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诗意的野人

11月12日，香港浸会大学授予侯孝贤（中）等人荣誉博士学位 图 大食

图-大食

　　侯孝贤 诗意的野人

　　你到底要拍什么？你看到了什么？

　　什么东西打动了你，让你非拍不可？

　　本刊记者　郑廷鑫　发自香港

　　今年6月30日，台湾电影大师杨德昌去世，媒体关心的，更多的是杨德昌和蔡琴的情史。在台北出席公益活动时，侯孝贤面对记者的提问，只是脸色沉郁地说了一句，“不要消费杨德昌了”。

　　杨德昌的去世令侯孝贤感伤，他说：“这件事情让我感觉一个时代好像过去了。”

　　童年往事

　　1947年6月，时任广东梅县教育局长的侯孝贤父亲带着梅县的运动员到广州参加省运会，碰到正好要回台湾当台中市市长的同学，老同学邀请他一起到台中，当他的主任秘书。

　　侯爸爸抵达台中后，发现这里环境不错，便把全家人接到台湾。这时，侯孝贤刚刚出生4个月。

　　起初，侯爸爸的计划只是在台湾工作几年就回梅县，但是，1949年的历史变局，阻断了两岸间的往来，他们回不去了。

　　侯孝贤在台湾一个叫花莲的小镇上长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发现自己的家庭与玩伴的不同，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异乡人，一生下来就背上了客家人的乡愁，“那种孤寂感是很强烈的”。

　　13岁，父亲去世。18岁，母亲去世。19岁，祖母去世。那个看武侠小说，偷母亲的钱，混帮派，打群架，泡马子，打撞球的男孩在死亡的残酷中成熟起来了。

　　父母去世20年后，他拍了自传性的《童年往事》。

　　长长的镜头记录了他的成长之旅，淡淡的乡愁像一枚邮票，晃动在影片的叙述里。这部电影1987年获第22届金马奖原著剧本奖，同时获得第3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奖。这时，他已成为台湾新电影的旗手。

　　最好的时光

　　1972年，他从“国立艺专”电影科毕业，先是当了8个月的电子计算器推销员。他以为就这么一直做下去了。恰巧，当时在李行导演身边担任副导演的李融之找到他，他便到李行的剧组担任场记。

　　1981年，侯孝贤拍出第一部长片《就是溜溜的她》，在这部影片中，他大胆运用长镜头而造就出的独特视觉风格，后来成了他的电影的标识。

　　也是这一年，他认识了刚从美国回来的台北人杨德昌。那时，他还不完全明白这个戴大眼镜的台北人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杨德昌给他看了一些从国外带回来的西方大师的片子。

　　1982年的一个下午，台北一家咖啡厅，侯孝贤认识了朱天文。这个柔弱羞涩的女孩子后来成了他多部电影的编剧，两人一起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作品。那一次，他们讨论的话题是要购买朱天文小说《小毕的故事》的版权，还有把《风柜来的人》搬上银幕。

　　后来，《风柜来的人》连同杨德昌的《光阴的故事》，被公认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开始。

　　1989年，侯孝贤拍出巅峰之作《悲情城市》。仍然是静默的长镜头，不动声色直面动荡年代，记录着台湾“二二八”背景下一个家庭的兴衰沉浮。该片在台湾获得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并获得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悲情城市》之后，他的票房走下坡路了。

　　之后，他开始求变，他的镜头骚动起来，电影的跨度也越来越大。从《南国再见，南国》到《千禧曼波》，关注的是城市青年的生活；《咖啡时光》和今年的短片《红气球》，是别人的命题作文；《海上花》完全用内景表现旧上海的妓女生活。他的作品开始受到指责：太个人化、票房毒药……

　　他不在意别人的批评，他觉得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

　　现在，他又准备开拍由舒淇和张震主演的新片《聂隐娘》，“讲述一个出身官宦世家的女儿因为某种原因，受世外高人指导开始学习武功，成为一名女刺客的故事”。

　　10年前，在法国人阿萨亚斯的纪录片《侯孝贤画传》中，侯孝贤自在自得地嚼槟榔、吃地摊、喝老人茶、唱卡拉OK——依然是那个野孩子阿孝咕，在那片被他拍摄了无数次的土地上，朴素地生活着。

