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西式宫廷礼服的顾维钧
顾维钧夫人唐梅与长子顾德昌
顾维钧故居
胡荣华
1912年6月初，位于天津英租界维多利亚道的利顺德大饭店住进了一位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他穿着得体、行为儒雅、言谈幽默。
6年之后，正是这位青年，在巴黎和会上，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国山东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中国人不能放弃山东，就如同基督教徒不能放弃耶路撒冷一样”的恳切言语打动了西方代表的铁石心肠，并坚决拒绝在有损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最终迫使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就山东问题作出了有利于中国的决议；同样也是这个青年，在33年之后，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旧金山首先签订《联合国宪章》，使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并成为其常任理事国之一……在无数次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凌辱的非常时刻，这个人总是会挺身而出，在国际社会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而奔走呼号。
他就是曾经做过民国两届政府的外交总长，被国共两党公认为“一代外交奇才”的顾维钧。
顾维钧字少川，1887年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1905年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先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外交部参事。1915年任驻美、日等国公使，后调任驻美大使。1918年11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力争山东主权，拒签对德和约。1922年起，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并两度代理内阁总理。1931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32年任东北收复失地委员会委员长，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国联李顿调查团，向调查团提供有关日本侵华之罪证，同年出任驻法国公使，并任中国政府出席国联大会代表。1934年任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仲裁员。1935年任中国政府出席国联大会的首席代表。1945年任中国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首席代表，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946－1949年任驻美国大使兼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团长。1957年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晚年定居美国纽约，1985年病逝，享年98岁。
而对顾维钧来说，天津则是他生命中无法忘怀的城市。这里不仅有他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和初恋的美好回忆，也是他和家人几度身处险境时的避风港，因为他的寓所就建在现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267号（现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使用）。
首次来津为友人
1912年6月，是顾维钧第一次来天津。他是为了追随自己的忘年交——晚清著名外交家唐绍仪而来。
唐绍仪是1872年清政府派遣的首批中国公费赴美留学生之一，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中国海关控制权的人。1908年，为美国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一事，唐绍仪使美。在一次中国使团为欢迎中国在美留学生而举行的宴会上，他们相识了。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顾维钧被学生代表们推举出来致答谢词。当热情的青年走下讲台的那一刻，作为中国使团团长的唐绍仪急速走了过来，两双爱国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使顾维钧激动不已，对外交感兴趣的他早就对这位中国外交界老前辈心存仰慕。通过席间交谈，唐绍仪也非常赏识这位有志向、有见解的帅气小伙，并建议他毕业后回国效劳。
1912年4月底，学业有成的顾维钧满怀一腔报国热情，经过二十来天的长途奔波，终于从万里之外的美国来到当时北洋政府的首府——北京。此时，唐绍仪正担任北洋政府的第一届国务总理，经过唐引荐，顾维钧做起了总统袁世凯的秘书，同时兼理总理府秘书之职。
