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代英和曹学良举行婚礼。
郑世凡摄
黄昌其承包了村里的鱼塘，心情格外舒畅。
陈 威摄
编者按：艾滋病是全球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全球有330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第20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夕，本报记者走进昔日的艾滋病“重灾区”——四川资中县公民镇。作为全国艾滋病社区关怀支持模式的试点，资中县创造了一种政府主导、多部门配合、全社会参与、感染者自救的艾滋病综合防治模式，被誉为“全球人类同艾滋病作斗争的灯塔”。
公民镇，四川东南部资中县一个偏僻小镇。
本来，小镇平淡无奇，却意外地因艾滋病而失去了宁静。
20世纪90年代，这里曾是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灾区”，艾滋歧视像瘟疫一样蔓延。然而，自2002年以来，小镇的“艾滋生态”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小镇的灾难悄然降临。为了摆脱贫困的命运，公民镇一些青壮年捋起袖子，当起了“血牛”。
公民镇有5万多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这里曾到河南地下血站卖过血的有近百人，绝大多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自1995年6月以来，资中县共发现128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公民镇有68例，死亡32例，现存36例，分布在15个村。
李孝春是第一批“血牛”，他的家族中曾有8人先后卖血，几乎全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1995年秋天，他才37岁，仅靠几亩薄地维持生活，还供着两个孩子上学。为了挣点学费，他想到了卖血。在当地的一个血站，他被检测出感染乙肝病毒，献血不合格。
这时，一个老乡告诉他：河南有个地下血站，来了就抽，不用化验。于是，他买了一张火车票，口袋里揣着30多元，赶到了河南某县一个肮脏的小旅馆。
那是一个非法单采血浆站，聚集着很多农民工。献血者一次抽两袋血，大约八九百毫升。为了节约成本，血站老板把很多人的血液混到一起，共用一套血浆分离器。血浆分离后，再把剩下的血细胞输回献血者体内。一旦有艾滋病病毒混入，就会在献血者之间传播。然而，农民们并不懂得这些知识，他们只知道，卖一次血，可以得50元。很多人在旅馆里一住就是几个月，隔一两天抽一次，有的因频繁采血，身体虚弱得站都站不起来，甚至猝死。
那一年，李孝春在河南住了两个月，卖了24次血，赚了1200元，除去吃住行的费用，所剩无几。当年底，他回到家乡。第二年7月，他开始发烧，拉肚子，四肢无力。本来，他健壮如牛，一人能挑200斤青谷子，可后来腿软得像面条。1997年，他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从此，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在他的家族里，曾经一同卖过血的人，也相继发病。
他的哥哥李孝清，2001年病重住院，花了3万多元，因无力继续负担医药费，只好回家。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半边眼睛都烂了，浑身疼痛。村医不愿上门，家里人只好自学打针，每天给他注射几次杜冷丁。临终前，他喃喃地说：“这病害人啊……”
他的侄女婿李本才，15岁就开始卖血。“有时候一天抽几次，刚在这个血站抽了，吃个鸡蛋，喝碗盐水，马不停蹄再赶到下一个血站。有两次抽血，竟然当场昏倒。”回忆起往事，李本才肠子都悔青了。1995年，他和妻子李秀华到广东中山打工。由于经济拮据，他想再卖点血。可是，万万没想到，竟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于是，老板立刻买了火车票，打发他们回了家。
面厂的老板嚷道：“别把艾滋病传给我的机器！” 一位乡村医生说得更邪：“艾滋病，风一吹就传染；人埋了，挖地三尺也传染。”
卿舟维，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是小镇最早暴露身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歧视，曾像噩梦一样纠缠着他。
