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坦率得让人惊讶的人。指着办公室一大柜子书，他承认自己“大部分没有读过”，因为工作太忙，尽管每天早晨8点前就进了办公室，但下班的时间却从没确定过，他只能将看书的时间放在飞机和火车上。
这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
短短几年，作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他带领团队研发出了“超越”系列燃料电池汽车，筹备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汽车风洞中心。
当然，这也是一个幸运的人。2000年回国，从普通教授做起，历任工程中心主任、院长、副校长(主持工作)、校长，一路走来，7年时间，他成了共和国的部长。
5月20日，万钢站在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的舞台上，最后一次以校长的身份主持母校的庆典。校庆之后，他就要北上赴任国家科技部部长。一有间隙，他就在各个办公楼里再走走转转，依依不舍，“越要走的时候，就越怀念这里”。
这是教会了他踏实做人、宽厚待人的地方，是把他放飞到万里之外的德国，又召唤着他义无反顾地回来的地方。
4月27日，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作为中国新一届科技部长的万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位担任政府部长的民主党派，这一特殊性使他备受关注。随着新闻媒体的挖掘，万钢的方方面面也逐步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在上海同济大学校长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一盏煤油灯。
煤油灯作为一种古老的照明工具，早已经不被现代人使用，摆在办公室里也与周围的摆设极不协调，但万钢无论到哪里工作，总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放上一盏煤油灯。万钢自己的解释是:“我是特意把煤油灯放在办公室的，我在农村插队时就用这盏灯照明，我很喜欢这种灯，因为它有特别的含义。
万钢1952年生于上海。1969至1975年在吉林省延吉县三道公社“插队落户”，在东北农村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正是在那艰苦的条件下，在煤油灯的陪伴下，他刻苦学习，进入东北林业大学道桥系，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所谓敝帚自珍，万钢对这盏煤油灯的感情极深。由于他勤奋好学，再加上非凡的聪明才智，万钢后来的求学、科研之路非常顺遂。2000年底，万钢辞去德国奥迪公司总规划部高级经理职位回国。第二年，他被同济大学正式聘任为教授、博导、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同年被科技部聘任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不久，又担任同济大学的校长。至被任命为科技部长的时候，他在同济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已经4年。
虽然职位不断上升，但万钢对煤油灯的感情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是越来越深，情有独钟。万钢说:“我要记住自己在社会最基层的时候对社会的期望，并为实现这个期望而奋斗。我希望一进办公室能感受到这一点。”这是万钢解释将煤油灯放在办公室里的原因。
尽管对用煤油灯的经历难以忘怀，但让万钢走上学术高峰的却是超越了煤油、汽油、柴油等传统能源的燃料电池汽车的研发工作。
1990年，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万钢加盟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作。在奥迪工作期间，他从最基础的工程师干起，几乎接触了汽车企业的各个环节。他参与了5种车型的研发，主持完成了15项技术关键课题，其成果都被公司采纳和运用。
“坐在奥迪车内，我不觉得惭愧，因为这个车有我的贡献。”指着自己黑色的奥迪车，万钢自豪地说。
万钢说:“获得博士学位，这仅仅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个开端。我将在汽车工业研究发展上努力工作，让中国的汽车工业成为世界汽车工业的一员，让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开上我们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
1998年，万钢被推选为当年德国汽车界十大精英之一。
万钢回忆说:“当时，从开发部调到油漆车间主持车间建设时，很多德国人议论说，怎么上司是个日本人，我立即纠正他们——准确地说，是一位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万钢说，“很多人说德国人很骄傲，不易相处，其实还是那句话——人心换人心，当时油漆车间有2000多名员工，我把他们的生日记下来，逢他们生日，我就会拿着两瓶啤酒到车间与他干一杯，有时甚至是一瓶，你干一口，我干一口，你理解、尊重他了，他也会理解尊重你。”万钢的博士生导师、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校长迪茨教授评价说:“他是一位务实而擅长逻辑思维的科学工作者。他所主持的课题从科学研究的方法出发，在用工程科学知识解决实际技术问题方面达到了应用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在攻读博士期间，万钢发明了定量研究固体波传播的光学方法，并成功地将此方法应用于汽车低噪音设计，为clausthal工业大学在此领域的研究赢得了国际声誉。直到2004年8月，这套技术才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退役，一共生产了3500万套产品。下萨克森州政府为此授予万钢特殊功勋十字奖。他是第二个获得这一奖项的人。
