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改变中国影像

　　一个家庭改变中国影像

　　蔡元培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的关头提出：要用影像和电影唤起民众。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创始人、著名电影摄影学家孙明经就曾四次行万里路拍摄抗战前后、建国前后的国情，在当时以文盲为基础国民的中国进行了广泛的教育传播。

　　宣教途中，七七事变爆发，考察被迫中断。在返回南京时，孙明经所乘坐的竟是北平市沦陷前的最后一班列车。如晚一日动身此行所拍的影片和照片必一同罹难。

　　因此，在卢沟桥事变70年后看到的这些历史影像弥足珍贵。

　　穿行在“七七事变”的阴云下

　　■本刊记者/杨东晓

　　70年前的1936年，孙明经写给未婚妻的25封信，在今天被称为情书，但里面没有一个字关乎情爱

　　孙明经从南京出发，沿陇海线西行。头上的晴空里有3架日军飞机不断地盘旋，这一天是1937年6月9日，28天后爆发了“七七事变”。而此时的孙明经写给未婚妻吕锦瑗的信中把头上的飞机写成：“为我们的摄影对像更增色不少”。

　　但是他笔锋一转：“刚才在车站上拍了100多尺。宪警们来盘查了几次，最初怕我们是‘日本人’（近来在陇海路一带侦查摄影的日本人很多），待我们拿出教育部所发的护照给他们，他们就异常客气了。”

　　在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讲师孙明经1937年6、7月间那次1万2千多华里的行程中，适逢中日战事由一触即发、战云密布一直到“卢沟桥事变”及至全面抗战的爆发。

　　70年后的今天，在孙明经66岁的儿子孙健三家中，老人一边讲述一边展开父亲当年亲笔记录那段经历过“七七事变”前后的信件和史料。

　　孙明经于1937年6月初至7月30日（途中给未婚妻最后一封信的发出日期）开始了他长达两个月的西北考察。

　　在上世纪30年代这个绝大多数国民还是文盲的国家，教育大家蔡元培同样提出过一个过人的论断：“欲唤起民众救亡，你写了书，你办了报纸刊物，可90%的同胞是文盲??”，这时候不需要认识文字就能看懂的电影和照片显然有独特的优势。

　　但是要用照片和电影来唤起民众，就需要有电影、摄影的高等教育和培养的过程——而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是为了救亡而把电影和摄影当作大学的一个学科而创立——1936年孙明经临危受命，在他老师的带领下在南京金陵大学创立了教育电影部，并为这一学科创建了课程体系。

　　北上到达北平后，孙明经6月29日加入了由燕京大学、北平研究院、通俗读物编刊社、河北移民协会等文化机构组成的“西北考察团”，奔赴宁夏和绥远。孙明经跟随赴绥远的队伍。这一天时任北平市长的秦得纯在怀仁堂设宴为考察团饯行。

　　1933年热河失守以后，张家口已成为事实中的战线前沿，4年后孙明经在此地考察时，看到了和拍下了各色日本人和日本间谍，并拍下了日本特务机关被查封的镜头。

　　被“长城”替代的“抗日”

　　考察团7月3日来到大青山下拜谒中华大地上第一块刻有“抗日”二字的纪念碑，早在1933年5月，时任绥远省主席、华北军第七军团总指挥、第59军军长的傅作义就在距北平城墙仅60里的牛栏山与日寇展开过惨烈的战斗，傅作义部以空前的牺牲击退日军。但因《塘沽协定》的签字，傅部被迫退至绥远。

　　孙明经看到的却是“华北第59军长城阵亡将士公墓”几个大字，他在信中写道：“最引人的是长城二字，看上去显然是改过的，据说以前是‘抗日’二字”。

　　正如孙明经所言，这块碑在1935年6月9日“何梅协定”签字后，日本提出“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要求中国不准在说、写、印、唱中出现“抗日”两个字，所以中方只得把碑上抗日这两个字改为“长城”。傅作义说过，每看到“长城”二字便“如刺在喉”。

　　这块钱玄同手书的纪念碑由胡适用他大力倡导的白话文书就，胡适在“廿三.五.五”（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用白话作碑版文字,颇觉得这种试验不容易。碑文约千五六百字,写到半夜后一点。铭词四行,一气写成,差不多不用改。”

　　1935年7月,胡适来到绥远，当看到“抗日”两个大字被隐没，替代以“长城”，他在1935年7月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墓碑是我作的,钱玄同写的,这是第一块白话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写的,所以拓本流行全国。我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我不曾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我的碑已被“埋葬”了!

