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身份对峙下的枪杀悲剧

　　特殊身份对峙下的枪杀悲剧

　　■王水雄

　　广州珠江医院医生尹方明遭警察枪击身亡，表面上看这是警察杀死了医生尹方明。细细分析这一悲剧，答案似乎又不尽然。

　　我们知道，医生和警察这两个职业都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它们拥有一定的身份优势：因为这种优势，医生相对病人有了权力，警察相对嫌疑犯有了权力。

　　也许因为这两种职业所带有的行为惯性，无论是医生(请注意尹方明以前还是军医，拥有过期的军官证)还是警察都容易滋生一种独特的权力意识，正是这种权力意识在特定情境下的猛然碰撞导致了尹方明的非正常死亡。

　　尹方明除拥有假军车牌之外，后备车厢还有另外两个车牌，本身表明他长期作为军医有一定的特权意识。这导致他总是试图通过一定的关系运作、非正式渠道或者引入更有权力的第三方来绕开规则。

　　面对警察的盘查，尹方明在拿出一个证件之后，大概拿不出进一步对自己有利的证件，正常情况下他可能应该跟警察到派出所接受调查。但尹方明显然相信通过社会关系或者权力关系可以摆平这件事情，所以他打了一个电话向自己熟识的警官朋友求助。因为曾经是军医，尹方明所能动用的社会资源应该是极其丰富的。

　　看样子，尹的求助效果并不佳，那个警察接到一个电话之后，仍然要求尹继续出示证件。如何解释该警察此时的行为？其动机无非有三:其一，该警察原则性强，做工作尽职尽责；其二，该警察试图索要一定的好处费，或者是让尹服软；其三，该警察与尹方明或者是他们背后的机构——派出所与医院之间有宿怨。无论是哪种动机，一定程度都能折射该警察的权力意识。

　　尹方明虽然据说待人和蔼、脾气很好，却是以其在医院这个小环境中，人前人后具有权威性、合法性为前提的，现如今一个小小的巡警居然如此挑战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他感到非常生气也属自然。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在试图遵循那个警察推进的“警察与嫌疑犯”的运转逻辑的话，那么从打电话开始他就已经在尝试跳出这一逻辑。仔细想想，如果此时是一个平民百姓继续遵循“警察与嫌疑犯”的逻辑运转会怎样呢？他可能有如下选项：其一，掏点喝酒的钱作为辛苦费给警察叔叔，如果不够再多给点；其二，乖乖地跟警察叔叔到派出所，去掉军车牌、接受罚款，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妥善解决。平民百姓如有(通常都有)这种自认倒霉的精神，被枪杀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减小。

　　查看警察证件(通常平民百姓都不会这么做)是尹方明跳出“警察与嫌疑犯”运作逻辑的又一个关键举动。警察居然掏出自己的证件来，应该说是合作行为。但是，尹方明面对警察的合作行为，显然没有做出必要的合作姿态。他从警察手中拿过证件，还说“你拿我的证件，我也拿你的证件”，随即上车、倒车、转弯、掉头、向东行驶。

　　设想一下此时警察的心情:其一，有一种被欺骗被羞辱的感觉;其二，反差很大:原来自己还居高临下，现在马上要被甩下;其三，警察证被抢将来势必成为同事们的笑柄，如何再做警察?其四，面前这小子拿了我的证件，将来通过上面什么渠道(军医的权力渠道不会少)来整我该怎么办？??反正很复杂，于是就有了一定要将证件从这个(因为其心理反差大才觉得)“盛气凌人”的家伙手中抢回来的冲动。于是掏出枪、瞄准其一侧车窗，羞愤中顶住尹医生的左腋下开枪也是可能的。

　　这个悲剧至少告诉我们，从有枪的人那里抢东西是危险的。

　　将尹方明的死简单地归罪于那个警察似乎有点表面，我觉得归根究底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当前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行政性整合向契约性整合转变，但是作为契约性整合的重要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位和平等对待的互动规则在某些领域却仍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