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温：代表中国的洋面孔

资料图片：埃德温。第一排，右数第三个。

　　埃德温：代表中国的洋面孔

　　特约撰稿 朱焱

　　一些外国人认为，生活在中国如同乘坐高速火车，列车前进方向明确，乘客却不知道下一个拐弯的地方。新西兰人埃德温·马厄(EdwinMaher)就是这样一位乘客。

　　他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工作了20年，是墨尔本众所周知的电视主持人。2003年的一个偶然事件让他来到北京，加入中国政府50万之众的境外专家队伍。

2004年，他成为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CCTV9)第一位洋面孔新闻播音员。他的亮相被海外媒体看成共产党国际宣传策略的重大转变，各种采访纷至沓来，埃德温自己成为新闻。

　　最近，他又收获一份意外，荣膺中国友谊奖，受到温家宝总理接见。友谊奖是中国政府授予在华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一说起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与温总理的短暂接触，埃德温仍然激动不已：“去大会堂的路上，我们坐的大车有警车开路，以前从没有警车护送过我。那天，温家宝总理走到我面前，用英语对我说‘祝贺你，很高兴见到你’。温家宝是我最喜欢的中国领导人，他具有许多领袖气质和魅力，是一个很自然而友好的人。那天是我人生中的一个亮点。”

　　埃德温在中国收获了许多人生亮点，这些亮点大多是他融入中国社会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意外。在他看来，这些不期而遇就是高速列车行驶过程中的诸多拐点。埃德温来中国的4年中，中国不断向世界声明要以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快车的高速前进。这趟冲进国际体系的东方快车引发了西方世界诸多质疑。毕竟，这个体系的缔造者和维护者是西方国家，他们必须思考“另类中国”将带来什么？在与国际体系的磨合过程中，中国同样正以“不知道下一个拐弯在哪里”的方式融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埃德温的拐点折射出中国的拐点，它们反映了东西方不同制度、思维和文化的碰撞。而最能说明这种碰撞的，就是洋面孔走上中国国家电视台屏幕的过程。

　　装中国酒的外国瓶

　　CCTV9于2000年9月25日正式开播，节目以新闻为主，口号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长期主管CCT V9的中央电视台海外节目中心主任盛亦来说：“英文频道是办给外国人看的，英文必须地道，最地道莫过于土生土长的外国人。从设计英文频道时就考虑逐渐引进英语国家的人做主持人。比如ABC(美国出生的华人)、BBC(英国出生的华人) ，也不排除洋人。但是，最早的时候计划未得到上级认可。”

　　让一个西方人主持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这件事从酝酿到实现有些波折是可以理解的。首先，CCTV9代表中国形象，外国人有资格吗？其次，新闻是政治，国家电视台的性质决定了CCTV9向世界传播中国政府立场和观点的使命。中国和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差异迥然，西方播音员在政治上是否安全？

　　很快，这些疑虑被打消了。2001年，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的徐光春提出，“在世界舆论中要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要有我们的声音”、“要通过5年左右时间，使CCTV9在世界上产生相当的影响力；通过1 0年左右的时间，使CCTV能同CNN、BBC抗争。”

　　实现这些目标至今仍然具有相当难度，但是它反映了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勇气。在这样的背景下，CCTV 9不断改版。2004年，CCTV9将自己的口号由“中国的窗口”改为“中国和世界的窗口”，即在报道中国同时，用中国视角报道世界。这次改版的一大亮点就是“用外国瓶装中国酒”，埃德温就是在这一年的3月开始担任CCTV9的新闻播音员。《中央电视台年鉴2005卷》中记载：“英语母语人士参与主持，不仅大大提高了英文国际频道的播报水平，增强了可信度，而且进一步突出了国际频道的特色。”

　　洋面孔在CCTV9的亮相立刻在英语世界引来广泛关注，各种境外采访纷至沓来，共同的疑问是：一个具有如此丰富新闻经验、在西方主流电视台功成名就的主持人怎么跑到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来了？较早报道此事的是香港销量最高的英语报纸《南华早报》。2004年4月6日，该报用半个版的篇幅报道了埃德温，题目是《CCTV力求摆脱喉舌形象——雇佣澳大利亚播音员是国家电视台国际频道吸引西方观众的第一步》。报道中引用了对埃德温的采访：“有些新闻可能被认为政治上敏感，但这并不影响我帮助观众理解新闻。这些新闻和其他新闻一样，都要清晰地读出来。”