　　胡适又书：雾散云开自有时, 埋藏隐晦不需悲。山灵待我重来日, 大写青山第二碑。

　　经历“七·七事变”

　　1937年7月5日，在“七七事变”的前两天，孙明经已随考察团到达归绥，在给他未婚妻吕锦瑗的信中提到了一个日本人羽山喜太郎。

　　在归绥的大街上，有辆没有牌号的豪华汽车引起了孙明经的注意，这辆只挂着“羽山公馆”牌子的汽车被携带摄影机的孙明经尾随到它的老巢。这个地方离孙明经下塌的正风中学不远，院子里有一根高高的天线，同时还招摇着一面太阳旗。

　　门口没有招牌也无人看守，里面的“要人”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本部派驻绥境”的特务羽山喜太郎中佐及其随员。这些人凭着他们常期驻扎绥境的历史，经常随便出入当地各机关。

　　就在孙明经发现这处特务机关两天之后的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进而揭开全国抗日的序幕，羽山喜太郎携家眷乘车逃遁，结果被绥远省愤怒的人民群起攻之，最终葬身在这块被他肆虐过的土地上。

　　7月9日，西行至归绥的孙明经尚不知已发生了“卢沟桥事件”。这天早晨，他到邮局去给南京和上海等地寄送沿途拍摄的胶片，被邮局告知不能寄了。

　　孙明经问其原因，对方只听说是北平方向出了问题，再问出了什么问题，邮递员也只知道仿佛跟日本有关。

　　考虑到北平的问题与日本有关，孙明经更要把胶片寄出，于是他跑到航空公司去用每公斤两元多钱的邮费，寄出了西北之行的部分胶片。也正是在这里，他看到了7月7日夜间卢沟桥畔所发生的拉开了全国抗战序幕的报道。

　　当时考察团其他成员还没人知道这件事，孙明经向大家报告了“七七事变”后，“群情愤慨，但全体队员仍决定继续西进，不因战事发生而自阻。”

　　在石家庄被误抓

　　战事的发展，令考察被迫中止。东返途中路过包头，在这里团员们看到了当天（1937年7月23日）的报纸，“于是我们晓得平津的战况愈益紧张，且风闻共产党已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心情稍安。”

　　这一天当地负责接待的人员私下告诉孙明经：“共产党队伍已编为第八路军，并已派员来归绥勘定司令部，这样一来，抗日的力量可真的扩大了。”

　　7月29号孙明经到石家庄。此时逼近前线的石门地区已经是商铺闭户，大队的警察在街上执行警戒。孙明经和朋友在桥头照了一张正太路车厂的景象，便被警察用枪指着要检查照相机。而当孙张二人进警察局找长官说明情况时，街上便哄传开了：抓到两个汉奸！

　　对于孙明经的解释“教育电影”、“视觉教育”、“电化教育”，警方一概不懂，蔡元培提出的这种救亡理念还没有深入到更广泛的民众层面。

　　警员在搜查孙明经所带资料照片时，孙明经向他们一一讲述照片上的人物以及拍摄到的国情，才使警员们逐渐明白视觉教育的重要性。而当被送出警察局时，他要搭乘的火车已经驶出石家庄5分钟了。

　　次日登程，孙明经写道：“沿路过一站必有兵车北开，站里和站的周围布满了候车北上的军队，堆满了锱重和粮秣。”

　　这是一封发自郑州的信，孙明经两个月中25封情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华民族到底是不甘屈辱的，伟大的民族抗战终于开始了！”