唐绍仪此举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顾维钧确实是个人才，安排他在总统府和总理府两头做事，可以使他对中国政府的工作有一个大体了解，这对年轻人而言，确实是一种锻炼；另一方面，唐绍仪早年留学美国，深受西方民主共和思潮影响。辛亥革命后，他又经黄兴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对于在中国建立民主政体这一问题上，他和孙中山的思想是一致的。此次由其担任国务总理，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和北洋政府交涉的结果，目的是希望以其组织的内阁牵制总统袁世凯的权力。他将顾维钧这样的青年才俊安排到总统府做秘书，相当于在袁世凯身边放置了眼线。
对于唐的苦心，精明能干的顾维钧又岂能不知。他欣然肩负起这一使命，以两府秘书的名义往来于总统府和总理府之间，随时将袁世凯的一举一动汇报给唐绍仪，因为他的心是向着民主共和的。在此期间，二人渐渐成为忘年交。
1912年5月底，因袁世凯频频越权在政府部门安插心腹，干扰本应属于唐绍仪的任命职责，唐看出袁并无实行民主政治的诚意，便愤然辞去国务总理一职，离开北京，回到天津的家中。
作为官场惯例，顾维钧和其他7名国务秘书一起辞职。不仅如此，他连总统府秘书也不想干了。此时的顾维钧像大多数刚刚进入社会的有志青年一样，不满现状却又对自己的前途茫然无措，急需有识之士指点迷津。在他心中，这位有识之士不是自己的父母亲友，而是自己的忘年交唐绍仪。因而唐绍仪离开不久，顾维钧也不辞而别，坐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
人生坐标初始定
唐绍仪曾经担任过清政府的天津海关道一职，他天津的寓所建在当时的英租界内。当顾维钧叩开唐府的门，跟随仆役来到唐的眼前时，唐又惊又喜，问道：“维钧，你不是在总统府做秘书吗？好好的怎么来天津了。”顾维钧应道：“我也是唐先生的秘书。唐先生去职，我理应追随唐先生。”唐思考了片刻，继续说道：“秘书与总理同进退是文官条例中载明的。所以，你辞去国务院的职务是可以的，但是你并没有必要连总统府的职务也一并辞去。”顾维钧愤然说道：“总统府秘书之职，本是唐先生引荐。袁世凯不懂民主政治。我愿与唐先生共进退。”闻听此言，唐绍仪非常高兴，立即设家宴盛情款待顾维钧。与此同时，他也开始隐隐为这位青年的前途担忧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中，顾维钧成了唐府的常客。他与唐绍仪就中国政局、外交策略等问题促膝而谈。唐家有重要的客人来访，顾维钧也被邀请列席。有一天，当顾维钧再次进入唐府时，发现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人，原来是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贻。梁士贻开门见山便说道：“顾先生不辞而别，总统府上下是手足无措啊！此次袁大总统特意命我来天津，请顾先生回北京。顾先生不会不给面子吧！”顾维钧忙委婉解释说，自己在总统府的工作并不重要，加上自己是从美国经西伯利亚直接来北京的，此次来天津主要是想从天津坐船回上海探望父母。在一阵寒暄之后，梁士贻告辞，走之前再次奉劝顾维钧回总统府任职。
梁士贻走后，唐绍仪默默地将顾维钧带到自己的书房，关起门来进行了一番长谈。唐绍仪以朋友和前辈的双重身份告诫道：“维钧啊！我也是过来人，我了解你们这些刚回国年轻人的想法。我明白你辞去总统府秘书的职务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你的一片忠心我心领了，但我不想因为自己的立场而影响你的前途。你还年轻，将来的路还很漫长。总统府秘书的职务毕竟是你的一次很好机遇啊！你回上海看望父母是对的，但是请你从上海回来之后务必立即回北京。也许你觉得总统府秘书之职过于清闲。其实，你的真正职位是在外交部。”这一说就说到了顾维钧的心坎上，顾告诉唐，当时的外交次长颜惠庆曾邀请他进外交部，但他有些犹豫，唐严肃地告诉他：“答应下来！外交部才是我们这样的人发挥所长、学以致用的地方。中国太弱小了，在国际社会处处受人欺凌。我希望你能在将来的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说话。”这番谈话对顾维钧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诚如顾本人所言，唐的忠告帮助他“选定了未来事业的道路”。因为从此时起，他定下了以外交报效祖国的人生坐标。
喜结良缘在津城
此次来天津，顾维钧还有一个天大的收获，他在这里与他的第二任太太相知相恋了。这毕竟是他的初恋。
顾维钧一生中共有过四次婚姻。第一次是与上海名中医张聋澎的侄孙女结为伴侣，由于这次婚姻主要在双方父母逼迫下完成，并非他的本意，加之二人婚后并无夫妻之实，而且很快协议离婚。所以，在顾维钧心里，他真正意义的爱情生活开始于第二次婚姻。
顾的第二任太太名叫唐宝玥（英文名May，故又叫唐梅），是唐绍仪的大千金。唐在北京做国务总理时，为了安全方面的考虑，将家人安置在天津的寓所。唐小姐因念父心切，时常从天津到北京去看望父亲。有一天，顾维钧在去总理府的时候偶然遇见唐小姐，后者虽无倾国倾城之貌，但其良好的修养、大方的言行还是给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后，顾维钧在北京一次专为官员子弟举行的野餐会上再次遇见了唐小姐，二人还没来得及攀谈，唐小姐便有事中途退出了，这使顾维钧很是失落了一段时间。
