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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走过38年的光阴，带着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历史和一代人的命运
文/周丽娜 “我爱地铁5号线”。
这是在北京地铁5号线东四站边上班的孙倩的MSN昵称。今年10月7日，5号线试运营。
然而，30多年前，北京地铁只是一项战备工程，普通市民拿到1张地铁参观券，曾令人羡慕不已。
早期地铁人 “本站为非营业区，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
地铁站口出现这样的牌子非同寻常。
北京地铁的苹果园站并非1号线地铁的终点，往西还有不对外开放的52号和53号两站。这两个灯火通明、空空荡荡的站台，有点像保存完好的废弃遗迹，暗示着北京地铁初期作为战备工程的神秘身世。
中国工程院院士、铁道部隧道工程局高级工程师王梦恕，就曾深深地卷入这段身世之中。
1957年，19岁的王梦恕进入唐山铁道学院(即后来的西南交通大学)桥隧系学习。当时，莫斯科铁道学院党委书记那乌莫夫，在唐山铁道学院主讲三本书：《山岭隧道》《地下铁道》和《水底隧道》。这几乎是中国地铁最早的教科书。
早在1953年9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开始北京地铁筹划工作。1956年8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报送地铁专题报告，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批示：“暂由北京市委负责。”10月，北京地下铁道筹建机构组成，聘请苏联专家进行筹划工作。
1960上半年，苏联援助中断。
这一年，王梦恕和同学到成昆线建设工地实习。岩层支离破碎，裂痕渗水，施工极其困难。进洞第三天发生塌方，几位工友当场殉职。王梦恕的同窗好友——一位越南留学生的腿也被砸断。从此，王梦恕再也没有离开过技术攻关的道路。
苏联不再让中国留学生进地铁参观学习。1961年，王梦恕留校攻读研究生，师从我国隧道科学的创始人高渠清教授。高渠清对王梦恕很照顾,怕他营养不良，每周把他叫到家中，吃国家给高先生特殊照顾的营养品，把惟一的自行车给他用。
1965年1月，工程部门就修建北京地下铁道问题提交报告。2月4日，毛泽东批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
这一年，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地下铁道专业硕士，王梦恕被派往铁道部北京地铁工程局(后改为铁道部地铁工程局)施工处技术科，参加地铁设计建设工作。
五一劳动节后，王梦恕开始审定地铁设计图纸。他发现一个严重问题：所有的设计图纸都没有考虑到贯通误差。如果照此施工，分别开工的两个乃至几个施工段，连接时，断面位置会错开，整个隧道将无法对接成一条直线。
大部分人不相信初出茅庐的王梦恕，反对他的意见。王梦恕在正在施工的前门水渠做实验。他测量出相隔一公里的两个断面间贯通误差是35厘米。这显示，断面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来回摆动的。参与设计的工作人员，立马着手修改三万多张图纸。地铁开工日期延后三个月。
因为突出贡献，1965年，铁道部奖励王梦恕20块钱。他当时的工资是64元。
代号“401” 1965年7月1日, 北京地下铁道第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国务院将地铁列为重要战备工程，代号“401”。
同年到铁道部隧道工程局工作的翟素贞，至今能随口背出毛泽东的批示。
“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八个字被印在大红底色的卡片上，发给当时的地铁员工。