　　10年后，依然朴素——穿着白布鞋出席香港浸会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典礼，话里却多了一份沧桑，“我发现自己经历太多事了，希望自己不要经历太多就变虚无，没有着力点了。”

　　11月12日，在香港浸会大学的会堂里，冗长的典礼过程中，他一直瞪着那一个个走过的、花样年华的学生，竟有些发呆。

　　你到底要拍什么？——对话侯孝贤

　　背对观众也不意味着跟观众隔离，只是思考的路可能更深邃、更幽微，一般那些面对市场的电影是做不到这点的

　　本刊记者　郑廷鑫　发自香港

　　小时候看了很多武侠小说

　　人物周刊 ：为什么要拍唐传奇《聂隐娘》？

　　侯孝贤：这个想法30年前就有啦，因为我小时候看了很多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以前感觉这个空间不够大，现在很多人都拍过这种古装武侠片了，我觉得自己也可以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拍出不同的东西来。

　　人物周刊：前几年大陆也拍了一些古装大片，票房可观但评价不高，你想拍的是什么样的武侠片？

　　侯孝贤：我现在也不知道，要拍出来才能知道。创作基本上是一个寻找的过程，现在很多想法还没具体化，所以自己都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人物周刊：内地张艺谋、陈凯歌的古装大片《英雄》、《无极》，似乎都不受认可。你对此有何看法？

　　侯孝贤：没有看法，因为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导演的想法都不一样。

　　我像海边捕鱼的鸟一样，

　　有特别的嗅觉和眼光

　　人物周刊：最近李安的《色•戒》大卖，同样改编张爱玲作品，你的《海上花》票房上并不尽如人意。你怎么看票房问题？

　　侯孝贤：李安的我不谈，谈别的吧。电影和票房的关系其实很简单，如果你真正要去做，就要把它做好。每个人也不一定要做同样的事。

　　人物周刊：阿萨亚斯说你的电影都是在外国筹资的，是吗？

　　侯孝贤：差不多。从《好男好女》开始，基本上都是外面的投资，在台湾没有肯给我投资的嘛。

　　人物周刊：台湾的辅导金制度对导演帮助大吗？

　　侯孝贤：我也有用到这个辅导金，后来很长时间不去申请了，让给别人嘛，你自己能开发外面的资金就去开发吧。不过我开发来开发去不是日本的就是法国的。（笑）

　　人物周刊：你说过，要背对观众拍电影，难道就真的没考虑过市场吗？

　　侯孝贤：如果想面对市场，也可以做得非常好，商业化就商业化，无所谓，只要拍得好就行。但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背对观众也不意味着跟观众隔离，只是思考的路可能更深邃、更幽微，一般那些面对市场的电影是做不到这点的。

　　人物周刊：朱天文说你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个说故事的人，你同意吗？

　　侯孝贤：别人看可能更准吧，我就感觉自己是个野人，野人也可以有诗意的。拍电影需要自觉才能做好，有时候好像你知道很多，但我告诉你，什么都做不出来的。

　　我告诉你，每个作者只要个性很强的话，都会给人诗的感觉。诗有什么不好呢？边缘是通往中间的捷径，在边缘才能凸现中心，这是大江健三郎说的，说得很准确。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电影和文学的关系？

　　侯孝贤：电影和文学不是相辅相成的。文学有一种很个人的东西，那种累积出来的能量才能造成文学的多样性，而电影是一个掠夺者、收割者。台湾有一句话叫割别人稻尾，就是割人家的稻穗，人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我们去割人家的，电影对待文学也是如此。

　　人物周刊：你拍的《海上花》也是改编文学作品。

　　侯孝贤：《海上花》比较特殊，很多人读不下去，有人硬攻，攻了三次都没读完，但我一看就爱不释手。这个是很典型的，一般人都没有办法看透，我就像海边捕鱼的鸟一样，有特别的嗅觉和眼光，也不是说厉害不厉害，就是特别有感觉。

