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千年古墓的传奇与现实
因为盗墓被举报,位于江西靖安县水口乡的东周古墓才得以显露真身。47口东周时期的杉木棺材同时葬在一个墓穴中,内有保存完整的人体骨架与做工精细的纺织品,使得其历史价值直到现在仍无法准确估量。
◎魏一平
发现:不得不说的盗墓故事
靖安县博物馆馆长刘新宇还记得,去年12月28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徐长青从盗洞里钻出来的时候,面对围观的村民,“他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不说”。赶到县政府后,徐长青马上写了一份“诊断报告”——“初步推断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墓,非富即贵。”
虽然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对盗墓一事竭力回避,但在老百姓中,盗墓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水口乡水口村的很多村民都向记者证实,由于村子周围有很多土山包,在上世纪80年代盗墓最为猖獗的时候,“见到石头就挖坑,都想挖出个宝贝来”。20多年来也曾挖出几个明清时期的古墓,但因为“那些破坛坛罐罐值不了几个钱”,近些年人们忙于四处打工,很少有人再去“打土坑里的主意”。直到这一回,“盗墓者”的名号再次在村子里响起。
见到陈兵(化名)的时候,他刚下地回来,跟人们对“盗墓者”的普遍想象不同,他看起来憨厚朴实,甚至有几分羞涩,半推半就中说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糊涂事”。早在小时候,陈兵就曾听村里老人们说村口那座名为“斋饭山”的小土包是人工堆积的,理由就是“跟别的山包不相连,下雨时候也没有冲下土”。始终半信半疑的他并没放在心上,直到去年11月,在跟朋友喝酒聊天时又说起了这事,“冬天也没什么活干,大伙都想发财,一合计,就拿了锄头、簸箕去挖,从天黑干到半夜,挖了五六天”。
采访很快被当地警方的电话打断,仍处于保释期的陈兵拒绝进一步透露详情,只一个劲儿地感叹“一时的糊涂害得几乎家破人亡,吓怕了”。同样为此事唉声叹气的还有村里的老汉李景宝。77岁的李老汉原籍南昌,祖辈在700多年前就迁到了靖安,早在1979年3月,李老汉和村民们在挖地基修路时曾挖出一座名为“卢盘”的徐国青铜器,使他成为村子里传言对古墓了解最多的老人。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水口乡决定改修通往高湖乡的柏油路,正好从“斋饭山”旁边绕过。放炮炸山时候,李老汉去看热闹,无意中发现被炸掉的山包一角有断面显露,这更印证了当年祖辈上流传下来的有关古墓的说法。但他一直守口如瓶,“连自己的5个儿子也没有告诉”。去年11月,萌生盗墓念头的陈兵曾找李老汉探问,李老汉“一不小心说漏了嘴”。他告诉记者,他不关心也不懂这古墓的价值,让他耿耿于怀的是自己一句话惹来了“四不讨好”——“政府审我,亲戚朋友气我,儿子骂我,盗墓的人恨我。”
盗墓行径很快暴露。去年12月26日,靖安县博物馆接到群众举报,馆长刘新宇来到现场一看,“一个深六七米的盗洞从山包底部斜打进去,用手电筒一照,里面有水”。匆忙借来抽水机和梯子,下到洞里发现有三口棺材整齐排列,上边被盗墓者锯开了大口子,里面已经空了。由于从没见过这样的深坑墓葬,刘馆长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想请省里的专家下来看看,又没钱接待,博物馆一年的办公经费才1000块钱”。
正打算放弃的刘新宇在第二天又接到群众举报,“说还有人晚上去坑里盗东西”。当天夜里24点左右,他再次来到现场,发现前天临走时覆盖在洞口的枯树枝变了样,“我当时故意在上边放了两根火柴棒做记号,一看就是被人动了”。于是,迅速报告给省考古所,徐长青在看过后又马上向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批准进行抢救性挖掘。县里当晚就派出警察暗中监视,盗墓者在元旦深夜被抓获,所盗的13件文物也被全部追回。
发掘:跌宕起伏的发掘历程
1月6日,由省考古所与县博物馆联合组成的考古发掘队进驻水口乡,正式开始古墓发掘。回首大半年的发掘历程,此次考古活动的领队徐长青连用了两个“跌宕起伏”来形容。