1995年，他来到河南一家地下血站，总共抽了4次血，却酿成了一生的悲剧。1997年，他到吉林省延吉市的建筑工地打工，想再靠卖血挣点钱。化验之后，血站工作人员告诉他：HIV阳性。
“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啥子艾滋病。”他说。
当天，警察到建筑工地调查，问他在哪里卖过血，他如实回答了。晚上，有位老乡说：“赶紧逃吧，警察会把你抓到深山老林里，连亲人都见不到了。”老乡的话让他惊恐万分，于是，他匆匆借了500元，连夜坐火车往家跑。下了火车，他不敢走大路，抄小道溜回家。
然而，人还没到家，消息却早就飞回来了。一同打工的老乡纷纷给家里打电话：“卿舟维得了艾滋病，离远点！”年迈的父亲听说儿子得了“脏病”，气得直撞墙，只想一死了之。父子见面后，抱头痛哭。父亲哽咽道：“听说得了这个病，没几年活头了，这一家老老小小指望谁呀！”
而村民们的态度，更令他失望。他想把糖果分给邻居，可孩子们一见他就跑。村民宁愿绕道，也不从他家门前过。他到堰塘里洗衣服，别人提起衣服就走。有一次，他到村里去磨面，看到老板人手不够，他便上前帮忙。谁知，老板一看他站在机器旁，立刻嚷道：“快放手，别把艾滋病传给我的机器！”一名乡村医生说得更邪：“艾滋病，风一吹就传染；人埋了，挖地三尺也传染。”
这是当地人最初对艾滋病的态度。莫名的恐惧，像阴霾一样笼罩着小镇。一名感染者痛心地说：“我怎么活不重要，只要把我当人看就行。”
李孝春还记得，当他染病的消息传开后，地里种的小菜、谷子都卖不掉了。他掏钱买东西，谁也不敢要，怕沾上“艾滋钱”。走在街上，对面的人远远看见他，马上闪到另一边。他给村干部递烟，村干部先装在口袋里，等他一走就扔掉。那几年，他觉得“天都垮了”。他胡子拉碴，头发又长又乱，因为没有一家理发店肯给他修。于是，他只好借三个月到成都取一次中药的机会，花10元钱的“高价”理个发，而村里只要1.5元。他到茶馆里一坐，喝茶的人立刻起身，一个个往外溜。而他一走，老板就把他用过的“艾滋茶杯”扔掉，甚至连他坐过的凳子，也一同甩到垃圾堆。
2001年，公民镇的感染者相继进入发病期。由于贫病交加，其生存状况更加恶化。据当时对25名感染者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明：人均收入在400—1500元之间，户均负债4640元。大部分人对生活前途感到悲观失望。
感染者林腾全的妻子因无法承受压力，喝农药自杀，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有的感染者干脆破罐子破摔，甚至威胁报复社会。资中县卫生局局长印永彬说：“有一年，公民镇几名艾滋病人跑到我办公室，扬言不给钱就去炸大桥。有的还挥舞着刀子，声称要以血相见。”
这些举动，并非源于艾滋病人的天性，而是他们对冷漠社会的本能回应。艾滋歧视，成为催生怨恨的温床。
专家掏出面包，众目睽睽之下，让感染者掰开面包，一人吃一半；专家拿过感染者刚刚用过的杯子，毫无顾忌地喝了两口。
2002年2月8日，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在资中县启动。作为全国艾滋病社区关怀支持模式的试点，资中县开始了破冰之旅。
3月，艾滋病专家组来到公民镇。刚开始，村民都在远远地观望。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些专家和感染者一见面，又是拍肩，又是握手。有时，他们还一起吃饭、喝茶，根本不怕被传染。
为了消除农民对艾滋病的恐惧，专家们下村入户，把田头院坝当成课堂，传授艾滋病知识。“只要把道理讲清了，农民的观念很快就变了。”资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吴晓敏说。
在培训中，有很多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成都一位专家掏出一个面包，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一位感染者把面包掰开，一人吃一半。另一位专家，拿过感染者刚刚用过的杯子，毫无顾忌地喝了两口。这些细微的举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的人。村民说：专家都不怕，咱们还怕什么！
面对面的教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半年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组前来检查。在村里的小路上，专家们遇到一位背筐的老人，问：“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老人伸出三个指头：“三个条件嘛！血液、母婴和性。”专家们开心地笑了。在公民镇，几乎所有人都能正确回答这样的问题。