1999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委托万钢带领中国留德汽车工业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回国考察汽车工业，当时正值中国汽车如何发展成为国内热点的时期。考察结果让万钢非常忧心。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汽车工业对国外的依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与此同时，万钢从当时欧洲爆发的能源危机中受到启发，判断新能源汽车将是全球汽车业的一个发展趋势。于是，2000年，他向国务院提出了开发洁净能源汽车、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建议。
他分析，在传统汽车业领域，各大跨国公司的技术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如果中国从零开始做内燃机汽车，势必会碰到一些知识产权的问题，而只有在新领域进行研发，才能规避这些问题。因此，发展新能源汽车既是中国汽车业战略发展的机遇，也是一种必需。
这份建议最终被采纳了。当时的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还向万钢发出了回国邀请。之后，继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又将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的重任交给了他。
2000年12月24日，西方圣诞节的“平安夜”，万钢辞别工作了10年的德国奥迪公司，坐上了回国的飞机。此时，他还并没有获得任何正式工作合同，更没有任何单位高薪聘请他。吸引万钢回国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确实想为中国做点有创新意义的事情。
2002年5月，四轮驱动燃料电动汽车概念车——“春晖一号”诞生；从2003年起，“超越”系列的燃料电池汽车新品迭出。2006年，万钢带着他的“超越三号”汽车来到了巴黎，参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汽车大赛。结果，中国汽车在燃料电池组比赛中超过了通用、福特、日产等汽车巨头，总成绩与奔驰基本持平，而且在氢消耗、低噪音等单项指标中名列第一。中国驻法国大使激动地对万钢说，“当大使以来，我第一次在这种技术比赛中看到中国人，我很骄傲。”
“从电动汽车来看，我们当时起步就已经比跨国汽车公司晚了将近10年，但到了今天，世界上提这个话题必有中国。”万钢非常骄傲地表示。
万钢是受科技部和同济大学邀请回国的，回到同济大学后，他从普通教授、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做起，再做到汽车学院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并于2004年就任同济大学校长。
帮助万钢完成这系列“飞跃”的一位关键人物，是现任同济大学的党委书记周家伦。
当时，周家伦是中国驻德国使馆教育参赞，职责之一就是“搜寻”当地的优秀华人，帮助他们为祖国出一份力。“万钢那会儿是德国最杰出的华人之一，自然会引起我的关注。”今天，已经是同济大学党委书记的周家伦如此谦虚地说道，“我只是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
1996年，同济大学德国校友会组建，周家伦推荐万钢去做首任会长。因为“他不只专业技术过硬，而且对事物有整体把握能力”。不久，万钢又成为中国驻德国大使的4名顾问之一，遇到经济问题时，大使都会向他咨询。
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后，万钢开始扮演了一个他从未担当过的角色。
他的朋友和同事说，正是长时间国外大企业工作的背景，注定了他在行使校长职责的过程中，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会不时显现出企业家特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这，正是许多科班出身的校长所欠缺的。
主持学校工作后，万钢提出学校也要重视经营。为此，他积极推动高校在社会服务中创造价值和效益，推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结合。“从事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和开发，工程技术人员要闻天下事，急天下事，围绕天下事来读圣贤书。”万钢的务实，在熟悉他的人群中颇为有名。
作为校长的万钢坦言，“更多地与企业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相融合，培养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是大学应有的价值观。”“我经常说要在同济立得住脚，就必须把东西做出来。搞建筑，你设计建造的楼宇、桥梁、隧道，都要留下传世之作；搞汽车，你得把汽车造出来才是英雄。”
“除此之外，科技人员的社会聚集能力也很重要。科学研究就像统兵打仗，要有领军人物。领军人物虽然也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但他们真正的"魅力"往往在于了解社会的需求、感知他人的感受，善于让合作伙伴和社会公众理解自己的理念，从而调动社会资源集聚于科技发展。”
同济大学不仅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企业实践，及早熟悉企业的各种工作，还创立了学生创业基地，让学生自己想课题，自己找资金。“我们这么做让目的就是让学生清楚，自主创新是一个过程，除了专业知识、好主意之外，还要有很强的团队沟通能力。”
在同济大学做过学生、当过教授和校长的万钢，对于“同济精神”有着自己的理解——同济大学的教师们不把写论文作为最终目标，而是把对社会的贡献当成自己的责任，这才是真正的“同舟共济”。
因此，尽管同济大学近几年来在一些所谓的内地大学排行榜上位次并不靠前，但校长万钢却并不在意。他认为:“大学要大度，大学的品牌是人造出来的，而不一定非要贴出来。”
万钢认为，大学要建立两个平台:一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平台，二是国际人才交流与研发的平台。他说，大学科研不能完全关起门来搞，要有开放的心态，一定要与国家战略与地方经济的发展相结合。
