霍元甲生前名誉的侵害，而且是对霍家后人名誉权的侵害。霍元甲孙子霍寿金将中国电影集团、李连杰等10名被告以侵犯名誉权为由，一并告上法院。2006年12月26日，北京市一中院判决认为影片虽有夸张与虚构之处，但并未对霍元甲有侮辱、诽谤之描写，也未对霍元甲的在世后人构成现实的不利影响，故一审判令霍氏后人败诉。
《乔家大院》：后人虚构纳妾戏
被誉为山西版《大宅门》的《乔家大院》2006年2月在央视黄金档播得风生水起，收视率一次次创新高。对于片中主人公乔致庸纳妾这一情节，乔家后人并没有提出质疑。编剧朱秀海对此解释到：“这部片子原本就是乔家后人乔燕和拉我‘入伙’的，当然不会发生矛盾，我的创作都尊重了她的意见，而且她本身就是搞文艺工作的，懂得合理虚构的道理，非常理解并且支持文艺作品在这条主线上的适当添加丰富。”而该剧的顾问乔家后代乔燕和则表示，虚构乔家先人乔致庸纳妾这一情节正是她建议的，而其他亲属们也没有异议。大家一致认为乔老太爷一生牺牲了很多感情上的东西，所以，要在电视剧中丰富先人的感情生活。
《荀慧生》：“亵童”无妨相见欢
著名导演夏钢执导的，描述京剧名旦的电视剧《荀慧生》2007年1月首播后，因其“猥亵男童”的情节，备受争议。可该剧主创人员和荀慧生后代的关系却出乎意料地好。导演夏钢透露，在拍摄前，所有剧中涉及到的真实人物，比如杨小楼、王瑶卿、梅兰芳、尚小云、老舍等等，我们预先都会和他们还在世的家属进行联系，但凡能联系上的，都询问了他们对剧本创作和电视剧拍摄的意见。而且从一开始剧本策划就是荀慧生儿子参与的，后来荀慧生的长孙荀皓加入进来，做了执行导演。
港版《霍元甲》：相安无事
上世纪80年代，香港版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曾经热播，万人空巷。剧中有霍元甲婚外恋的情节，而当时霍家后人并没有提出质疑。霍元甲曾孙霍自正说：“当时那个电视连续剧我们也看了。我父亲对其中描写元甲公和赵倩男的婚外恋很不满意，因为他年岁大了，有点儿封建，而我却感觉没什么。因为电视剧整体对元甲公的塑造还是不错的，也提到了他有两个兄弟，并且把霍元甲的儿子霍东阁也描述得挺好，所以我没什么意见。”
而由郑伊健、陈小春主演的电视剧《霍元甲》在2007年7月首播后，也未引起霍家后人的质疑。制片方在该剧开拍前，就与主演一同前往精武之祖霍元甲故乡拜访，在取得霍家后人同意与支持之后才开拍。制作方称：“关于霍元甲的故事在社会上流传了不下百种版本，在故事的取舍上，我们觉得应尊重霍家后人的意见。”
家属打官司是人之常情
南都周刊记者 谢海涛
电视剧改编历史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后人不满的事情也相对越来越多。而对于改编或是后人不满这些事情上，社会上的意见也是各有不同。归根到底，文化产品的形式还是取决于社会的接纳程度。戏说、正说等多种形式的共存本身就是说明了社会价值正趋向多样化。
祖先形象受损，当然不乐意
杨击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这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我想这大概会涉及到所谓的名誉权，我不清楚法律上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比如说一个人去世多少年之后可以塑造成文学形象，这需要法律上的界定。
家属打官司，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假如我的祖先或者亲人，在作品中形象上受到了扭曲，我当然不乐意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想借机炒作自己的可能，或者想要借机去拿钱，当然如果真有这种情况，那只能认为民众心理或精神面貌极其异常了。
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文类问题，可以从文体上做戏说和正说的区别。对于戏说的创作者来说，不管历史的也好，现实的也好，外国的也好，中国的也好，他不会考虑那么多，这些对他都只是一种材料而已。戏说通常会以轻喜剧的方式出现，他只是又找到了一种材料来编造自己的轻喜剧。戏说者的目的不是教育大众，而是愉悦大众。
如果从官司输赢本身来看，作价值判断是没有意义的，不是对错问题，不是道德问题，是你跟法律条文符合还是违背的问题。但是创作者去道德化的现象值得关注，电影电视作品按照市场来规范，很难让创作者首先从道德出发，他对道德的顾忌是为了避免自己的片子引起民愤，引起纠纷，去负责任，只是在规避责任的时候他才会考虑道德底线。
过去的创作只有一种模式，对于历史人物的表现方式，大家会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想法。那就是为了教育大家。近些年来，创作方式上的多样化，加上服从市场的需求，都使得这种观念不知不觉之间消失了，对于历史的写法也改变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成了一种消费对象，消费材料。
当然历史永远是当代史，并且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叙事。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也是在不断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类似的纠纷肯定会越来越多，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
剧情肯定是背离历史了