为了让感染者有一个活动场所，公民镇中心卫生院腾出三间房，建立了“公民家园”，寓意“人人平等”，并倡导“自尊、自强、自立、自救”。在这里，感染者每月开展两次活动。工作人员不仅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还对感染者进行生产生活技能培训，组织经验交流和娱乐活动。全国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参观后，称赞这里是“感染者的伊甸园”。
项目开展后，首批培训对象是各级政府干部，卫生、民政、公安、财政、工商、计生等20多个部门负责人都来听课。全县先后举办了42期培训班，总计培训4000多人次，包括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感染者家属、娱乐场所人员等。
歧视的坚冰，渐渐消融。很多外出打工的感染者重新回到了小镇，迎接他们的不再是戒备的眼神，而是友善的目光。
这一切是真的！一位英国项目官员到公民镇督查，听说这里艾滋病感染者不受歧视，深表质疑。然而，当他亲自调查后，终于相信。
在公民镇，感染者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小环境”里。他们之所以愿意公开身份，就是因为不仅不会受到歧视，而且能得到社会各界的特殊关照。
2002年3月，资中县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感染者的关怀支持政策。这些政策，成为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的雏形。
财政局逐年增拨专项资金用于艾滋病防治，政府每年春节、元旦等重要节日都要给感染者发放慰问金。从2004年7月1日起，政府对每名感染者每月发放130元的生活补助。
民政局每年拨款5000多元用于感染者困难救济；对病危的艾滋病人实施临终关怀，给予全免丧葬火化费和定额困难补助；为38户感染者家庭提供6万元的房屋维修款；2005年开始为艾滋病人及家属提供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费用。
扶贫办为两户无房、3户危房的感染者家庭提供1.5万元建房款；向感染者无偿赠送猪苗和饲料；为感染者生产自救提供种子和技术培训。
农业、林业、畜牧部门等组成技术帮扶小组。农业局每年为感染者免费提供优质粮食种子；林业局开展退耕还林还草项目，为感染者办理林业证照提供优惠服务；畜牧局免费提供家禽家畜种，免费打预防针。
教育局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中小学健康教育课程，并规定每学期不低于6学时，感染者子女中小学期间学杂费及书本费实行全免。
地税局、工商局对感染者的农业税和管理费实行全免，并为感染者自救互助企业提供优惠服务。
供电部门为感染者免费进行农网改造，免费提供照明用电。
卫生部门在15个村设立医疗点，由乡村医生为感染者和病人提供上门服务；免费为所有的感染者和病人诊治机会性感染；免费为近400名自愿咨询检测者做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查，查出阳性40人；为符合条件的病人开展抗病毒治疗，有23人接受了国家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
政策支持，是消除艾滋歧视的关键一环。资中县副县长刘国春认为：有政策，利用政策；没政策，开发政策。我们创造了一种政府主导、多部门配合、全社会参与、感染者自救的艾滋病综合防治模式。
为了让更多的感染者看到希望，2002年7月，中英项目办投资3.5万元，为感染者建起了第一家企业——蜂窝煤厂。刚开始，大家干劲十足，产品热销过一阵子。2003年3月，由于种种原因，蜂窝煤厂被迫停产。虽然这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却点燃了感染者创业的热情。
李彬和魏婷是一对感染者夫妇，如今盖了一栋二层小楼。2002年，他们的家境还相当贫困，只有一间破房子。为了让他们脱贫，县畜牧局送来一对小猪，5个月后，猪长膘了，他们卖了1200元。拿着这笔“巨款”，两人兴奋不已。于是，他们开始从外地贩运小猪，养上一段时间再卖掉，一年能赚七八万元。后来，政府把一所学校留下的4间旧房，无偿给了他们。不巧的是，2004年夏，一场大雨把房顶冲塌了。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重建家园，房子修得更漂亮了。
