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的高丽良还是满头卷发，一生都固执地盘在她头顶的卷发，使其被迫听了无数次“二毛子”的称呼，每次她都跳起来骂回去，即使“文革”时期被关进监狱也如此。
她的父亲就是第一个打下日军飞机的空军英雄高志航，母亲是流亡中国的白俄罗斯人葛莉亚，“可怜的妈妈，我们都不知道她的全名”。从她两岁始，她就和父母彻底分开，再也没见过面。可是，她的一生都和父母亲的往事纠缠不清:为父亲死亡选择了参军，在“文革”中因复杂的“历史问题”而入狱，一直到了70多岁，还几次从她居住的云南跑到吉林通化老家，为了把故居改成父亲纪念馆而奔波——她爱他们。
“我对得起父亲。”父亲纪念馆刚成立几年，基本是她争取来的结果，“可我对不起母亲，到最后连她的下落都不知道”。她家墙上既有父亲那张为人所熟知的照片，也有穿着中式袍子的母亲放大照片，很模糊，“我妈妈很美，看得出来吗？”在高丽良的世界里，早就离她而去的父母亲似乎并不遥远，因为“从小就听爷爷、奶奶讲他们的故事，听多了”。
也就是因为听爷爷、奶奶讲多了父母亲的家常故事，所以她才不愿意看关于父亲的传记，在她看来，那些传奇离真实人生太远，她心目中的父亲，是一个“浪漫的、英俊的，有着强烈爱国心的空军”而已，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那个战争年代的特殊原因——“我宁愿他不是英雄，而是一直活在我身边的爸爸。”
“东北飞鹰”的早年生涯
1993年，张学良给我父亲的一本传记题字:“东北飞鹰，空军战魂。”我后来才看见这题词，当时就想，张学良一定对我父亲印象深刻，并不是敷衍文章，当年就是他把我父亲送到法国的航空学校学习的。
很多传记记载我父亲的出身不正确，我爷爷并不像他们写的那么有钱，他根本就是个穷人，我父亲上学一直靠资助。在我印象里，爷爷是个山东大汉，早年参加过义和团，就为这个逃往东北的。在东北开始时一直给人当佃农，还靠挖人参补贴家用，但他的性格很刚硬。我奶奶也是当年不多见的人物，家里有冤屈，她16岁就敢独自上府城告状，两人都是那种刚烈性格，我想这性格一定遗传给了我父亲。
我父亲1907年出生，小时候，家里没钱，他就用草木烧成灰练写字，后来他考上“奉天中法中学”，那是所教会学校，我父亲的法语基础就在那里打下的。当时家里离学校很远，可是放假回家，他从不坐车，而是省下钱来买几个馒头回家给弟妹吃。我还记得姨奶奶告诉我，我爸爸走路回家，把鞋都走破了，他也不肯说。他是传统教育里长大的，非常孝顺，所以我一直很佩服他，居然顶着压力娶了我的白俄妈妈。
因为家里孩子多，所以爸爸从中法学校毕业后就上了炮科学校。当时这学校属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所办，上了一段时间，张学良出于发展空军需要，要在炮科学校挑选一批学生去法国。我爸爸个头矮，直到后来也才1.67米，所以一开始就落选了，他就在走廊里哭，也没人理他。
后来他想出了主意，自己写了封法语信给张学良。说把名字“铭久”改成“志航”，表明了献身航空的决心。张学良让中法学校的老师翻译这封信，那法国神父一看就说:这是我最好的学生高铭久写的。就这样，父亲如愿以偿去了法国木拉诺高等航空学校，那时候他才十五六岁。听奶奶说，别看我父亲个子小，可是很活泼，特别爱跳舞，从法国回来时候，把一套洋玩意儿都带回来了。
当时我父亲在通化县城已经很有名，人人都觉得高家的小子出息，都过来攀亲戚。我爷爷、奶奶给他订了邵举人家的女儿，并不是传记里写的县太爷家女儿，他从法国回来第五天就娶过门了，两个人关系很不好，邵家这个小姐嫌我父亲对她不好，过门半年后就自杀了。最奇怪的是，邵家不仅不怪罪，还要把她妹妹再嫁过来。
我父亲结婚时才17岁，他和邵家小姐都处于懵懂状态，什么都不明白呢，所以才有这种悲剧发生。不过这次，他坚决拒绝了再娶邵家之女，跑回了部队，正好东北军在内蒙古执行任务，他有光明正大的理由不回家了，就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认识了我母亲葛莉亚。
