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开始，“2007深圳慈善榜”进入公示阶段。数据收集渠道和排名方法决定着一张榜单的质量，深圳首张本土慈善榜的权威性到底如何？
据记者了解，深圳慈善榜以年度捐赠额为标准，“2007年的这张榜单只收录2006年实际发生的捐赠行为。”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介绍。一个慈善榜的最终问世要经历收集数据、核实数据、编制榜单、发布榜单四个阶段。而目前深圳慈善榜收集数据及编制榜单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该榜又是否能较完整全面地反映深圳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呢？
一问
收集数据：全靠自愿？
质疑：每一天、每一个地方都有捐赠行为发生，“自愿”是否缩小这张榜单范围？
打开专为“深圳慈善榜”设置的网站，“入榜申请渠道”一栏清楚地写着具体的申报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
第一，编辑“入榜单位全称或个人姓名+2006年捐赠金额+手机号码”发送短信。短信收费标准为普通短信费用。
第二，拨打申报热线直接或录音申报。
第三，从“深圳慈善榜”网站下载入榜申报推荐表，直接上传、传真、邮寄、电子邮件或通过一固定QQ号发送给相关负责人。
与此同时，市慈善会、市红十字会、市关爱办、市残联，以及涉及老年、警察、青少年、禁毒等15家依法登记或委托管理的公益组织和公募基金会，自愿组成了“深圳慈善榜编委会”。编委会中，除了编制单位深圳慈善公益网，其他成员均承担“推荐人”的角色。“这也体现了民政系统对这张榜单的支持。”市慈善会秘书长范建华说。
所有数据均出自“自愿申报”。那些由公益组织或公募基金会推荐的企业，也要“自愿”，才能入榜。
公布的捐赠额是否能代表实际捐款数额？
今年4月，警察基金会接到了深圳市民政局发来的通知，要求推荐上榜企业。“我们只负责推荐，榜单是怎么编制的，我们不管。”接到通知后，该基金会收集了2006年捐款、捐物10万元以上的约28家企业。最终，约十几家企业同意入围慈善榜。排名前20位的鸿荣源、比亚迪、万泽、华联、万科等企业都出自警察基金会的推荐。“但是，据我所知，鸿荣源房产公司还在内地出资盖了希望小学。这部分善款怎么算？”警察基金会某负责人说。这就意味着榜单中公布的这些企业具体的捐赠额并不能代表他们在2006年的实际捐款数。“这张榜单编制得有点粗糙，组织有点仓促。”该负责人认为，编制单位应该拿出2006年胡润中国慈善排行榜及中国慈善排行榜，一一通知其中的深圳慈善家。
但是，寻找这些赫赫有名的本土慈善家成了编制单位的头疼事。“我们打电话无法联系到他们本人，我们给这些慈善家打了电话，但是没有回应。”深圳市慈善会秘书长范建华说。就算有回应，有时等来的也是拒绝入榜。“自愿”成了编制人员无奈的数据收集原则。然而，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认为，仅仅打电话通知并不能显示编制方的诚意。“应该有个正规的邀请函。你打电话过来，我怎么能确认你的身份？”
同样由官方支持的中国慈善排行榜收集数据的渠道更为多样化，除了公益机构和捐赠者自己提供的捐赠数据，民政系统、税务部门及媒体公开报道的数据也成为他们主要的数据来源。
二问
核实数据：全靠收据？
质疑：捐款没有收据就无法证实？
“我们向编制单位出示了企业捐赠的收据。收据是广东省民政厅、财政厅统发的。”警察基金会负责人说。
“2007深圳慈善榜”核实数据的途径只有一条：深圳市或外市的政府机构或合法登记的公益机构出示的正规收据。“就深圳市而言，能提供正规收据的公益机构就是这15家编委会成员。”市慈善会秘书长范建华介绍。这就意味着没有正规收据的有意申报者只能自动退出了。
目前，我国的捐赠对象主要有三个：直接捐赠给政府；捐给慈善民间组织和机构；直接捐赠给受助对象。直接受助对象和部分民间组织没有权利开收据。“这个客观原因让这张榜单还不是很完善。”市慈善会秘书长范建华说。深圳慈善榜的入榜门槛为10万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有资质或没资质的机构、街道办事处、个人等等都在募捐，“我们前几天通过街道办给灾区捐了一批衣服，谁来开收据？”在深圳拥有一家小型公司的王先生很疑惑。
三问
编制榜单：不分先后？
质疑：目前深圳慈善榜确实按捐款数额排名
“2007深圳慈善榜”所列捐款及捐物折价金额均采用四舍五入的整数计算，以人民币及万元为基本计量单位，依照捐款数额的大小排名，如捐款额相同，则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排序。
上榜人事实上还是有先后之分，如被认为是中国最慷慨慈善家的余彭年被该榜收录的捐款额只有50万元，位列榜单第65位。富士康科技集团捐出19598万元，排名第一。深圳市慈善会秘书长范建华称榜单是根据捐款数额的高低来排序，但是他们并不强调这个排名，主要是在宣扬一种慈善精神。
余彭年回应
“我上胡润慈善榜也没出示过收据”
昨日，记者在彭年大酒店采访了余彭年。余彭年对自己在深圳慈善榜上的捐款数目显得有些疑惑：“他们难道不知道我是胡润慈善榜上的第一名吗？”当初，胡润启动中国慈善排行榜时，亲自找到余彭年，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评选。
“我从没主动找过那个英国人。”余彭年称他点头同意后，接下来胡润也并没有让自己去收集数据。“他也没有让我出示正规的收据。”余彭年说，胡润神通广大，奔波在各个省份，拿到了他捐款的大部分凭证。
专家意见
捐赠数据收集应多元化
“一个成熟的法制社会，捐赠数据的收集渠道主要有两条。第一，税收部门提供的权威信息；第二，社会各界反馈的透明信息。”
昨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的民间捐赠额占GDP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2005年，美国个人捐赠的款项达到了1990亿美元，占美国总捐款额的76.5%.这都是因为税收制度的保障。优惠的税收政策让美国人意识到：与其把钱留给后代，支付高昂的遗产税，还不如把钱捐出去。在美国，只要捐钱给合法注册的非营利团体，捐赠者都能享受到优厚的税收优惠。所以深圳慈善榜核对数据的方式，只能说从税收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
“一张慈善榜单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全面，但要尽可能准确。这就需要到税收部门查找相关数据。此外，通过银行系统，以支票、信用卡等形式出示的捐赠收据都可以算作证明。这在国外都是有先例的。”
丁学良说，国外的慈善氛围较好，只要有人或团体参与了捐赠，就会得到别人的赞扬。如果收集数据的工作在这样良好的慈善氛围中进行，就会有更多的老百姓愿意如实讲出他们曾经收到过的捐赠，这也拓宽了收集数据的渠道。当然，这条渠道完全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今年5月，福布斯宣布停止编制中国慈善榜。福布斯中文版市场主任张晓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此前发布的三份福布斯中国慈善榜，只公布了某一阶段慈善捐赠的结果，无法反映中国慈善产业的现状。张晓华坦承，不论哪一种调查，都会遇到数据搜集上的困难。中国“官方版”慈善排行榜编制人之一刘佑平也表示，福布斯在取得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权威数据上，“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本版采写：本报见习记者 黎媛 南方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