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的脑子里一直萦绕着周宝和胡嘉隐的名字。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晚唐武宗时期人，一个是盛唐玄宗时期人，相隔了大约100余年。而且，他们既非同宗亲属，又没有师承关系，把他们放在一起，看似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就是这样两个没有任何关联的人物，其升迁的缘由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先说周宝，他的升迁不为别的，只是因为马毬打得好。《新唐书·周保传》云，唐武宗会昌年间，周宝就和一个叫高骈的人，“以善击毬，俱补军将”。
这个周宝大概确实技艺不凡，而且非常自负；后来因为感觉自己身怀此技而不得提升，还很有些愤愤不平。于是，他自告奋勇地请求为唐武宗表演马毬，颇受赏识，“武宗称其能，擢金吾将军”，终于遂了心愿。史料记载，他曾经不幸“以毬丧一目”，大概也是值得的。
后人论及这件事情，大多都把周宝的擢升看作晚唐政治腐败的一个例证，我却觉得这很正常。因为这类事情并非晚唐独有，实在不足为怪。翻检史籍，发现在盛唐玄宗时代，如此得以升迁实在是一件平常不过的事情，胡嘉隐又是一例。据《封氏闻见记》记载，唐玄宗非常喜欢看“绳妓”表演，这种表演类似于今天的走钢丝，只不过那个时候是走绳索罢了。那么，他到底喜欢到了什么程度呢？应该说是到了“爱屋及乌”的程度，因为皇宫里一个叫胡嘉隐的卫士，就因为写了一篇看起来还不错的《绳妓赋》，“玄宗览之，大悦”，立即就把他擢升为“金吾卫仓曹参军”了。如果说周宝的升迁还是一种“卖力”的结果，并且还为此可怜地丢了一只眼睛，那么胡嘉隐的晋升就显得十分容易了，简直可以说是唾手可得。这其中固然有周宝毬技超群和胡嘉隐文辞华美的原因，但实质上却是因为正中了皇帝的“圣意”。皇帝喜好的事情，必然会遍布皇恩，这块“祥云”即使不罩在周、胡头上，也会罩在某李、某王头上。说到底，周宝和胡嘉隐不过是其中的幸运儿而已。
其实，在盛唐玄宗时代，这种另类升迁的人物还有很多。唐玄宗喜欢斗鸡，擅长此道的长安小儿贾昌一时间就变得大红大紫了，不仅被召入宫廷封为“鸡坊小儿”，而且“金帛之赐颇多”；他封祥泰山时，还亲命贾昌携带300只鸡随侍，可见荣宠之极。当时的民谣感慨地咏唱：“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唐玄宗尊崇道术，方士王玙因为得到他的赏识，即被任命为太常博士、侍御史。到他的儿子肃宗当了皇帝，这个方士更是官运亨通，先后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刑部侍郎，扬州长史、御史大夫，淮南节度使，以及太子少保等职。王玙的如日中天，对当时很多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旧唐书》说：“（王玙)以祭祀妖妄至位将相，时以左道进者，往往有之。”唐玄宗迷恋美女，“他60岁时，把他一个儿子的妻子、26岁的杨玉环召唤进宫陪他上床，封为贵妃”（柏杨语），以至于杨氏一门“姊妹弟兄皆列士”，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特别是还培养了一个一代奸相杨国忠，对大唐帝国的由盛转衰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因此，把周宝的升迁看作晚唐政治腐败的一个例证，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这并非晚唐的什么特例。我们似乎可以说，不论是晚唐还是盛唐，不论是唐代还是其他朝代，只要是一个王权至上的“人治”社会，这种现象都是一种政治常态。张君劢先生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中指出：“吾国政治上之特点为人所共见者，是为君主专制政治。以一人高拱于上，内则有六部九卿，外则有封疆大吏与府县亲民之官；此一人而贤明也，则一国治，一人而昏愚也，则一国乱。”确实是洞悉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的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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