“和过去比，大部分感染者都过上了好日子，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据项目官员郑世凡回忆，2001年，专家组来做感染者需求调查时，一名感染者曾说：“只要一个月给我20元，吃一顿肉就行。”如今，这句话成了一个笑柄。
英国一位项目官员曾到公民镇督查，听说感染者不受歧视地生活，深表质疑。然而，当他亲自调查后，终于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感慨，这是英国多年努力都没有达到的。
2002年9月，英国国际发展部一位副部长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资中模式是“全球人类同艾滋病作斗争的灯塔”。
2006年11月，中英项目正式结束。但是，项目官员郑世凡却并不担心“歧视反弹”。她说：资中模式最大的亮点就是政策到位，具有可持续性。
李本才是感染者中的传奇式人物。他先开茶馆，后搞木材加工，今年又承包了200亩荒山，种下了一座“绿色银行”。
在感染者中，李本才头脑灵活，是个传奇式人物。
2002年9月，他在镇上租了间临街房，开了一家“长明茶馆”。长明是他的乳名，濮存昕为他题写了馆名。茶馆的墙上，贴满了艾滋病宣传画。柜子里，是免费的安全套和宣传资料。李本才还印了名片，头衔是：中英项目艾滋病宣传员。
茶馆开张后，每天宾客满座，比周围的茶馆人气都旺，很多人都是冲着李本才来的。刚开始，多数人是出于好奇。随着艾滋歧视的消除，到这里喝茶的人越来越多，茶馆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2003年，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中国。公民镇的艾滋病感染者代表应邀来到北京，和首相夫妇见面。首相问李本才：“你知道世界上有个英国吗？”李本才说：“我不晓得有个英国，只晓得有个英镑。”一句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布莱尔听说李本才开了茶馆，饶有兴趣地说：“如果有机会，我想到你茶馆里喝茶。”李本才说：“你来嘛，我拿最好的茶叶招待你。”
长明茶馆开了3年多，李本才赚了五六万元。靠着茶馆积累的资本，李本才有了更大的梦想。如今，茶馆虽然已经关张，但他的创业故事依然广为流传。
接着，李本才开始做木材加工生意，本钱越滚越大。今年9月，他再次做出惊人之举：和朋友合伙承包了200亩荒山，种了1万株树苗。他盘算着，等几年后，这些树苗成材了，至少值30万元，就像个“绿色银行”。入秋以来，他和妻子一直在山上忙着种树。有一天，为了给新栽的树苗浇水，夫妻俩从早晨7点干到晚上8点，中午没带干粮，只吃了几个山枣，饿得前胸贴后背，可两人都很开心，因为生活有了奔头。
李本才说：“一个人掉进泥潭，有人来拉你，而你偏不向上爬，是不可能从泥潭中挣出的。”
大旱之年，全村的水稻眼看要枯死。黄昌其决定：抽干自己的鱼塘，放水保苗！七八百斤小鱼翻着肚皮，白花花一片。
在自然界，生态的逆转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在公民镇，“艾滋生态”由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仅仅经历了几年的时间。
2002年，艾滋病人何勇病重住院，政府全部免除医药费，周围村民还自发地捐助了1000多元。他的饮食起居，由“公民家园”的感染者轮流负责。躺在病床上，这个曾扬言炸大桥的人，却说出了一番令人感动的话：“我不在医院住了，这病没救，还是给政府省点钱吧。”9月29日，他离开人世。临终前，他叮嘱家人把遗体捐献给国家。他说：“把我的心肝都拿去化验吧，国家早点研究出治疗艾滋病的药来，也算我的一点贡献。”
在公民镇，感染者常常扮演着强者的角色，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他们总是慷慨相助。
黄昌其，今年43岁，李家村人，曾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一度意志消沉，自暴自弃。2004年，村里无偿让他承包了5亩鱼塘，从此，他的生活有了希望，年纯收入达2000多元。由于公道正派，他还被推选为村民二组组长。
今年5月，四川大旱，全村的水稻眼看要枯死。正在大伙愁容满面的时候，黄昌其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抽干自己的鱼塘，放水保苗！当时，鱼苗才刚刚投放，一放水，肯定赔本。有的村民不忍心地说：“别放干了，还是留点水保鱼吧。”黄昌其说：“不放干，有的乡亲就没饭吃了。”于是，抽水机轰隆隆地响着，鱼塘很快见了底，七八百斤小鱼翻着肚皮，白花花一片，黄昌其心疼得直掉泪。不过，令他欣慰的是，村里三四十亩水稻保住了。“大伙都关心我，让我白包鱼塘，我也不能忘恩负义。”他说。
