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篇：
对任何一家期待壮大的商业机构来说，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一种无法拒绝的负担，更是一笔大有潜力的未来财富。
■ 本报记者 晓 晨
王传山没有料到，即将到手的1000万元贷款竟然因为“污染”两个字而泡汤了。
今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将一份写有30家环境违法企业的名单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按照三个部门共同拟定的《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全国的金融机构将不得对这批污染企业新增任何形式的授信支持。
王传山的安徽运漕酒厂也在“黑名单”之列。原因是“未经环评审批；擅自于2004年进行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没有污水处理设施，生产废水直排外环境。”
环保总局的“黑名单”很快对银行起了作用。本来，王传山计划利用安徽省含山县的中小企业贷款“银企对接”办法为酒厂扩建申请1000万元贷款，但银行在上报时发现酒厂上了“黑名单”，于是迅速叫停了这笔贷款。
安徽运漕酒厂不是受损失的惟一企业。11月16日，国家环保总局一位负责人透露，绿色信贷推行4个月以来，全国范围内已有12家重污染企业因为上了“黑名单”而被各家银行追缴、停止或拒绝贷款。
这也是我国金融机构首次利用赤道原则的规定,对污染企业实施经济惩罚。赤道原则是2002年10月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提出的一项企业贷款准则，它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03年6月，赤道原则正式实施，到现在为止，包括花旗、渣打、汇丰在内的40多家金融企业接受了这一准则。
今年7月30日，国家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三部门为了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根据“赤道原则”的主要精神提出了“绿色信贷”新政策，其要点是商业银行要将企业环保守法情况作为审批贷款的必备条件之一。
至此，那个名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国际浪潮，已经完全“侵入”中国，像安徽运漕酒厂这样的内陆中小企业也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和威力。
“贸易壁垒”的正面意义
不少中国企业和研究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始于国际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简称SA8000）。
尽管质疑声不断，SA8000还是在中国风行一时。江苏南通开发区帝人有限公司是一家日资公司，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发达国家。2005年6月17日，该公司成为江苏省第一家通过SA8000的企业。
帝人公司发展部部长王旭翔介绍，帝人申请认证SA8000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欧美发达国家对出口商要求越来越高，他们不仅关注商品价格，还关心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否环保、生产商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第二，SA8000标准将人本管理、商业道德和精神文明指标化，使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保护人有了具体量化标准。我们认为，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是经济全球化下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帝人公司应该主动顺应这一潮流，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实现长远、持续的发展。”
“现在，我们的订单量明显增加，与外商合作十分愉快，有道德责任感的企业形象树立了。”王旭翔说，“最重要的是，工人得到了实惠，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SA8000最终没能在中国推行。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张俊峰的调查显示，到今年7月为止，通过SA8000标准审核的中国企业只有1000多家，不到总数的万分之一。但是我们应该感谢SA8000，因为它揭开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构建序幕，很多行业协会和大型公司起而效仿，开始制定本土化的责任标准。
2005年5月31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社会责任建设推广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160余家优秀纺织服装企业、全国和地方协会组织作为首批成员，与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共同推动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2006年3月28日，首批10家纺织服装企业和1个产业集群特色镇率先启动CSC9000T试点工作。2007年4月，红豆集团成为第一家通过CSC9000T的企业。
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各种社会责任守则已经超过400种。“但是，现在仍然没有一个标准能够完全适应中国。”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会理事陈英说。