谷文月 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1980年领衔主演电影《杨三姐告状》
新版电视剧《杨三姐告状》部分剧情和事实有所背离，毕竟杨三姐告状是真人真事。一开始，张光北(新版电视剧《杨三姐告状》制片人)把我请去开新闻发布会，我去了以后，也不知道戏是什么样子，看了几个片头，有点纳闷：怎么这个扮相，他说是为了服饰好看，让观众感觉更新鲜一些，所以就把时代背景往前提了提，提到了清朝。
后来，我一集一集地看了，一个直接感觉，就是年代不应该往前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真人真事，1983年，我还见到了杨三姐，年代往前提等于是背离了历史；另外剧中的杨三姐出自官宦人家，这也是和历史背离的。电视剧中，把她父亲说成贪官，她们姐妹被卖进妓院，我觉得剧情不应该这样改。后来薛晓强给我打电话，说“把我奶奶卖进妓院了，我不干，我家根本不是贪官”，我觉得他说得有些道理。
电视剧要尊重真人真事
孙志伟 《杨三姐告状》名誉侵权案原告代理律师之一
新版电视剧《杨三姐告状》最大的问题是无中生有，不尊重历史。电视剧不反对改编，但是在涉及到真人真事的时候，要尊重原著，尊重后人的感受。
当地县志、证人，都能证明一个真实的杨三姐存在，而且她不是一个普通人，她是一个政治人物，是唐山、滦南市县两级政协委员。电视剧播出以后，在唐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看了以后，很是愤慨，说看了前两集，杨三姐被卖到妓院以后，就不看了，看不下去了。
对名人之后尽量不伤害
夏钢 第五代著名导演，执导过电视剧《荀慧生》曾引发争议
我们首先在拍之前，就取得了荀慧生家属、后人的支持，邀请他们一起参与，所以我们电视剧里的情节都是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剧中所有相关人物，包括梅兰芳、杨小楼，我们都和他们的后人、家属打过招呼，让他们多提意见。我们也是怕自己做的不对，怕不符合历史啊，不符合人物性格等等。
当然，在创作上，不管写小说还是写剧本，还是拍作品，不可能完全符合真实情况，毕竟拍电视剧不是拍纪录片，就算是纪录片，它也有作者的观点。创作，允许有作者的想象，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人物原型的真实情况，创作要大体上符合人物的发展脉络，而不是乱编。对名人的后人，我觉得还是尽可能不要伤害。
戏说应该要有所收敛
宫伟 记者，报道过《杨三姐告状》名誉侵权案
这是文艺创作与历史真实性之间的矛盾。文艺创作允许虚构，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历史人物，应该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至少不应该对人家名誉造成影响。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为了增加作品的可看性，允许有适当的虚构，可以理解，但还是应尊重基本事实，不能过分以此来吸引观众。戏说，不能太过了，应该把握一个度。无关紧要的事情，你添枝加叶，说说也无妨。但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个硬伤。戏说得越来越没谱，应该有所收敛。
拍电影也要讲究道德
张女士 高校食堂工作人员
杨三姐这个人倒是知道，但是你说的这个电视剧《杨三姐告状》我倒是没有看过。至于这个由电视剧引起的纠纷，我觉得拍电视的时候，应该更多考虑电视节目当中那些角色，他们在现实中后代的感受，不能让家属感觉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拍电影也要讲究道德。电影和电视就应该是反映事实的。如果人家有发生过，你可以给拍出来，如果没有，就不好拍出来了，自己给篡改就不好了。历史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本来的意思不能改变。
电视剧应该允许演义
杨若兮 青年演员，电视剧《杨三姐告状》的杨三姐扮演者
这些改动跟我演员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我的工作就是按照剧本，很认真地完成就行了。这些不是我一个演员所能左右的。电视剧又不是纪录片，还是要有一些演义的成分，我觉得整个故事核心没有改变，杨三姐这个事情，其核心是讲述了一个精神，一种对封建社会抗衡的精神。
那些后人才是混人气的
猫 南京网友
我认为无所谓，电影电视说到底和网络八卦一样，都是娱乐大众消遣时光的一个手段，充其量就是个玩意，这年头你还真的指望着它“精神高尚、钱包瘪囊”？！既然它本身就是这德性，就根本犯不上较真，改编得好看就掏钱去看，不好看倒贴钱也不看！反倒是那帮“后代”，指望祖宗那点名头出来打个官司、混点人气、赚点赔偿来贴补家用，那才是名副其实的耸货。
小说家没有为历史守贞的义务
南都周刊记者 谢海涛 实习生 刘颖 杨婧
访谈嘉宾 朱大可
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在我的视野里，许多文化英雄都是被蓄意拔高的，他们的弱点和性格多样性被掩盖起来，由此构成单一的意识形态神话。适度的批评性的戏说，有助于历史人物的祛魅，颠覆那些虚构的神话，最终还原他们的真实面貌。
适度戏说，有助还原历史人物真实面貌
南都周刊：今年3月，电视连续剧《杨三姐告状》在央视热播惹起轩然大波。杨三姐孙子薛晓强认为该剧编造杨三姐被卖入青楼、收受银两贿赂判官的剧情，将杨三姐人格、人性完全扭曲，于是将剧方告上法庭，日前该案在北京西城区法院开庭。近些年关于影视文学作品对历史人物的再创作，引发的抗议事件一再发生，如何看待这类纠纷的出现？