事实上，同济大学在国际交流中的特点非常鲜明，以欧洲国家作为最重要交流国是该校长期以来形成的特色和传统。万钢上任后，更是坚持和发扬了这一特色，在他的努力下，不仅争取到了很多难得的项目，更加大了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合作。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余卓平说:“万钢有两大特点，一是超前思维，对于科技和市场前沿的问题特别敏感；二是组织科技攻关的能力特别强，自己做事情也特别投入。这让万钢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项目组都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做项目时，他都会定下明确的规章制度，骨干成员每周一次例会，一般一次都不能缺席。每个项目都会排出明确的时间节点，只许往前赶，不许推迟。”
同济大学校长助理董琦说:“万钢在企业经过了全面训练，更能接近产业前沿，这是近几年来同济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不断推新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但对于万钢来说，最重要的，是根据国家需求和中长期发展规划来规划学校的发展，并且与服务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紧密相连，在这一点上，万钢的思路非常明确。”
目前，同济大学在新能源汽车项目的带动下已经与企业建立了多个联合实验中心，包括与“大众”、“西门子”等，还与“上汽”集团建立了4个工程研究中心。可以算是与企业联系最紧密的学校。
经过几年时间的开发，同济大学与“上汽”集团合作承担的新能源汽车项目技术已经逐渐成熟，其新能源汽车“超越一号”至“超越三号”已先后推出。新能源汽车是万钢和他的同事们与跨国汽车公司竞争中诞生的“宝贝”。
回国7年，创新的激情、责任感和使命感，推着万钢走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高度。
2002年，万钢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3年后增补为全国政协常委。2006年12月，当选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后，万钢认为，自己现在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验。他说:“作为科技部的主要领导，我应该承担起责任，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在工作中积极贯彻集体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方法，来创造一个新的机制，共同推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他表示，“对于部长这个从未涉足过的岗位，自己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重任在前，自己更应该保持头脑清醒，加强学习，超越自我，全心全意地做好工作。”
对于身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的万钢获任科技部部长，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科教界人士认为，熟谙科技、教育、产业发展规律的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让人们对进一步解决教育与科研实际脱节、技术与经济需求经常分离的问题充满了期待。
政界人土认为，万钢担任科技部部长，这确实是深化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标志，意味着今后政府部门中重要导干部选拔的范围将不断扩大，这可能会对改变高级领导干部结构产生一定影响。
民主党派人士认为，民主党派领导人担任政府部委的正职领导人，是一个标志性变革:它反映着民主理念的转变，反映着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改变。这可能会对促进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促进我国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广泛影响。
履新后的万钢表示，无论在同济，还是在科技部，我相信，都是一个集体决策和科学民主决策的过程。我们撇开政治、党派不谈，不管位置大小，无论你在引领一个公司或领导一个学校，都不能独断专行，所谓决策民主化，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体决策的过程。
万钢说，在同济大学，我们的行政团队和党委之间，合作起来很顺畅，因为我们都在想怎样把学校办好。比如确定由谁担任某个学院院长时，我们更多的会考虑候选人的能力和学院的需要，而不是考虑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包括我们党委的集体决策，也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只要方向一致，这种决策往往是比较科学的。所以我们不用过多的去强调党内、党外的区别，不要把集体决策过多地和党派连在一起。更多的从民主决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
万钢说，就我来说，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科学家的身份去抓课题了，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会更多地接近科学家，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和他们—起讨论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做领导的，就是要给研究者创造更好的环境。
《大地》〔2007第18期〕 (来源：人民网－《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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