李本才也是个重情义的人。2005年秋，在“长明茶馆”里，邻村有人“摆龙门阵”：盘龙寺小学有个段老师，父母瘫痪，弟妹又是傻子，全靠一个人挣钱养家，真是造孽呀！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李本才忙问：“那个老师住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于是，喝茶的人骑着摩托把他带到了村里。当时，段老师刚好不在，李本才留下了400元钱就走了。
后来，段老师听说资助他的是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深受感动。他用毛笔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是你们的关爱震撼了我的心灵，让我惭愧，催我自新。”自此，段老师和李本才成了好朋友，每年过节都要带点土特产来看望他。
2004年春节期间，李彬和魏婷夫妇骑着摩托去资中县城探亲，路上不幸发生车祸，两人都受了外伤，鲜血直流。当救护车赶来时，魏婷告诉医护人员：“小心点，戴上手套，不要沾到我的血，我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医院里，两人同样不断提醒周围的人。他们的善良，感动了所有的医护人员。
爱与恨，是可以循环的。社会的歧视，激发了感染者的仇视；社会的关怀，唤醒了感染者的爱心。
一对感染者喜结良缘，200多名乡亲前来吃酒席，10多名感染者分坐各桌。这场特别的婚礼，成为公民镇消除艾滋歧视的最好见证。
公民镇有个“艾滋剧团”，名气很大。
剧团是个临时班子，所有演员都是感染者。没有正规剧本，也没有专业培训，完全是根据真人真事，自编自演，讲的也是四川方言。话剧讲述了一群感染者从被歧视到被关怀、从自暴自弃到自助自救的故事。
2003年11月27日，剧团在公民镇首次公演。当时下着小雨，台下却挤满观众。同年12月1日，剧团来到成都娇子音乐厅演出。2004年11月，他们到成都与濮存昕同台演出；同年12月，他们赴北京公演，并到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如今，有的演员已经病逝。
一群从来不知道表演为何物的农民，居然场场获得经久不息的掌声。不是因为演技，而是因为真实。
“第一次上台，紧张得很，背上的汗一个劲地淌。不过，演着演着就入戏了，哭起来停不住。”卿舟维说，“记者问我为什么敢上台曝光，我说，总得有人站出来，如果都怕曝光，艾滋歧视怎么消除？”
在成都演出期间，他一坐上出租车就问司机：“你怕艾滋病吗？”司机说：“怕。”卿舟维说：“我就有艾滋病。”司机一愣，不敢说话了。“其实艾滋病没什么可怕的，传染途径就三条。你看，我和老婆生活了十多年，从没分过锅灶碗筷，她也没传染上。”就这样，剧团成员巡演一路，宣传一路艾滋病知识。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话剧的最后一幕是大团圆，一对感染者喜结良缘，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王代英和曹学良都是感染者，他们相识在“公民家园”。王代英的前夫何勇也是感染者，在其病重期间，曹学良常常来帮助照料，此举深深打动了王代英的心。何勇逝世后，两人日久生情，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2003年8月1日，他们在公民镇盐棚子村举行了婚礼。当天，在一个农家小院里，200多名乡亲前来祝贺，酒席摆了23桌。乡亲们纷纷帮忙，有的洗菜，有的做饭，有的端盘。碗筷不够了，就到邻居家借。有10多名感染者分坐各桌，大家举杯下筷，谁都不在意。这场特别的婚礼，成为公民镇消除艾滋歧视的最好见证。
如今，中英项目已经结束一年了，可公民镇这座“灯塔”的光芒依然在闪耀，照亮了人类同艾滋病抗争的道路。在这个西部小镇，艾滋歧视的阴霾已经被彻底驱散。
人类战胜艾滋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人类消除艾滋歧视并不需要等待。虽然公民镇只是一片“小气候”，但是，谁敢预言，这样的“小气候”不会变成“大气候”？这里的“艾滋生态”不会在更广阔的土地上延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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