朱大可：没有对作品的具体分析，我们就无法做出是非判断。其中有些改编在正常的历史阐释范围之内，而另一些则有在某些剧情上蓄意渲染的嫌疑。但传记作品，终究要以符合历史本相为底线。问题的难点在于，究竟什么才是历史的真相？真相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又是谁，能够成为历史真相的权威阐释者？所有这些权力关系都是暧昧不清的，由此导致各种文化诉讼的泛滥。阐释权的问题，俨然成了历史人物叙事的首要问题。
南都周刊：从经济原因上分析，在一个“娱乐至死”的市场经济时代，似乎处处笼罩着资本的阴影。媒体乃至影视界似乎很明白只要打些擦边球，以民众的趣味(暴力、情色、名人隐私等)为诱饵，很容易从中牟取经济利益，而名人题材影视剧近来频走火，和这种背景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当然如此。在消费主义时代，一切东西都可以成为消费品，历史当然也可以成为热销的产品，为迎合消费大众的趣味，篡改历史，或者夸大原题材里的暴力、情色和名人隐私，这些事件屡见不鲜。但这不是为了还原记忆，而只是为了提升文化产品的消费魅力。文化市场营销策略的核心就是如此。
南都周刊：从文化背景上分析，近年来无厘头文化盛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解构经典的现象俨然时尚，影视文学作品对历史人物的再创作甚至戏说趋势有所增加，与此有没有联系？
朱大可：戏说显然是另一类问题。戏说跟消费欲望没有本质关系，却更接近那种意识形态解构的冲动。在我的视野里，许多文化英雄都是被蓄意拔高的，他们的弱点和性格多样性被掩盖起来，由此构成单一的意识形态神话。适度的批评性的戏说，有助于历史人物的祛魅，颠覆那些虚构的神话，最终还原他们的真实面貌。
南都周刊：有学者认为，艺术的创作“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对于历史人物的艺术塑造，允许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进行虚构夸张。比如对于《色，戒》，不仅是李安的电影，张爱玲的小说本身就一定有艺术创作的空间，和真实的人物没有形成对应关系，如果只是根据一个故事改编，不管她做了怎样的加工改造，都不构成名誉损害。“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朱大可：《色，戒》是根据短篇小说改编的，改编者有更大的自由阐释和演绎的空间。这是由小说这种虚构性文体决定的。小说可以取材于历史，但并无还原真相的责任。恰恰相反，虚构性文体要求作者尽其可能地发挥想象，以期超越历史限定，开拓更大的叙事空间。我认为小说不需要真实与创造的平衡。小说家没有为历史守贞的义务。
胡乱阐释历史，必然制造更大文化灾难
南都周刊：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杨三姐告状”是确有其人其事的历史故事。电视剧《杨三姐告状》对其原型的改编，似乎就涉及到一个戏说历史现象。荧屏上的这类现象，以《戏说乾隆》为始作俑者，《宰相刘罗锅》则走向极致，有学者认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戏剧的形式述说历史——“戏”指戏剧；一类是以游戏的心态述说历史——“戏”乃指游戏。社会精英一般认为以游戏之笔“戏说历史”，是对历史不负责任，而普通百姓关心的只是影视剧的好看不好看。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朱大可：在“戏说”这个名词底下，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叙事立场，如影射、反讽、嘲讽、戏仿等等，比如，《宰相刘罗锅》是历史剧里罕见的杰作，在它的影射性戏说里，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批判。不能把它等同于媚俗的游戏。当然，在《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出现了某种油滑的东西，但这恰恰是北京市井平民趣味的折射。当然，电视剧的本质就是娱乐，能够在里面藏点深刻的东西固然很好，要是没有，纯粹拿历史人物寻寻开心，我认为也未尝不可。历史的正说，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却不是电视剧的使命。
南都周刊：对于戏说历史，赞成者和反对者针锋相对，有人说，在两者争锋的背后，其实是两种历史观的冲突。反对者所持的是精英历史观、一元论历史观，之所以反对“戏说历史”，是要通过维护“历史资源”的“纯正性”来维护自己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赞成者多持民间历史观和多元历史观，怎样理解这种说法？
朱大可：我是戏说的坚定的支持者。因为任何被告知的历史，其实都是阐释的结果(相对真相)，而不是所谓的绝对真相。那种宣称历史只有唯一的解的人，才是历史的敌人。历史空间我们无限开放，欢迎各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只有在多样化的阐释进程中，历史才会趋近于那个绝对真相。当然，任何阐释都需要文化智慧和专业技术。在中国文化衰退的背景下，这种智慧和技术的支撑变得尤其重要，否则，胡乱的历史阐释，必然会制造出一场更大的文化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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