从重庆大学电机电器专业毕业前就受“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教育的翟素贞，填工作志愿时填了包头、西北和北京地铁。
1965年7月26日，校党支部书记在教学大楼宣布毕业分配结果，身体瘦弱又是女同学的翟素贞成了28个报填北京地铁里惟一被录取的人。同学们诧异的表情，翟素贞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才知道，地铁是国防工程，工作人员要求成份好。
9月7日下午，翟素贞赶到当时在北京饭店现址的铁道部隧道工程局。传达室告知下班了，不接待报到。举目无亲的她，在东单聚宝池澡堂睡了一晚。
第二天，到劳资科填完表，一个40多岁的女工作人员问她：“你想去设计队还是安装公司？”翟素贞觉得自己身为团员应该冲在前线，毫不犹豫选了安装公司。
当时的安装公司在现在复兴门的海洋局大楼。进去一看，住帐篷，翟素贞心里直犯嘀咕：“怎么到北京还住帐篷啊？”
现任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的石京，小时住在军博地铁边。他仍记得修地铁时军博对面挖了很深的坑。他那时并不知道北京地铁还曾经进行过很多秘密试验。
当时美国最大的炸弹是1500磅炸弹。从设计施工上必须保证，即使遭遇一平方米一个炸弹的地毯式轰炸，北京地铁也不会出问题。他们先试验美国炸弹的威力，结果在平地上炸出一个深8米的漏斗型大坑。北京地铁比较浅，就要在顶上加厚达一米的钢筋混凝土防爆层。
地铁设计规划，当时事关军事机密，设计人员必须把自己的设计图纸和工作日记按页码如数上交。王梦恕上交完整不缺页的资料，但缺页的资料都被他烧掉。“缺页的资料交上去，就要被追究责任，弄不好就要被打成反革命。”王梦恕说起那些烧掉的材料，还惋惜不已。
当时的地铁一号线修建，被称为保卫祖国、中央、中央领导、首都和首都人民的“五保卫工程”。翟素贞每天穿戴着北京地铁统一的劳保服、帽子和手套，坐着大卡车，和工人们一起到工地挖坑、架电线杆。
不久她就感觉到，体力活重的安装队并不喜欢招收女人，她和其他几个女队员，暗暗鼓足劲要争口气。去西山架电线，瘦弱的她扛着一大盘线爬山，让领工员另眼相看。
“那时候的人脑子单纯，只知道干活。听的讲的都是为党奉献，每个月去领那46块工资都觉得不好意思。”翟素贞说。
经过4年多的艰苦奋战，来自铁道部地铁工程局、铁道兵第12师和北京市建设局的4万多人，建成全长23.6公里，包括17个车站和1个车辆段的地铁一期工程。
“我心里好高兴，这个车终于通了！很多事我都忘了，但那个场景我现在还记得一清二楚。”翟素贞说。
1969年10月1日正式通车前，翟素贞经历了一次激动的内部试车。9月的一天，身怀六甲的她，还在石景山站做地下调试。综合变电所系统复杂，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通不了电。每个指示灯都必须亮。她和同事们已经调了一个多月，队长终于说：“今天晚上调得差不多了，我们试车吧。”
大家神色庄重，小心翼翼地合上一个又一个闸门，整个变电所都通电了。直接往列车上送电的柜子在隧道里，队长派一个操作和一个监护去打开。等了许久，轨道车拉着客车从黑暗的隧道中缓缓出现，最后停在站台铁轨上。
通电，开动，地铁客车一动，众人的欢呼声潮水一般涌上来，有的还激动得跳起来。
“上车啦！”大家跳上车，从石景山开到八宝山，又再开回来。
文革中的地铁和地铁人 王梦恕没有翟素贞这么幸运。1966年，他还没等地铁修完坐一坐，就背着“黑尖子”的骂名离开北京。
他原本打算修完地铁还回学校任教。文革开始，导师、系主任陆续被打倒。学校没法回。当时北京的文革造反派有天派和地派等。王梦恕参加地派，他认为老干部的历史问题是客观因素造成的，刨档案整人就是不对。最后天派掌权，领头的对他说：“你站错队了，写个检讨，可以留下来。”倔脾气的王梦恕认定自己没有站错队。他提笔在纸上写了一句话：“宁喝峨嵋水，不吃北京鱼。”
“王梦恕，黑尖子”的大字报四处出现。王梦恕怀着沉重的心情，执意要到铁道部成都局峨嵋内燃机务段从事机械工作，去寻找在峨嵋铁道医院工作的爱人。
28岁的王梦恕卖光专业书，坐上从北京开往四川的列车。一个解放军中尉问他到哪去，得知是从北京调到成都局，中尉感慨地说，“入川容易，出川难呐。”王梦恕无精打采地说：“我不打算回来了。”
