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投资环境“打分”反差为何如此大

　　本报记者王怀方野李秋怡在刚刚闭幕的第五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成都被评为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根据对内资公司和外资公司的调查反馈，成都总体投资环境评价在中西部58个城市中的排名分别为第1名和第13名。

　　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政府，在不同类型企业眼里，为何评价差距如此之大？荣耀背后折射出的是成都投资环境的“短板”，这，也正是成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突破口。

　　世行报告：

　　成都政府效率处于中等水平

　　2006年，世界银行在对120个城市的调查研究中，采用“平均每年与政府打交道时间、企业在娱乐和旅游上的支出、通关时间、冗员率、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劳动力比例、对法庭的信心、因电力和运输不足造成的产出损失”等8个指标对城市政府的效率进行评价。

　　结果显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对成都政府效率评价在120个城市中均处于64位，属于中等水平。这一“并不理想的成绩”和世界银行实地访谈了解的“政府印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对成都总体投资环境评价也存在很大差异，分列全国14名和68名。这些差距也促使世界银行、国家信息中心在2007年6月对成都开展了深入研究调查。

　　内资企业：叫好声中也有遗憾

　　对成都投资环境总体评价：中西部第一名，全国第14名

　　参与调查的成都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的投资环境评价给予积极肯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比较突出的技改搬迁和辅业剥离问题，政府在提供优惠政策、辅助实施方面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尽管融资困难、政策歧视和人才困境这三大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全国性问题在成都也相当突出，但调查显示，成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接受访问的内资私营企业之一彩虹电器集团表示，“融资环境好，银行贷款从未遇到过问题；每季度召开一次私营经济座谈会，会上提出的问题能得到现场解决或限期解决……”

　　但调查也发现政府在战略执行链条上存在一些不足。如政策执行力不足，由于部分部门在执行中对政策理解存在偏差，而使企业无从适从；对基层政府属地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民营企业反映较大，如郫县某镇自来水厂反映，镇政府隔三岔五打电话，要求参加学习班等。

　　外资企业:

　　成都有吸引力但需求供给有差距

　　对成都投资环境总体评价：中西部第13名，全国第68名

　　“成都在满足外资企业下一步发展的差异化需求方面还有一定距离。”世界银行报告显示，走访的7家外资企业普遍认为，看好成都的战略地位，但在国际化人才和配套服务、通关效率等方面有欠缺。

　　“成都在吸引高端人才上略显不足。”报告指出，和北京、上海等国际化较高的城市相比，成都缺少既懂外语、又懂业务的专业人才。一方面，高端人才的缺乏使外企的招聘非常困难；另一方面，面向外籍人员的家政服务、国际学校、国际医院等涉外服务不足，使外籍人员的生活遇到一定困难。此外，与东部沿海拥有水陆空立体式交通网络相比，成都的通关效率和运输成本依旧偏高。

　　“外企对成都投资环境评价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策公开有所欠缺。”他们反映，相关政策英文版发布不完整、不及时，导致企业对涉及外资的政策了解滞后。

　　专家视角：

　　差异化供给匹配不足导致评价差距

　　世界银行在调查中发现，不同性质企业对同一城市的评价有较大差异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成都。比如，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对杭州的排名分别为第2名和第13名。

　　“有差异很正常。由于对投资环境要素的偏好不同，不同类型企业对投资环境的需求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世行专家认为，在城市投资环境诸多要素中，有些是企业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有些则因企业的类型、规模、领域不同，存在差别。比如出口加工型企业，对通关效率、运输距离和税负水平高度敏感，但是对融资环境、本地市场规模不敏感。而以本地市场为主的内向型企业，对通关效率等不敏感，但对融资、竞争限制和本地市场规模敏感。专家认为，“成都政府未能针对外资企业以及细分下的不同类型企业需求，提供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以企业差异化需求为导向改善投资环境。”世行分析报告建议，在差异化战略上，成都应选择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正确路径，把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深化改革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实现城乡统筹；在针对性服务供给方面，要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完善的融资服务，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充分的人力资源，也要为国企提供更可靠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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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类型企业“待遇”不一

　　内资VS外资：外企外部环境更宽松投资环境报告显示，从税费和销售比的平均值来看，在全国所有地区，外资企业的税费负担都要低于内资企业，其中在外企比较集中的东南地区，外企的平均税费负担只有2.8%。同样，在平均每年与政府打交道的指标项下，政府机构对外企的干预也相对内资企业少。在通关时间上，内资企业的通关时间往往是外企的2-3倍。

　　国有VS私企：国企受政府干预多

　　在全国范围内，国企的税费负担较外企和私企是最重的，在西南地区高达7%。国企每年和政府打交道的时间也最长，说明“国有企业面临政府机构最多的干预”。其中西北地区的国企为89天，而东南地区私企则仅为30天。国内私企从银行获得融资的比例并不高，其中勃海湾地区超过50%，而东北地区只有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