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从服务于经济变成服务于人

　　李北方

　　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民意调查已结束。据初步统计，大约155万网民参加了此项调查，约八成网民支持调整方案。支持率稍低的是调整“五一”并增加3个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支持率约为68％。反对者多是认为取消“五一”黄金周减少了亲人相聚的机会，且可能导致“十一”假期更加拥堵等。

　　看看这些争论，会发现一个变化，算经济账的人少了，减少一个黄金周是否对刺激消费有影响、是否对GDP增长有负面效益等这类理由，不再像过去的政策辩论中被讲得那么理直气壮了。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法定假日改革方案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有这样的说法，1999年以来的假日调整“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福祉，为居民出行、购物和休闲提供了时间上的便利，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年制定黄金周制度的最主要的推动力，黄金周也是当时服务于这一目标的若干举措之一。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因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导致了出口受到一定影响。出口、投资和消费是构成GDP的三大部分，在出口受到抑制的时候，为了保证每年8个点左右的经济增长，中央政府费了不少脑筋。首先是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举发行国债并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以高速公路建设为例，1998年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为8733公里，到1999年年底通车总里程就达到1．1万公里了，2000年年底则增加到1.5万公里。

　　拉动投资之外，就是扩大内需了，想方设法让老百姓花钱。而让政府头疼的是，储蓄不断上涨（1989年人均储蓄率为4．8％，随后年年上升，1998年为17.7％，1999年为18.3％），消费者物价指数却一直不见动静。于是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下，“刺激消费”的政策持续不断地出笼，先是连续降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刺激老百姓把钱从银行提出来，或投资或消费；在仍不见效的情况下，又开始征收20％的存款利息税。

　　黄金周制度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制定的，它假定老百姓不花钱是因为没有时间去旅游和集中消费，于是在春秋两季设立了两个7天长假，给人们出远门创造条件。

　　可是，制定者却忽略了，消费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老百姓不花钱未必是没有时间，很大程度上是不敢花钱。消费的启动首先取决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分配格局，其次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完备，是否能够给人以消费的信心。这些年中国的贫富差距在逐年拉大，住房、医疗、教育等传统的福利体系被打破，老百姓存钱是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使用单一的公共政策去让老百姓花钱，效果不会太理想。已经有学者的研究表明，黄金周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并不如想象中的大。

　　增加消费，一要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让他们具有扩大消费的基础；二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给人以敢于消费的信心。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出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标志着向这些方向转型的开始。

　　法定假日和八小时劳动制一样，是历史上普通劳动者通过斗争，以流血牺牲为代价争取到的权利。假日的目的是保证劳动者的休息权，而不应该是为经济繁荣服务。与黄金周制度改革同步进行的，还有《职工带薪年休假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发布，与假日制度改革构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如果对劳动者权益和权利的保障能够全方位地做实，老百姓自然会有钱而且敢花钱。那么全年看，外出旅游度假的人次不但不会减少，人流也会更加合理，旅游行业自然会发展，经济效益自然会实现。

　　公共政策应该坚守的目的，是服务社会，服务于人，如果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了经济服务，最后只能是南辕北辙。前些年，中国积累了不少“以钱为本”的政策，现在看来需要修补，黄金周改革就是修补工作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