来到天津后，顾维钧在唐府再次见到了唐宝玥。多次接触之后，两颗年轻的心彼此吸引了。唐绍仪似乎也看出了一些苗头，当然，如果女儿能够有这样一个好归宿，正合了他的心意。于是，唐老先生开始想方设法刻意为两位年轻人营造单独见面的机会。每天，他都邀请顾到家中吃午饭和晚饭。吃过午饭之后，唐老先生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拜托顾维钧陪女儿上街为家中采购。这样一来，顾维钧和唐小姐在天津压马路的机会就增多了，他们一起上滨江道购物，上天仙茶园喝茶，上权仙戏院看戏，两人的恋情逐渐白热化。1912年8月，顾维钧乘船回上海看望父母，唐宝玥正好也坐同一艘船去上海看望很久不见的姑妈。一同赴沪的旅途生活使二人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所以，当年从上海回来之后，两人就火速在天津订了婚。
1913年6月4日，顾维钧和唐宝玥在上海虹口花园正式举行了婚礼。二人婚后感情笃深，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期间，唐宝玥在华盛顿为顾生下长子顾德昌；1918年，他们的爱女顾菊珍出生。可惜，天妒良缘，1918年10月，美国境内大规模暴发西班牙流感，唐宝玥成为这场流感的牺牲品。爱妻之死，对顾维钧而言犹如晴天霹雳，他甚至为此向北洋政府提出辞呈，但因巴黎和会召开在即，遭到拒绝。
“乔装”奔赴避风港
1922年5月底，从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上凯旋的顾维钧，随即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外交总长。此时的北京上空笼罩着一种阴霾的政治气氛。自从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分化，皖系、直系、奉系三大军阀之间为争夺最高权力，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混战，就是各军阀内部之间，也时常因为利益分配问题而翻脸，整个社会极其动荡不安。为应付这种非常形势，当时北京的许多政界要员都选择在天津租界买地盖房。因为当时天津是中国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有英、法、美、德、俄、日、比、意、奥9国租界，他们实行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殖民统治，在外国军舰的保护之下，这些“国中之国”成为失势的避难者们的天堂。
回国不久，顾维钧也开始着手在天津租界建立寓所。他先是托熟人在英租界威灵顿道买了一块地，接着从英国专程请来设计师将这所公寓设计为典型的西洋古典式楼房。房屋建成之后，占地面积共1320平方米，建筑面积1547平方米。主楼三层，砖木结构。共有楼房35间、平房2间。建筑立面为红缸砖墙。窗子与拱券相结合，门前一对巴洛克式麻花形柱。这座典雅端庄的建筑现在还伫立在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267号。
虽然在天津安了家，但因公务繁忙，顾维钧本人并不经常回这里居住。倒是他的家人亲友经常将这里作为落脚地。1922年7月，顾维钧的第三位夫人——当时新加坡糖王的女儿黄慧兰从新加坡回国与丈夫团聚途中，第一次在这里居住。之后，黄慧兰曾经一度将这所宅子借给她的姐姐。后来，顾维钧为家人安全方面的考虑曾经让黄慧兰和儿女长期居住在天津的家中。顾维钧只回过一次天津的家。
1924年10月25日，北京顾府。顾维钧刚起床，突然他家的厨子从外面急匆匆地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报告说：“不好了！出事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队占领了电信局，包围了总统府，满城都是从前线回来的冯将军的兵。”厨子所说的是1924年10月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的事。闻听此言，顾维钧心想，大事不妙，他的外交总长职务就是由曹锟提名任命的，冯玉祥可不会轻易饶了他。当天，他立即迁往北京使馆区一位外国朋友的住所躲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乘坐其加拿大密友何士的汽车仓皇回到天津的家中。在这一非常时刻，天津再次充当了他生命中的“避风港”。可是，为了长久的安全，这次回家他只逗留了几天便匆匆离开了，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对于顾维钧的这次逃亡，有两种有趣的说法。一种广泛流传于当时的报端，说顾维钧是化装成女人才逃到天津的。因为当时顾维钧坐何士的车来到天津时，在法租界帝国饭店的门口遇见了《北京导报》的编辑辛普森，二人进行了短暂交谈。第二天一早，《北京导报》就登出消息说顾维钧博士化装成女人逃离北京。然而，顾维钧本人对此一直矢口否认。另一种见于黄慧兰的回忆录《没有不散的筵席》中，说顾维钧此次逃亡并没有穿女人的衣服。但是为了丈夫的安全起见，黄慧兰曾经从下人那里弄来了一套蓝布的农民衣服让顾维钧换上，同时让他将平时所穿的皮鞋换成了一双只有下人才穿的粗布鞋。
时至今日，就让顾的着装问题成为历史疑案随风飘散吧！然而，天津这座城市曾经给过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及其家人那么多温暖的记忆却是真真切切的。
晚年的顾维钧每念及此就感慨万分,1980年和1984年，90高龄的顾维钧因身体不适，两次委托他和唐宝玥的亲生女儿顾菊珍重游天津故居。可以想见，当满脸沧桑的老人看到女儿从天津带回故居的照片时，脸上露出的笑容里会承载着什么？怀恋、幸福、甜蜜还是酸楚？
20世纪20年代的顾维钧
顾维钧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近代中国看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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