陈英的主要工作，就是“游说”中国企业加入“全球契约”组织。
“全球契约”组织是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于2000年7月倡议建立的，号召各公司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贪污方面的十项基本原则，并且每年发布一次企业社会责任类报告。目前已经有100个国际组织以及100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加入这项计划。
从2001年开始，中国企业联合会开始向中国企业介绍全球契约。到2007年7月，中国已经有100多家企业加入了全球契约。
在这几年中，陈英推动并见证了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快速发展。
行业巨头：从“报告”做起
1996年，英国著名的护肤品公司BodyShop公布世界上第一本经过外部审计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此为标志，社会责任正式成为大企业的必要工作。
毕马威全球可持续性发展服务主席George Molenkamp指出，他们过去一年中在全球选取了3600多家企业作为CSR调查对象，结果98％的企业对此做出了反应。更令人惊讶的是，全球250强的企业大部分已经在近两年迅速建立起CSR报告制度。
“现在，企业的社会责任被放在了和企业的经营效益同等重要的位置。”George断言：“不久，社会责任报告会与企业的财务报表并驾齐驱。”
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副秘书长翟齐介绍，2002年到2005年，全球发布财务报告比例提高到12%，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从150家到750家。
在中国，社会责任报告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1999年，在华跨国石油公司壳牌发布了第一份企业社会报告。以后五六年里，中国企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增长速度非常缓慢。但到了2005年，当国家电网发布国企的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后，发布责任报告的企业忽然多了起来，从2005年7家发展到2006年18家。截止到2007年7月18日，这个数字增长到27家，其中国企18家，民营企业占1家，外企占8家。
在最初几年中，发布报告的企业中，能源、物流、汽车、化工等行业占多数。但是2006年以来，像金融、信息通讯这样并没有直接造成很大环境压力的行业，也开始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仅仅是赶时髦吗？
“三年前，我去伦敦、纽约拜访我们的国际投资者。伦敦一家叫可持续发展的基金问我，你们有没有可持续发展报告？后来不断有投资者向我们索要类似的资料。”中石化董事会秘书局副主任黄文生认为，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需求，是促使中石化发布报告的主要原因。
“在企业发布报告的驱动力中，一种是来自当前的驱动力，还有一种是未来的驱动力。”商道纵横公司总经理郭沛源博士分析，影响当前驱动力的最重要两点：一是提升企业的形象，二是对政府政策的支持。
“这里的政府政策支持是指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他们将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作为响应国家关于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号召的手段。”
来自资本市场的驱动力也促进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CSR。根据郭沛源的研究，一些国际投资基金专门购买有CSR概念的股票。“从这个角度来说，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会给公司带来溢价。”同时，郭还跟踪了国内十几个产生污染的上市公司，发现它们的股价有因为污染而下滑的趋势。
毕马威在全球市场的观察也发现，在全球资本市场里，60％的专业人士管理了3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些人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往往会考虑社会、环境和道德等多重因素。
另一个针对全球投资经理的调查显示，在欧洲，40％的投资经理预期，未来三到五年之内，上市公司在环境保护和增进社会福利方面的表现，将和那些财务指标同样重要。
但是，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依然存在若干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企业不愿直接指出存在的问题或缺点。郭沛源说：“如果企业不提出遇到了什么困难，利益相关方无从获知企业是否可以在未来三五年之内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很多企业也承认自己发布的责任报告需要完善，但是这个过程还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例如，中石油集团在做中石油的社会责任报告时都参考了GRI、GC技术指标，但是制定者发现，其中的利益相关者外延不能反映中石油的国企特征。
“中石油的利益相关者要比海外同行们复杂得多。比如，它依然为一些已经划归地方的三产提供支持，遍布全国的‘石油路、石油桥’更是数不清。而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中石油在西部地区还有6个定点扶贫地区。这些责任，在国际标准中根本理不清楚，人家会认为你的企业治理有问题。”今年7月18日，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论坛”上，中石油集团企业传媒设计部主编李文感叹：“如果有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被国际接受的标准就好了。”