墓冢最高的地方有12米,上面长满了碗口粗的杉树,因为属于用材林,县林业局马上给办理了砍伐证。考古队召集附近几个村子的村长来开了个小会,首要任务是招人来刨土。离过年尚早,大部分村里的青壮年都在外打工,几个村长挨家挨户地找,“好不容易才招来二三十个农民工,五六十岁的也都上阵”。
据徐长青介绍,古墓发掘首要任务就是找墓边。当时安徽省正在发掘六安王墓,初步确定的墓穴面积是120多平方米,徐长青在心底悄悄跟那边比较,“看谁的大”。春节过后不久,墓边基本确定,“160多平方米,比那边的大多了,最起码也得是诸侯级的”,徐长青说那一刻他“兴奋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但这种兴奋并没有持续多久。原本松软的土层越往下挖就越紧,钻探用的“洛阳铲”也钻不进去,工人们甚至因为“挖不动了而罢工,工资由原来的30块涨到40块钱”。4月份的江西已进入梅雨季节,连绵的雨季让发掘工作举步维艰。在水中长期浸泡的土层松动后,徐长青带着考古人员下去察看,“经常一下子脚就陷下去很深,用铲子一探,有的地方有棺木,有的地方没有”。他说,那一刻,一种莫名的恐惧袭来,“怀疑是不是已经被盗得很厉害了”。
一天,再次陷入泥水中的徐长青感觉脚踩到了硬木,下意识地伸手一摸,“圆形的棺木边缘!”他说,“当时太失落了,大墓的棺材都是方形的边”。这失落不仅源于一位考古者本能的遗憾,还来自他一直以来向县里的承诺,“县领导很支持,我就拍着胸脯说,肯定是大墓,肯定能有上千件的青铜器,到时候建个博物馆,肯定值。万一没有大墓,我怎么向他们交待?”
但发掘工作并没有停止,5月上旬,再次钻探的时候,结果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傻了眼”,因为“铲子打下去之后,这里也有,那里也有,棺木很密集”。刘新宇馆长说那是他最兴奋的一刻。很快,压在上面的土层被清理干净,47口棺材整整齐齐排成三列,“黑黝黝的棺木,亮亮的,太激动了”。
4月26日,由国家文物局召集的8位考古专家从北京、吉林、湖北等地火速赶至靖安。“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棺木葬在一个坑里”,曾担任过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回忆道。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提出来的“边保护、边发掘”的方案得到大家认同,县里马上花费20多万元建了个大铁棚,以防雨水侵蚀棺木。
6月底,考古人员在已经腐化得比较厉害的几口棺木中,发现了纺织品,“缠绕在人骨架上,浸在泥水里”。徐长青说,“水可以用吸管和海绵慢慢吸掉,但纺织品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再次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得到的指示是“必须到室内开棺清理”。
如何把这些重达上千斤的棺木平稳转移到室内,还要保证文物安全,成为摆在考古队面前的一大难题。首先犯难的是地点,在斟酌了县检察院办公楼等几个地点后,考古队仍下不了决心,“水口乡离县城十几公里,路不好走,一旦运输过程中有颠簸,棺木里的东西就会成为一堆烂泥”。徐长青说。一个偶然机会,考古队发现在他们当时住的信用社对面就是一个粮所,“再也没有比粮库更合适的地方了”。
更大的难题是怎么把棺木从泥水里安全抬出来。曾担任过水口村村支书的谌模光因为经常在村里老人们的葬礼上指挥抬棺,便被选为小组长,从上百名民工中挑选出十几个经验丰富又身强力壮的,专门负责抬棺木。谌模光向记者介绍了“八仙抬棺”的做法:先用绳子从棺木两头底部横穿过去,打结后穿上木棍,一头4人,8个人必须同起同落,遇到坑洼的地方要配合,保持棺木始终水平。
47具棺木用特制的平板车拉到粮库后,保存的难题又接踵而至。据出土漆木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吴顺清研究员介绍,由于在地下水中浸泡了2000多年,棺木的湿度高达500%,“有的用手捏起来就跟海绵差不多”,出土后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脱水过快就很容易造成开裂和腐化。考古队买来11台立式空调,室内温度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地上铺一层塑料布,屋顶上再钉一层,每天用喷雾器洒水,保证水分逐渐挥发。
