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发现“真相”也要实现正义(图)

　　日前，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对河北聂树斌案的受理，这一曾震惊全国但却于不久之后归于沉寂的案件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善良的人们所翘首以待的仍然是，聂树斌案是否能够真相大白。换句话说，聂书斌是否真的含冤负屈？王书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凶手？

　　两年来，由于河北方面对聂树斌案调查结果的秘而不宣，以及两级法院对王书金自供真凶的“消极”态度，不少人已经开始担心，此案可能最终会成为中国法律界的罗生门。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萧瀚的《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一文，极力呼吁有关方面查清“聂案”真相，可谓“合时”之作。对此，笔者也完全赞同。

　　但是，笔者还是有些与萧瀚不完全相同的看法。在笔者看来，真相的发现，其实并非是实现正义的必要条件。对于包括“聂案”在内的一切疑案，即使没有发现真相，也可以、并且应当实现正义。

　　与纯科学不同，司法裁判的目的“并不在于发现真相”，“也并不在于发现全部真相”，“并不纯粹在于发现真相”。但是，对于一个刑事案件的处理来讲，真相的发现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发现事实真相就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毫不讳言，对于“聂案”，笔者与社会公众一样，期望着它能够早日真相大白。

　　要查清“聂案”的事实真相，从技术层面上而言，当然是尽可能去查证王书金的自证杀害康某有罪供述是否属实。这即使不是发现“聂案”真相的唯一途径，也至少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捷径。毕竟，“聂案”中的被害人已经被火化，加上，12年前该案本来就没有获取什么真正有价值的物证（如，既然被害人是被奸杀的，尸体上是否留下犯罪人的精液什么的，是否对该精液做了ＤＮＡ鉴定，ＤＮＡ鉴定图谱是否与聂树斌一致，等等），现在自然更难以找到诸如此类的物证了；在该案中，当时也没有任何人指证聂树斌对被害人康某实施了奸杀行为。可以说，对于聂树斌案件而言，最为清楚真相的可能只有王书金和聂树斌了。如果聂树斌真的如有关媒体所说的是被冤枉的话，那么他至少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实施这一行为，但是，聂树斌已经被执行了死刑，永远也无法开口为自己辩解或者讲出真相了。在这种情况下，王书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聂案”唯一的“知情人”——甚或，“犯罪人”了（如他所供认的那样）。

　　当然，王书金自认他就是“聂案”的真凶，并不能直接认定“聂案”就是错案。因为，王的供述也仅仅是一面之词，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尚需要其他证据加以印证。河北方面对其供述保持慎重的态度，以至于在较长的时间内无法给民众一个结论，也不能说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当然，如果不是基于慎重，而是基于各种利益牵制，而回避对其供述的调查，以搁置乃至抵制对“聂案”的纠正，那就另当别论了。

　　对于这一点，笔者没有进行实地的调查，当然不敢也不应妄下断言。但，从散布在媒体上的有关材料来看，“王案”的审理至少存在一定的瑕疵，尤其是存在着严重的审限超期。对于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案件，一审法院的审判居然用了一年的时间。仅此一点，就至少表明审理此案的法院对于作为国家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缺乏应有的尊重。或许，一审法院审判超期确实迫不得已——毕竟该案比较复杂，也可能是出于好心——想把案件办得更扎实一些。但，这种做法却有理由让人们担心，法院既然可以明目张胆地违背法律，又怎么不会悄无声息违反道德——是否真正调查王书金的有罪供述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道德义务。因为，对于王书金自供强奸杀害康某这一事实根本就没有指控。

　　判决宣告后，王书金以此为由提出上诉，要求查清事实、承担杀害康某的刑事责任。前不久，该案在河北高院进行了不公开的开庭审理。在二审审理中，据称，王书金自证有罪的供述仍然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由此看来，指望河北方面查清王书金的供述，进而查清“聂案”的真相，多少有点不现实了。实际上，现在看来，即使河北方面真的能够查清真相，也很难获得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和真正接受，甚至还有可能遭受持久的怀疑和猜测。人们会说，为什么你说的就是真相？

　　幸运的是，对于“聂案”当事人的申诉，最高人民法院已受案。虽然，相对于河北两级法院而言，最高人民法院更为超然和中立，人员的法律素养总体上也更高，但这些都不能保障它一定能发现真相。毕竟，有些案件本身由于各种原因，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发现真相。有时真相即使已经发现，我们往往也缺乏有效的检验标准。正如某位学者所言，正义的实现往往不以真相为前提，正义即使在没有真相时也要实现。在很多情况下，让社会公众感觉到司法裁判实现了正义，比让他们感受到司法裁判触摸到真相更为重要，也相对更加容易。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这个案子时，不仅要尽可能地力求发现真相，而且还要向社会公众证明，整个真相发现过程是依法进行的。只有通过公开和透明的审理，把两个案件所涉及的证据及河北方面对此案的处理过程都展示在公众面前，尤其是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令人信服的证据和理由的基础之上，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真相的发现，并在相当程度上消除公众的怀疑。

　　退一步讲，即使最高人民法院最终仍然没有能够发现案件真相，当事人尤其是社会公众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理解和遵从判决，从而也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司法的威严和声誉。毕竟，在真相确实无法查明的情况下，人们可能更加注意司法裁判是否实现了公正。而在此种情况下，司法裁判是否公正，实际上就是司法裁判过程的公正。

　　这样的话，不管“聂案”的真相如何，只要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聂树斌就是真凶，就可以“不冤枉无辜”、“疑罪从无”以及“有错必纠”的原则宣判聂树斌无罪。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对“聂案”在调查和处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深入的反思，并逐步认识到，研究在一些特定的案件中，如何激活、启动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程序的必要性的话，那“聂案”不论最终是否是冤案，都将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