“责任”后面的商机
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文献曾经做过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交易。
2006年10月，在“促进中国立法与欧盟立法一致委员会”的赞助下，刘文献等一行30多位中国企业家前往欧洲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状况，拜访了很多政府组织、工厂、工会、NGO、投资者，“几乎与企业相关的利益相关者都见到了。”
在米兰，意大利纺织工业工会主席保罗·杰尼亚对刘文献说，“你们是几十年来第一个来自中国，却不和我们谈订单的企业代表团。”
然而，了解了大杨创世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努力后，保罗·杰尼亚主动表示要帮助刘文献把意大利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引入中国。
就这样，“原本不谈订单的考察”最后得到了实质性的成果。
“我们从调查中发现，70％的公司表示，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是出于经济原因而非道德原因。”毕马威全球可持续性发展服务主席George Molenkamp说，“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的问题。如果你相信CSR并为此付出，你可以从这里获得经济利益。”
中远集团就从其中尝到了甜头。
2006年年底，中远集团第一个在中国发布经过可靠性审核的企业责任报告。不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致信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邀请他到联合国峰会上做演讲，介绍中远集团履行社会责任的有关经验。
2007年6月5日，第二届联合国峰会在日内瓦开幕。魏家福做完演讲后，潘基文亲自从他手里接过中远集团的CSR报告，并写上其中文签名。
6月底，中远回归A股，冻结申购资金1.6万亿元人民币，刷新A股历史纪录。
“从动机来看，我们只求利人，不再求利。但是从结果来看，却是财源滚滚，这是博弈论中的最高策略，其中蕴含看似矛盾的不二法则。”马欣迎认为，中远集团这种远离公众市场的企业能够受到投资者的青睐，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其后品牌的传播密不可分。
实践证明，越来越多的企业正从CSR中获益。世界工业电源第一大供应商——台达电子的创始人兼董事长郑崇华说，不久前台达研发了太阳能转换器，他们拿这个向日本厂商推销的时候，日本人说：“你们的产品不错，但是我们要自己做，不买你的东西。”但是当台达的样品出来后，客户发现转换率高达97%之多，马上改变了态度，第一个与台达签了订单。
“目前有很多工厂在环保方面不合格，被要求改正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啊，要改这个，又要花钱。其实，在这个新的年代，有些节能环保的想法本身就是商品。你主动考虑这些问题的话，就是商机，可以赚钱。”郑崇华说，“不要以为环保是多花你的钱，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聪明一点的话，这就是你赚钱的机会。”
另一个典型是荷兰的飞利浦公司。1990年代，飞利浦就提出，每个产品组必须比竞争对手更加环保节能，比如其节能照明产品能够节省40％的电能，部分产品甚至能节省80％的电费。近年，该公司产品受到市场的追捧，有一款节能照明产品的销售额从2004年的1.25亿欧元已经增长到2006年的4亿欧元，整个飞利浦的节能产品销售额2006年超过40亿欧元。
中小企业，责任觉醒
7月底，环保总局的“黑名单”公布下来的时候，安徽运漕酒厂的员工和住在酒厂附近的居民都有些意外。他们认为，这家酒厂被选中，是因为它规模小，而且工厂老板跟地方官员的关系不过硬。
王传山是江苏人，裁缝出身，肯奋斗，也有经营头脑。2000年，他在安徽巢湖成立了大山工贸公司，代理宁夏红、太阳啤酒、泸州老窖等酒类业务。2003年，他听说含城县运酒有限公司改制，要对外进行拍卖，便以630多万元买下了该公司，成立了安徽运漕酒厂，现在注册资金3000万元。
王传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典型的第一代创业者。他雄心勃勃，计划以运漕酒厂为企业发展的龙头和核心，到2010年，建成22条灌装生产线，年产原酒2万吨，在含城建立营销中心和物流中心，在全国成立5大营销事业部，实现年销售收入2亿元，税收3000万元，使企业进入安徽省前十位，成为皖江地区白酒酿造生产龙头企业。
为了实现计划，王传山三次到四川，重金聘请了三名国家级白酒品尝员、高级酿酒师。2004年，工厂进行了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
但是，卖酒与酿酒完全是两回事。雄心勃勃扩张酒业帝国的时候，运漕酒厂的管理者都忽略了一个一直被人们忽略的问题：环评审批和污水处理设施。
“没有人告诉我们还得为污染控制问题担心。”酒厂副经理胡恩来表示，“而且，我们的厂子很小，跟附近的某些大厂相比，我们排放的废水相当少。”
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喊冤，附近的巢湖已与江苏的太湖、云南的滇池并列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三大湖泊，这是不争的事实。巢湖每年夏季出现蓝藻，目前，仍有多家企业在排放大量氮、磷污染物，加大了蓝藻继续大规模爆发的风险。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于今年1-4月对全国地表水水质监测结果表明，长江安徽段的巢湖全湖平均为V类。专家说，Ⅴ类水已不能和人体接触，劣Ⅴ类水更是丧失基本生态功能。