地铁建成后，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陆续来参观。翟素贞在木樨地地铁站值班，曾经看到过叶剑英来参观。叶剑英走上电梯，比划一个往后仰倒的姿势，意思是这里如果不注意，很容易滑倒。
代号“801”的专运队负责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首脑及其他外宾。专运队所在的专包车是一级保密单位，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他们接待过当时的朝鲜主席金日成、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越南总理范文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等。1972年，尼克松访华也曾参观北京地铁。
北京地铁在通车后很长时间不对公众开放。1970年底，周恩来批示可内部售票，接待参观群众。从1971年1月15日开始，民众凭单位介绍信，花一毛钱体验地铁。
当时拍电影不管有没有必要，地铁车站、车厢一定会成为镜头的一部分。
在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新闻发言人贾鹏的记忆中，当时的车辆都是军绿色，间隔时间长，最少也是14分钟，营业时间短，乘坐的人很少。
1974年12月，李新保从通县永乐店农场插队回来，和其他361个北京知青一起到当时还是保密单位的地铁部门工作。
这362个人先是拉到玉泉路兵营部队大院上半个月学习班，实行军事化管理，进行政治教育。
“学的东西全忘了，就记得抢了三天包子。插队时吃不饱，在部队可以随便吃，吃完了大家还放到饭盒里往宿舍带，当兵的都看着我笑，第四天吃不动了，再也不抢了。”李新保说。他后来被分到车辆厂。
文革期间，地铁的运营很不正常。车辆保护系统技术也不过关。直至文革结束，1978年地铁部门提出“五二三五”，即上5个自动化项目，日开行列车200列，延长3小时运营时间，高峰间隔5分钟。“地铁这时候才真正像地铁了。”地铁通信信号段段长延军，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说。
1976年后，北京地铁由部队转为地方，先后划归北京市交通局、北京市公交总公司。1984年，隶属于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局级总公司成立，最终完成从战备型向生产运营型的转变。
复兴门折返线与“师生之争” 王梦恕注定在地铁建设出现技术难题的时候重新出山。
北京地铁最早有1号线，从苹果园到礼士路。后来有2号线，是环城线，先修北京站至长椿街这一段。这两段地铁通过长椿街到礼士路的区间相连，构成第一条地铁线路。
那时，住在公主坟往西的居民，如果去市中心的王府井、西单，就说“进城”，石景山区的居民则说“上北京”。
这条地铁线直接推动北京西部地区的发展，成为石景山地区近8万职工依赖的主要交通工具。“以前早上七八点钟上班，车厢里的人都互相认识，还互相聊天。”李新保回忆说。
北京城西的石景山区，因地铁逐渐与“城里”融为一体。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北京地铁超负荷运营压力已经很大。最突出的问题是一线地铁运送能力呈“瓶颈”状态：东段能力大，西段能力小。一边是五六十万，一边是三四万人，运输量严重不平衡。
复兴门折返线的修建迫在眉睫。
这时北京城区已经迅速发展，不可能再采用明开敞口、切断交通的明挖法。技术问题无法解决，地铁修建一拖就是八年。
1979年，王梦恕被调回铁道部隧道工程局工作。1985年，他到北京市延庆县，指导军都山隧道施工。原本打算采取明挖法，但隧道洞口附近4个革命老区村庄的村民，找当时的北京市领导人反映情况，拒绝搬迁。铁道部就把王梦恕调回来组织研究，花费68万做了1个试验段，开发了7项新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浅埋进洞，隧道在房子下面走100多米，没有任何问题。