　　台湾背着华人传统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也是它的特色

　　人物周刊：你说过自己百分百非蓝非绿，又说永远站在政权的对面，那么，你觉得电影和政治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侯孝贤：创作和政治是不相干的，他们根本不会理我们。以前台湾也有束缚，不过我们照拍，也被骂得很惨。有时候也不要看得太重，不要把自己的创作力和精神体力都消耗在那儿。如果你明明知道那些东西还要去做，那就去做一个社会运动者吧。如果是要做电影，在艺术上做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有很多方法可以做，想做什么片都可以做，也就是说做得别人都看不懂，你也看不懂，但这种如果做得太深了反而没用，因为人家要能理解了才有用的。还有一点比较好玩，我参加过各种政治组织，知道了台湾的一些群体像新原住民所受到的伤害，这反而让我的事业更宽广，让我在创作上更有力量。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就看你怎么调节。

　　人物周刊：政府对于电影创作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才比较好呢？

　　侯孝贤：政府要做的只有他要怎么看待电影，对电影的定义是什么。它是个工业？OK；它是个文化？OK；两种都并容？也OK。如果真的认为电影可以带动一个地方的繁荣，就真的要下很大的心思才能做得到。

　　人物周刊：朱天文说，从以前到现在，台湾从来就没有过电影工业。你觉得呢？

　　侯孝贤：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才能称为电影工业，没有市场就没有电影工业。美国有，内地可能会有，但现在也还没有，还早。工业会有一个生产性，这会变成一个负担，因为它的体系非常庞大，要动用的东西非常多。我感觉这与台湾在电影上要扮演的角色不太适合。

　　如果从电影工业这个角度来讲，台湾电影要找另外一个途径，培养一种另类的、跟主流有所区别的、一种实验性和开发性的电影小工业。而且，就算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也需要一些小的开发性的电影。

　　人物周刊：在台湾的电影院线被好莱坞占领之后，你认为台湾电影的路应该怎么走？

　　侯孝贤：台湾跟大陆不一样，跟香港也不一样。台湾还是背着华人传统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也是它的特色，就是偏远的地方反而能保留一些比较纯正的东西。台湾的这个特色，可以让它在华人电影世界里占有一个研发、实验的功能，这对华人电影有一个梳理和促进的作用。一个成熟的大市场里，要有大片，也要有小片小制作的生存空间。但现实是，有时候可能要赔钱的，导演要把房子卖了来抵押。

　　人物周刊：对于新导演，你有什么建议？

　　侯孝贤：刚开始拍电影都是有困难的，要看你怎么做。我们以前拍电影的门槛是更高的，现在的门槛低，用DV什么的就可以拍。关键问题还是那句老话，你到底要拍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什么东西打动了你，让你非拍不可？这个是point，不是说看别人拍什么好我也拍什么。你要降低自己的欲望，降低自己对虚荣的诱惑，因为这一行的诱惑是非常大的，你常常会在其中改变了方向。台湾现在很多年轻人拍的电影是上去了就下不来，他们想的只是如何赚钱。

　　人物周刊：最近拍的《咖啡时光》和《红气球》，都是命题作文，这种工作方式哪些地方吸引你？

　　侯孝贤：与其花时间想去拍什么，还不如直接领人家的任务去拍吧。这个最快，而且别人还给钱。

　　人物周刊：跟你以前拍的那些电影有什么区别吗？

　　侯孝贤：这些都是在国外拍的，跨国文化，当然不同了。电影是呈现生活的细节，你对日本了解吗，他们的生活价值、生活习惯？这些你都不了解，法国就更不了解了。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不可以拍呢？我就决定试一下。

　　采访结束后，侯孝贤立刻起身，用粤语说：“我要去吸烟了，不吸头晕得很。”说罢，排开众人径直走出去。转眼间，他那矮小而有些苍老的身影就淹没在年轻学生的人潮之中。

　　（感谢卓伯棠先生对此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