王传山是想做大事业的人。这几年，他一直在有意识地从各方面塑造自己的企业家形象。2006年元月，酒厂举办了一场以“企业扎根家乡、倾情回报社会”为主题的爱心助学暨《千手观音》大型公益文艺晚会。晚会上，酒厂宣布出资4万多元支持全县140名穷困学生完成学业。当地媒体报道，这是安徽省含城县企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捐资助学活动。随后，县委副书记施宗方代表县委、县政府当着1200多名观众向王传山颁发了“爱心助学、真诚奉献”的牌匾。
然而，参与慈善公益并不能替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他内容。按照上面的文件，酒厂被责令停产整治，补办环评手续，追缴排污费。
绿色信贷受挫后，王传山认识到了环境责任的现实意义。“黑名单”公布后，酒厂留了10个人修缮酒厂的排污管和水处理车间，其他70位工人“待业”在家。8月底，整改情况通过了安徽省环保专项行动小组的预验收。
王传山决定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认真补补“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课。
但是，他从哪儿着手呢？目前，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似乎只与那些有财力的大型公司有关。
“这个问题很重要。”陈英介绍，美国BSR在深圳做了一个尝试，开发了一套培养中小企业的教材。中德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在浙江开展了一些工作，希望把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推广到很多私营中小企业中去。
陈英特别推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CBCSD）推出的企业社会责任“1＋3”的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模式是：由一个CBCSD会员公司，带动其供应链的三家商业伙伴组成一支团队，并以最佳范例、专业知识以及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带动合作伙伴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这三个受益的公司再以此模式带动各自供应链上的另外三家商业伙伴开展“1+3”项目。
“这种滚雪球形式让我们以比较好的理念来影响别人，来说服别人，每个企业对社会都应该有这样的共识，这比自己仅仅做好要大得多。”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执行副会长蒋惟明说。
调查>>>
企业家视野中的社会责任
1.超过95%的企业经营者认同社会责任感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于今年4月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95．8％的被调查者对“优秀企业家一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示认同。
大多数企业经营者认同企业的根本责任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促进国家的发展”，所占比重分别为87．4％和78．4％。赞同企业的根本责任是“为股东创造利润”的比重相对较低，为67．9％。
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高度认同企业履行经济、法律、伦理、公益四个方面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其中，对经济责任认同度最高，其他依次为伦理责任、法律责任、公益责任；对股东、员工等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意识高于对客户、社区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意识。不少企业经营者在认同社会责任的同时，也比较关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调查显示，69．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不同意的占28．8％。
被调查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污染环境和不讲诚信是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最突出的表现。
2.90%以上的企业参加过社会捐赠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了解了企业过去一年在社会捐赠方面的支出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90%）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社会捐赠。22.5%的企业过去一年中的社会捐赠超过10万元，67.5%少于10万元，仅有10%没有捐赠。
不同类型和经营状况的企业在社会捐赠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过去一年中，有60.7%的大型企业社会捐赠超过10万元，上市公司为50.5%，国有企业为27.9%，民营企业为19.9%，盈利企业为26.4%，成熟阶段的企业为26.3%，成长阶段的企业为24.4%。
成立时间较早的企业的社会捐赠明显高于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在过去一年中，社会捐赠超过10万元的企业中，1978年以前成立的企业占27.2%，1979～1992年间成立的企业占29.1%，1993～2001年间成立的企业占21.1%，2002～2006年间成立的企业占14%。
来源：《2007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