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短信事件看权力与权利

　　从短信事件看权力与权利

　　■萧瀚

　　有媒体报道，陕西省志丹县的多位机关人员，因涉嫌将本县领导编进短信段子并传播，而遭逮捕、刑拘、免职。此事涉及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

　　从宪政角度看，普通公民天然有权怀疑政府官员，仅仅因为他们手里有权，而有权就可能作恶、损害人民利益，否则就不必设计监督权力的制度；而对于普通公民，就不必作恶意假设，他们手里没有可能损害他人的权力。

　　如此社会心理下，我们才能解释何以需要制定阳光法案，让政府官员的收入状况天下皆知，目的是防止腐败；也才能解释为什么对政府官员需要舆论监督，而不必对普通公民进行舆论监督，还不是因为政府官员和公民之间存在着权力上的不对等吗。

　　既然在权力拥有方面，官员和普通公民是不对等的，那么在权利保护方面也应当不能对等，只是这时的不对等必须是反向的，即法律应该偏重对普通公民的权利保护，而让政府官员尽更多的义务，这样才能获得一个有效的均衡。美国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判词中指出，允许对政府公共官员的批评，是宪政制度为了限制政府权力而保护言论与表达自由的反映。相对于政府官员，如果人们对其批评无法获得对等的豁免权，那么公仆们就获得了不当的特权。对政府和公共官员的批评应当包括猛烈、辛辣、令人不快的尖锐批评。

　　中国不是美国，但天下事的许多道理是相通的，全世界的政府官员都比普通公民拥有更多权力，因此，对他们的批评和监督，人民应当具有一定的豁免权，这在法理上也就具有了普适性。

　　普通公民在成为政府官员之后，他们的部分个体权利由于与公共事务相关，就变成社会公民知情权的内容之一，例如他们的信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私德，他们的教养、婚姻之外有没有情人，他们薪水之外的收入状况，他们的部分社交，等等，这些都会成为人们判断他们为官是否能够守道的重要资讯。因此，对于这些内容，人们是有权利获知的，社会上有些人拿这些资讯在饭桌上聊天、作为谈论政治生态的素材也都是正常现象。作为政府官员的公共人物既然获得了常人没有的政治权力，就要经受得起人们的批评、监督、揶揄、嘲讽，以及不构成实质性结果类似诽谤的肆意调侃。哪怕人民批评错了、批评过头了，甚至是恶意诽谤，只要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政府都应当有雅量承受，政府官员有义务承受这些轻微的不快。公共人物——无论官员还是影星，当他们获得巨大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的同时，如果连这点承受力都没有的话，不是被无监督的权力宠坏了，就是心理承受力太差，当然最糟的是心中有鬼，撞个正着，于是恼羞成怒。一个社会要比较健康有效地约束权力对人民的恣意侵害，必须在制度上较为充分地保证人民的言论自由，同时约束官员对于己不利言论的打击报复。这就是对公共人物的名誉权反向倾斜保护规则。

　　可见，为了社会良知，在涉及权力和权利的矛盾时，首先要保护的是权利。不过，有人一定会提出，政府官员也是人，他们也有需要保护的权利。这完全正确，这就涉及到监督权力和保护权利之间的均衡问题，即对公共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反向倾斜保护应该掌握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政府官员的私权中，那些与公共事务无关的部分就不能侵害。例如，某官员的生活习惯是早晨洗澡还是晚上洗澡，一般情况下，这与公共事务无关，人民就不必去关心了。

　　从目前的处理情况看，无论这次志丹县的短信事件还是以前的类似案件，都反映了一些政府官员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不习惯，但这样的状态必须改变，他们应当有这基本的雅量，容人说话甚至调侃、讽刺，以至于一定程度上的非实质性诽谤，至于抓人、关人、解雇人，一看就小肚鸡肠，小人作派，这才真正损害政府形象。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