　　影像世家

　　■本刊记者/杨东晓

　　一个从19世纪末就开始接触影像与电影的三代特殊家庭留下了关于中国影像的故事片段

　　位于中国胶东半岛的登州文汇馆在1882年以后开设了大学部，美国人狄考文夫妇主持的这所大学，招生方法让中国少男少女耳目一新。孙熹圣和他未来的妻子隋心慈一同考入这所大学。

　　新奇的大学招生

　　狄考文夫妇坐了两个月90吨的小轮船，从美国来到中国，最后落户黄海之滨，这一年是1864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刚刚4年。

　　狄考文放弃了在美国做中学校长的机会，和他的新婚妻子狄·朱莉叶在中国山东省的登州创办了一所蒙养学堂，招收贫穷人家幼童，用美国式的小学至中学教学方法教授学生，13年后，蒙养学堂毕业了3名接受过系统西方教育的学生。这些学生是中国第一批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孩子。

　　登州文汇馆不仅开始在中国破天荒的推行开了阿拉伯数字1、2、3，它的毕业生还能赶上中国科举的班车，考出了秀才，这在19世纪末的中国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登州文汇馆大学部的招生，被今天已66岁的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摄影师孙健三提起时仍感新鲜有趣。孙健三的祖母隋心慈那年14岁，这位自幼父母双亡的姑娘长了一双全胶东唯一的天足。因为从小没有更多的约束，所以隋心慈自己跑到了正在招生的登州文汇馆大学部。

　　招生的两位美国教师，每人面前摆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左边是一只显微镜，右边一只单筒望远镜。

　　有生第一次看到照片的隋心慈被照片上人物的清晰的发丝和衣着惊呆了；她被要求看远处大海上的一个小白点儿，通过单筒望远镜再看一遍，原来那是一艘张着白帆的大船。 “你想知道发丝为什么比工笔画还清楚吗？你想知道这个圆筒筒是怎样帮你看到大船的吗？”隋心慈想知道这些，于是她考进了这所学堂的大学部，并于1892年毕业。

　　“摄影”一词诞生

　　登州文汇馆是齐鲁大学的前身，在隋心慈和孙熹圣就读时，这里还没有改名字。文汇馆的大学课程设有“格致”课，这一取名于中国“格物致知”理念的课程，就是今天的化学和物理。1839年诞生于法国的摄影术，就在此时影响了隋心慈和她以后的家庭，隋心慈和同学孙熹圣在这里接触到了可以让人头朝下的光学成像技术。

　　中国历史上有“摄魂”一词，“摄人魂魄”是件可怕的事情，因此当时的中国人在被拍照时以为自己“丢了魂”，惊恐万状。而来自西方的照相技术在进入中国之初的确被妖魔化为能把人的魂取走。为了向中国人解释这种方匣子只是拍下影子而并不夺魂， “摄影”一词被来华的西方教师和他们的中国弟子共同创造出来。

　　接受过格致课教育的隋心慈对于化学成影和光学成像兴趣浓厚。1901年已经成家并将家安在济南的孙熹圣，带回一架照相机。当时照相机没有快门，焦距也很长。换言之，这是一种无法用来自拍的相机——谁也无法自己控制几米以外的镜头，可是孙隋心慈就是用这台相机拍摄出孙氏家族的第一幅自拍照。

　　默片时期觉醒的歌声

　　19世纪末，西方人在把后来被全中国称作“电影”的技术带入中国的同时，电影机的镜头也在中国到处猎奇。他们最喜欢拍的几样东西是：中国女人的小脚、横七竖八躺满烟鬼的鸦片馆、乌烟瘴气的赌场和中国男人的辫子。

　　基督信徒孙熹圣在1910年时早已举家迁至南京，他受聘主持汉中堂，妻子隋心慈从小学校长任至明德女中教务长。

　　美国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在1898年往中国运送了5台电影机。在它还没有中文名字时，就叫它的法文名字“cinema”。美国叫film，因为上面的影像来自“菲林”（胶片）。孙熹圣的洋老师说：孙，你觉得它的中文名字应该叫什么？师生二人按“机械能转化成电能、再转成光能到把影投射在墙上”的逻辑来思考，想出了“电动影”和“电活影”，但是“电影”一词正式命名却是在1932年。