1986年，王梦恕去已经搬到复兴门的铁道部汇报工作，看到在复兴门地铁站正在转移地面上的树，而且已经挖出一个长500米、宽20米、深20米的坑。一问才知道，正在用明挖法修复兴门折返线。王梦恕急了，因为如果用明挖法，整个地面交通要转移；如果运用自己研究出来的技术，完全不会阻碍地面交通。
他马上去地铁总公司找工作人员，建议使用浅埋技术。工作人员表示，来不及了，北京市城建三公司已经开始施工。“这样修就是对老百姓不负责任”，王梦恕没有轻易放弃。他拉上隧道工程局局长一起去找地铁总公司的领导，用自己单位的车接他们到军都山隧道考察。
眼见为实，地铁总公司的领导马上组织北京市科委、建委等相关单位的170多人进行考察论证，最后决定重新招标。
当时最主要的两家投标单位是铁道部和城建设计院。王梦恕是铁道部的投标主讲，对手是他的大学老师施仲衡。在唐山铁道学院时，施仲衡是班主任，王梦恕是班长。同行们都戏称这次投标是师生之争。
原本要8千万拆迁费，而使用浅埋暗挖法，王梦恕只花1万块钱，搬一颗松树。工程费原计划要3500万，而王梦恕只需要1609万。全体投票同意铁道部隧道工程局进行设计施工。
担任复兴门折返线总工程师的王梦恕，带着“不准砸国家牌子、不准砸铁道部牌子、不准砸隧道工程局牌子”的沉重压力上阵，经常到工地现场解决问题。母亲去世前几天都没回家探望。
1987年12月24日，复兴门折返线只花一年多时间就建成通车。“浅埋暗挖法”获得北京市科学进步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95年，王梦恕成为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此，二环路下的北京地铁二期工程形成环线，1号线和2号线独立运行。这使北京地铁运输能力至少提高15倍。
复兴门折返线建成的第二天就要开庆功会。
“我是干活的人，庆功活动永远没有我。”王梦恕自嘲。当晚，王梦恕到复兴门地铁车站，想自己亲自体验一下换乘是否方便。下台阶，肚子左边突然剧烈疼痛。助手把他扶到工地的床上休息，不但没有好转，反而疼得越来越严重。送到铁道医院，被诊断为盲肠炎发作，要做盲肠切除手术。
庆功会当晚，王梦恕在病床上度过。
6天后，王梦恕一出院就拿着发的地铁年票，到复兴门地铁站去换乘，从1号线到2号线，再从2号线到1号线，听取乘客的意见。
不止的延伸、不止的思考 此后，1号线开始东进，从礼士路延伸到西单。
1999年，北京地铁复八线通车，2003年，北京地铁13号线和八通线通车。
讨论西直门到13号线换乘方案，王梦恕等专家建议从地下走，垂直换乘。为了防止人流拥挤出现事故，领导坚持要让乘客出站，在地面上走一段再换乘。谈及此处，王梦恕惋惜不已。
5号线的开通使北京地铁成网的优势逐步体现出来。以前一直是拥堵重灾区的天通苑区，一个月来的报堵数量减少7成以上。原有4条地铁线的客运量平均增长33%，地铁全网客流量更是增长将近6成。
根据规划，北京市将在2008年前投资600多亿元修建地铁，地铁10号线、机场线和奥运支线等线路将在2008年6月30日前竣工。4号线将于2009年开通。
中国的其他城市，地铁也在迅猛发展。
地铁往前延伸，69岁的王梦恕也没有停止思考。
今年8月16日，他和其他6位院士联名向建设部递交《对于当前我国城市地铁建设中若干问题的建议》，其中特别提到必须将降低造价放在重要地位，“经过多年努力，地铁每公里综合造价已由7亿元左右降至目前约5亿左右。如果合理决策筹划，我们初步估算，平均有可能降到3亿左右”。
对于城市之间盲目攀比地铁技术设备先进，王梦恕提出批评：“我们要求地铁土建与设备花费比例为6：1，是否一定要设置安全门，是否要不分南北设空调，有没有必要搞双层车站，这些都值得考虑。现在七成的电都浪费在空调、照明和电视上，这是一种错误做法。车站装修应以安全、俭朴为上。”
(部分史料来自北京地铁公司《延伸的轨迹——北京地铁三十年纪念·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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