7月初,漆器保护、丝绸保护、人类学、林业和水文地质等5个领域的各路专家再次汇聚靖安,现场指导开棺。最先打开的47号棺被定为主棺,因为它“体积最大,且是唯一一座有椁(围在棺木四周的一个木质底座)的棺”。据徐长青回忆,当棺盖打开后,“很失落,一汪泥水,没发现人骨架,除了一块玉璜和一块金箔外,也没有多少陪葬品”。但在随后开启的几个棺木中,发现了大量的纺织品、竹席及纺织工具,还有人骨架与脑组织。
11月15日,记者来到水口乡古墓发掘现场,看到墓穴已经用塑料布封闭,发掘工作接近尾声,负责保护的民警和武警也已撤回,只剩一个老人负责看守。距墓地200米左右的水口中学在9月份整体搬迁到县城,现在的校园成为考古队的临时工作站,清理工作将在这里完成。最后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器物并不多,倒是大量纺织品成为清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来自首都博物馆丝织品保护中心的王亚蓉研究员告诉记者,“清理工作将是以年来计算的耐心活儿”。
未来:机会还是难题?
虽然清理工作将会持续数年,但文物的保存地点很快成为当地政府和百姓们的焦点话题。靖安县相关领导以“建馆工作还需专家论证”为由拒绝了记者采访,但仍表示“对于就地建博物馆,靖安县举双手赞成”。显然,对这个“被遗忘的生态县”来说,这是一个从天而降的良机。
靖安地处南昌西北80公里处,全县人口13万左右,森林覆盖面积高达83%,“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就是当地的真实写照。上世纪90年代,靖安的三爪仑与张家界等同批被定为国家森林公园,靖安也成为全国生态示范县。但相比现今张家界的赫赫有名,靖安显然沉寂了许多。“如果能借这个机会,大力发展靖安的人文旅游,那当然求之不得。”县委宣传部部长胡健告诉记者,“但旅游是个系统工程,如果交通、住宿等方面没有全面发展,也成问题。”
“人口少,面积小,底子薄,步子慢,使得靖安被远远甩到了后面。”县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建馆是好事,可两三千万元的经费对于全年财政不过1亿多一点的靖安来说,谈何容易?”至今,森林仍然是县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据县林业局副局长胡一鸣介绍,因环境保护的决策,由森林产生的直接和间接财政收入,已经由10多年前的60%降到了30%,但125万亩天然林仍是“靖安的宝贝”。由于全县耕地只有17万亩,又禁止砍伐天然林,靖安9万农民中有3万人在外打工,“村里通常只剩下老人和孩子”。
11月15日,记者来到水口村,虽是乡政府所在地,但整个村子看起来不过三十几户人家,很少看到青壮年男性。四周连绵起伏的小山将村子包裹得严严实实,一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告诉记者,以前没有柏油路的时候,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去过山的那一边。现在,村民们除了外出打工,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自家山上的几亩柑橘。这几天正好是丰收的季节,谌模光说上山摘橘子一天能挣60元,但他还是选择了留下来帮考古人员清理文物,“这活干着有意义”,说这话时,他低头笑着,有些不好意思地使劲拽着已经破了个洞的衣角。
“村头的古墓里挖出了47具棺材,听说是好几千年前的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几乎是每个村民对此次古墓发掘的全部认知,所不同的只是有人说很值钱,有人说不值钱。但提起要在这里建博物馆,大伙的意见倒是很一致——支持。乡政府对面的一个商店老板告诉记者,“夏天刚挖出棺材的时候,来看的人很多,生意好了不少,现在放在粮库里看不到了,来的人也少了,买卖又不好做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原省委领导来靖安视察古墓发掘的时候,曾对经费拍板支持。今年10月,国家文物局领导到靖安视察,县长更是在汇报会上动情地说,“我们一定会举全县之力把博物馆建成,否则县政府的新办公楼就不盖”,颇有壮士断腕的豪壮。