母亲是白俄流亡贵族，两人是在商店买东西时候认识的，母亲只会说俄语和法语，说了半天店员也不明白，会法语的父亲上去解了围。结果两人在满洲里私下结婚，妈妈很漂亮，个子也高，所以爸爸一直不让她穿高跟鞋，这是我奶奶他们当笑话讲给我听的。
奶奶说，父亲带我妈妈回家，家里人都吓了一跳，爷爷、奶奶都不让他们进门，而爸爸就和妈妈一直在门口跪着，后来爸爸向爷爷求情，说妈妈的肚子里已经怀了孩子，爷爷才说“起来起来，不用跪了”。怀的那个孩子就是我。我出生在1929年。
母亲成就了父亲第二次生命
小时候，记得奶奶总爱说我妈妈坏话，说我妈妈不肯吃高粱米，要喝牛奶吃面包。其实我想那是妈妈改不了的饮食习惯，她嫁到我们高家，整天忙个不停，所有家务都是她做。我最小的叔叔仅比我大6岁，她嫁过来，就要照顾全家人生活，这个小叔叔就是她带大的。
她爱干净，而且有白俄罗斯人的习惯，喜欢买些黑白花色的盘子回家摆，虽然我从两岁后就没见到她，但她这习惯神秘地遗传给了我，我也喜欢买各种好看的盘子在家里摆，这习惯到老都没有改掉。
奶奶很看不惯妈妈，说她一听见电驴子响，不管手里做什么事情，哪怕是抱着孩子，都会抛开就往门外跑——她知道那是我父亲乘车回家了。奶奶最不喜欢的是，爸爸总是在大门口就和妈妈接吻，“抱着啃”。还有就是，爸爸的飞机有时候故意从家上空飞，妈妈总是冲到院子里，拿着刚晾好的衣服使劲晃，现在想起来，爸爸、妈妈都是多么浪漫的人啊。
其实妈妈对我们家，对爸爸的飞行生命贡献都很大。爸爸在东北军当飞行员，当时从国外进口了一架飞机，试飞时候，操纵杆弹出，把他腿打断了。当时找了个日本医生接骨，那医生很不负责，连碎骨头都没清除就接上了，导致爸爸的腿开始肌肉萎缩。我妈妈见情形不对，跑到哈尔滨找到她认识的一个著名的犹太医生，由这医生出面给东北航空委员会写信，表示要重新治疗，航空委员会才把爸爸转院到这医生手中。
当时治疗要先断腿再植，一般人都要打麻醉，爸爸怕打麻醉针影响他的神经，结果是硬生生敲断的——我总在想，是什么使他如此坚强?
就是这次手术，才发现上次日本医生治疗马虎。妈妈精心照料爸爸几个月，他终于恢复了，但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他之后总爱穿厚底靴，死后被封为少将，人家给他一个外号叫“跛脚将军”。
这下连奶奶也开始服我妈妈了，总是说，没有葛莉儿，就没有高志航，她管我妈妈叫葛莉儿。
爸爸虽然治愈，但因为腿疾，一直不能飞。他就去向张学良请求，说他一直信奉“航空救国”，所以一定要重新上天。结果张学良批准他试飞，那是一个极冷的冬天，当时的飞机很简陋，飞行员没有玻璃罩子，都是露在外面的。他从天上下来时，冻得满脸都是血泡，张学良因此很佩服他的精神，同意他重新回到飞行队伍——我和他太不一样了，特别怕吃苦，想来想去，是他的信念支持了他。
1931年，我妹妹出生，我还记得我总爱抓她黄黄的头发，也记得母亲制止我的样子。可也就在这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东北军四散，奶奶后来告诉我，父亲当天就换上便装，带着三叔、四叔，躲在火车厕所里逃往关内，而母亲则把我送回通化老家后去寻找父亲。说来奇怪，两岁的事情应该记不住，可我却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一个黄头发女人一直把我抱在怀里哭，边哭边亲我，我的身边还堆满了毛绒玩具。我当时就想玩玩具，很烦这个把我抱着亲的女人，而且她满脸是泪，可是她一直不肯停。
奶奶告诉我，妈妈因为逃亡中带不了两个孩子，就把我托付给奶奶了，当时她在高家门口再次跪了下来，她那是学中国人托孤的意思。这是我和妈妈的最后一次见面。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36期）
口述◎高丽良采访整理◎王恺王墨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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