　　在默片时期的南京，每当电影上放映出小脚、吸毒、男人的辫子等中国陋俗的纪录片时，都会有孙熹圣的学生们在银幕边唱歌，他们根据放映内容的不同选择自己的歌曲。电影上演小脚女人时就唱《放脚歌》，演吸大烟时就唱《劝戒歌》，演赌博时就唱《戒赌歌》。从1910年至1924年孙熹圣为此一共创作过一百首歌曲，1924年后歌集先后五次再版。

　　近代科技史的第二块金牌

　　蔡元培先生在评价中国近代科学史时说过：如果人类的近代科技史可以比作一次世界运动会的话，那么彩色电影《二十五年之日全食》是中国科学家得到的第二块金牌（第一块是改变人类史的的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

　　1936年前，人类对太阳了解太少，为此全球对于即将在1936年出现的日全食给于了非常的关注。世界各发达国家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中国科学界组成由蔡元培为会长的日全食观测委员会，从1933起就开始准备记录三年后将发生的这次日全食。

　　如何记录日全食，用电影胶片拍摄当然最好。1935年柯达公司革命性的生产出柯达克若姆彩色胶片，孙明经向恩师魏学仁提出用彩色胶片拍日食。这是全球前无古人的创举，当时最大的难点在正确曝光。

　　在金陵大学化工、机电、物理系三个专业学习了七年的孙明经，就是孙熹圣、隋心慈的儿子。

　　孙明经为魏学仁用彩色胶片拍摄日全食提供了全部精确的曝光数据。

　　在20世纪30年代，虽然人类已经掌握了拍电影和照片拍摄时的曝光配套数据，但是还没有人测得过太阳的各种曝光数据。尤其是对于日全食这样包含初亏、食即、食甚、生光、复圆等复杂的过程，在日全食几分钟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瞬间正确曝光数据都不相同。

　　没有前人经验，没有任何资料，孙明经把自己关在一间暗房子里，整个房间只留一个圆洞进光以模拟太阳，又做了一个黑色圆片模拟月亮。通过精密的天文计算用这轮“月亮”一次次地遮挡“太阳”，人造出一个日全食过程，并通过这种方法测得了准确的曝光数据。

　　为了解决拍摄过程中地球自转造成太阳移动的问题，孙明经在当时既没有精密的跟踪移动云台，又没有测定仪器的情况下，按魏学仁精确的计算，用定时划分移动角度的办法作出科学的测定方法。

　　1936年6月19日，魏学仁在北海道运用在国内早已演练成熟的各种方案拍摄，拍出了色彩艳丽逼真、太阳始终居画面中央的全球唯一的彩色日全食电影，作为东道主的日本队和世界各国仅仅拍到质量很差的黑白片。

　　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冲洗16毫米彩色胶片的技术，所以当胶片被送到美国柯达公司冲洗时，首先被震惊的是美国人。

　　中国胶片的诞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还不会制造感光胶片，一位叫吕锦瑗的14岁北平贝满女中学生为了实现用中国造的胶卷拍摄长城的梦想，跑遍北平也没能买到中国胶卷，洋人无情的嘲笑令她下决心自己一定亲手制造出中国胶卷。

　　这个决心使她得到保送当时全中国最好的化学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学习的机会。1939年，在成都华西大学实验室里，她终于制出了一幅可以实用的感光散页底片，1941年2月2日吕锦瑗用自己亲手制造的第一张中国出品的、可以装到相机上使用的照相散页底片给81天的儿子照了一张自拍像——《母与子》，寄给正在美国考察电影教育的丈夫孙明经。

　　当孙明经把这张照片递给米老鼠的父亲迪斯尼看时，这位幽默大师说：“你们的两个儿子都很精彩”。

　　孙明经的妻子吕锦瑷还为X光片断档的华西医院制造了一批当时急需的X光片。她制造的中国第一张X光片拍摄成的用于诊断骨病的照片，今天保存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1942年吕锦瑗在华西大学化学系开设了“摄影化学课”，这是该学科在中国大地上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