来自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的李伯谦教授介绍说,一般情况下,古墓发掘后最理想的保护方式是就地保存,既可以保护文物,还可保护发掘环境,便于还原历史原貌。但负责纺织品保护的王亚蓉坦言,纺织品的保护难度最大,要求必须是恒温恒湿的环境,还要有专业人员定期维护、观察。“钱只是一方面,但不是关键。人才是最关键的,博物馆是一项专业要求很高的工程,需要真正有能力、有知识的领导和专业人才。”
争得考古领队的同意后,记者来到存放棺木的粮库。出于安全考虑,在木门里加了一道铁门,两把大铁锁的钥匙只有考古领队才有权调配。虽然先前看过照片,但在推开门的那一刹那,记者还是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40多口2500年前的棺材排成三列,基本按照在墓中的位置摆放。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对于这个寂静的小城来说,到底是鸡肉还是鸡肋,或许就如手心手背一样,“关键是看如何用劲儿”。-
靖安东周古墓的价值与谜团
来自首都博物馆丝织品保护研究中心的王亚蓉研究员曾担任沈从文先生的助手,参与过马王堆古墓、老山古墓等发掘清理工作,但她感叹“这是几十年来遇到的最难做的古墓”。由于纺织品属有机质文物,最易受各种细菌的侵蚀,很难保存,“1000座古墓中不一定能有一座保存下来”。每天,她要跟两个助手一起将浸在水里的纺织品轻轻取出,清洗,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分析每一个截面。据她介绍,我国纺织品史中有关春秋时期的记载大多都停留在书面上,零星出土的实物也都是些碎片。此次出土的纺织品中,最大一块裹尸布为1.88米×1.5米,成为我国出土的最早的完整纺织品实物,从而改写了我国的纺织史。
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的李伯谦教授更看重它“一坑多棺”的奇特葬式。据李教授介绍,靖安从清代末年就出土过徐国铜器,因为当年的徐国在今天的苏北一带,而千里之外的靖安到底与徐国有何关系?此次古墓发掘,通过分析这些棺木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许可以为解答这一疑问提供宝贵线索。
弄清47位死者间的社会关系,还原47具棺木下葬的全过程,成为考古专家们最紧要的任务。来自南京林业大学的潘标教授对棺木的材质进行了分析,“全部为杉木,虽不及楠木华贵,但因为当时这样直径1米以上的天然木材,少说也得上千年,所以死者即便不是王公贵族,也不会是普通百姓”。
全程参与此次考古的省考古所余江安老师介绍了他对2500多年前整个下葬过程的推断:第一步,挖好墓坑后,先在底部垫一层厚达30多厘米的膏泥(有保水、防腐之用),夯实后在上面铺一层竹席。第二步,尸体用裹尸布裹好后放进棺中,再放进纺织工具等随葬品,盖好棺盖后再用竹席将整个棺材裹好,外边用绳子绑紧,松动的地方加入木楔子。第三步,将棺木放入墓坑后,上面再加一层膏泥,外加一层红土层,经火烧后更加密实坚固。第四步,往上堆土,每隔30多厘米加一层花岗石加以保护。余江安给记者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把整个古墓比作一个鸡蛋,那棺木就是蛋黄,膏泥是蛋清,红土层就是蛋壳”。
不过,考古专家们也坦言,仍有很多谜团尚未揭开。8号棺里发现了一幅完整的人骨架,其他几个棺中发现了6组脑组织,通过检测,死者多为2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死亡原因是什么?在人脑组织缝隙中长出的绿色晶体究竟为何物?47位死者之间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主棺里空空荡荡,是否曾被盗过?除了这个墓,在周围有没有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主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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