　　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回答，即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是帮助观众获取新闻事实，因此不能在播报新闻时流露、阐述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这样的回答既专业又保险，避免了纠缠意识形态分歧。但是外国记者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最大满足，即如何看待共产党的宣传机构？

　　3年来，不断接受海外记者采访的埃德温一直十分谨慎地回答这个问题，他不想卷入意识形态的纠葛。笔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表现出更多的坦诚：“对CCTV新闻报道方式的批评的确存在，但是每个国家电视台都要面对批评。比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有人说它太右了，也有人说它太左了。国家电视台都有这样的问题，让所有人永远满意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在某些时刻取悦某些人。国家电视台受政府控制是事实，无法改变，只能接受，我不是来中国改变制度的。在一个机构工作意味着选择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队长，也有规矩，因此要守规矩，不想遵守规矩就退出。从我这个外国人的角度看，在现有体制和环境的界限内仍然可以尽最大努力提高节目水平。外国专家的任务正是如此——传授我们的技术和经验。”

　　埃德温的新闻生涯开始于1965年的新西兰广播行业，他转行电视时，屏幕还是黑白的。谈到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埃德温想起了自己在新西兰的工作经历，政府对媒体的完全控制一直持续到70年代。再早的时候，新西兰有许多私人电台，当政府意识到电台越来越流行时就关闭了所有私人电台，只剩下政府一家。那时侯全国每天只有晚上9点一档广播新闻，内容大多是政府各个部门的新闻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变化总要发生，有的时候来得比较慢。”

　　在过去的3年半里，埃德温感受到中国新闻界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时政访谈节目开始直播，这有利于不同观点的表达。敏感事件的报道也更加平衡，去年国民党罢免陈水扁的努力失败后，CCTV9同样报道了结果。再有，听众通过电话越来越频繁地参与直播的广播节目。埃德温认为这些变化是“显著的”。在采访中，埃德温笑着对笔者说：“你的文章不翻译成英文吧？那样的话可要给我惹麻烦了。”

　　和谐社会

　　埃德温的玩笑话反映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西方舆论对中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基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种成见来源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陌生感和神秘感。埃德温的一些澳大利亚朋友经常问他：你不怕成为中国政府的代言人吗？真的无所顾忌吗？埃德温说，“他们不知道我的想法。我念的新闻的确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当外国人谈论中国时，令人不安发痒的是共产党、共产党政府、共产党执政。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看成以前东欧的共产党。而当你生活在中国时，我发现这里是一个政党的社会民主。”

　　埃德温关于中国如何发展民主的看法与国内一些学者探讨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观点颇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中国不能移植国外的制度，只能借鉴。“世界上的民主形式很多。你不能指着一种形式说，嘿！照这个来。民主这个词具有丰富色彩和层次，你可以用不同方式加以运用。其他国家的民主也有一党执政，不仅仅是中国。许多人想用不同办法促进中国变革，但他们却不在中国。如果不在这里生活，或者仅仅是来中国旅行，根本无法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说中国政府运转不透明、不让每个人拥有发言权很容易。但是中国有13亿人，中国发展如此之快，如果用一支魔杖突然打乱现在的秩序，各种反响会接踵而来。我觉得中国政府知道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许多中国人想守成，另一些人认为应该再开放一些，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如何变？和谐社会在哪里？这里肯定有个权衡问题。”

　　说到和谐社会，埃德温的观点似乎鲜明一些。他来CCTV9的第一天就有中国同事问他对这个政治名词的看法。“ 不管谁创造了这个说法都应该得到奖赏。世界各地的政党不惜在公关和广告公司花费巨资，就是为了设计一个既耳顺又能让公众认同的口号。那些公关经理肯定一边嫉妒一边琢磨‘怎么想出来的?’”

　　在欣赏这个口号的同时，埃德温认为更重要的是将口号转化为行动。“如果房屋和食品总涨价，老百姓就不会感到和谐。穷人看到富人开的车越来越高级而自己的生活没有希望也不会感到和谐，只有当穷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和谐社会才会到来。”埃德温认为治理腐败是和谐社会的关键。“腐败是世界性问题，有人认为它是制度和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老百姓特别不能容忍高级官员的腐败。当穷人看到高官鲸吞公共财富时会对政府失去信心，和谐社会也就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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