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80年代中期泡沫经济做比较，是一个误区”(组图)

　　“与日本80年代中期泡沫经济做比较，是一个误区”

　　访中国日本经济学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研究员

　　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不一样，最后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既然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和70年代初日本更相似，我们就更应该借鉴日本70年代初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我们就能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系图为张季风研究员

　　编者按：

　　近段时间，国内许多媒体大量报道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中期泡沫经济，并将其与现在的国内经济现象进行比较。从日本经济发展教训中寻求借鉴是有意义的，但专家认为，经济问题的比较与借鉴要有正确的参照系，不能超越经济的发展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就会开错“药方”，误导大众。从发展阶段、宏观经济状况来看，我国目前经济现状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更接近，彼时日本克服石油危机、治理通货膨胀并推动经济转型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本报记者 申欣旺

　　与日本80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相比，更多的是差异

　　记者：今年以来，国内对于泡沫经济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有些媒体认为和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泡沫非常相似，您如何看待？

　　张季风：正如你所说，目前国内很多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泡沫，并且和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相似，这种判断的潜台词认为，中国如果不防止泡沫的出现，将可能出现类似日本的长期萧条。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误会。因为当前中国经济现状与日本80年代中期存在的差异太大，具有明显的不可比性。相反，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倒更像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的经济状况。

　　记者：您并不赞成国内经济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对比？

　　张季风：是的。在进行国别经济对比时，不可能会出现绝对的相同。因此，我并不否认当前我国与日本80年代中期的泡沫经济，有某些相同之处。例如，从表面上看来，宏观经济都表现良好，投资和出口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处于较高水平，汇率升值、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猛涨等。

　　记者：那您为何认为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不一样的？

　　张季风：相同点是有，但我认为更多的是差异。

　　最关键是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日本当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几乎不存在差距。国内市场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比如平均每户已经拥有1台小汽车，彩电、冰箱、空调等家电早已完全普及。中国目前也远远达不到这种水平，汽车总拥有量才3000多万台，人均就少得可怜了。中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广大的农村市场还没有完全启动。市场广阔，发展的余地还很大。由于发展阶段不同，由此带来方方面面的不同。

　　从产业结构上看，80年代中期日本已形成了发达国家型的产业结构，不论产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第一产业下降至5%以下，第三产业超过50%，而中国现在农业就业人口仍占50%左右，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60%左右。

　　从企业实力上看，当时日本的企业已经相当成熟，出现了丰田、日产、日立、东芝、松下等世界顶级企业，而且这些世界顶级企业掌握着众多的核心技术，形成了许多世界级品牌。可以说，日本当时的企业与欧美国家相比已没有什么差距可言，有些产业，如家电、汽车甚至要超过欧美；当时日本的管理模式，也被世界所认同，成为当时最先进的管理模式或经营模式。从我国的现状来看，世界顶级的企业极少，而世界顶级的品牌还没有出现。特别是我国的企业严重缺乏核心技术。

　　从增长速度来看，日本在80年代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年平均增长不足5%；而我国现在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近几年的速度一直是10%左右，今年可能超过11%。

　　从GDP总量来看，日本当时的GDP总量在世界第二，中国目前的绝对量是世界第四。但人均GDP就很不一样了，日本当时人均约2万美元，而我们现在仅仅2000美元。

　　此外，从消费物价指数(CPI)来看，日本1985年是2.0%，1986年是0.6%，1987年是0.1%，1988年是0.7%，物价水平一直处于低位。而我们则不一样。按照惯例，房市和股市的上升会传导给物价，但对日本来说，能源、资源等几乎百分之百进口，大部分中低端消费品也依靠进口。日元升值，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的进口产品。进口价格下降稳定了日本国内物价，这就是当时日本物价始终处于低位的秘密所在。而中国却不是这样，人民币升值比较缓慢，渐进式的升值对进出口产品价格影响不大。只要国际油价、资源价格上升，立刻就会影响到国内物价，近一两年，特别是今年物价持续上涨。

　　记者：货币升值情况是否相似？

　　张季风：对美贸易盈余过大，在美国的压力下日元被迫升值，这一点似乎与人民币汇率改革比较像。但也有所不同，当时日元升值是剧烈的，从1985年9月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率汇从1美元兑换250日元猛升至120日元，升幅高达52%。而人民币的升值是渐进式的，控制在5%左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是中性的。

　　记者：不动产暴涨和股市方面的情况呢？

　　张季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房地产和股市一样火爆，日经平均股指涨幅达3倍。1986年—1990年，全国商业用地平均价格累计涨幅67.4%。我国现在出现的房地产和股市的成倍暴涨确实很相像，甚至比日本涨势还猛。

　　但也有不同。当时日本全民几乎都去炒股，炒房，就连家庭主妇也参与进来了。因为在日本，家庭主妇一般是不关注家庭外的事情的，这足以表明炒股风潮之旺。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许多日本企业、银行也汇入炒股、炒房大军，而且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中国的绝大数企业，特别是银行并未参与炒股和炒房。

　　泡沫不是长期经济萧条的祸首漫画／张滨

　　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泡沫怎样形成的？

　　张季风：80年代后期，由于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而后发效应消失，有利的投资机会减少，实体经济方面的资金不足状况发生逆转。再加上1985年“广场协议”后，美元贬值和日本经常收支顺差继续扩大，强化了日元升值预期，促使一部分资本从美国流回日本，加剧了资本过剩。此外，日本采取了扩大内需政策，加剧了资本过剩。大量过剩资本并没有流向技术创新和实体经济，而是集中流向股票、房地产市场，引起股价、地价暴涨。

　　记者：所谓的“土地神话”情况是怎样的？

　　张季风：持续采取的扩大内需政策，特别是大量增加公共投资，增强了地价上升预期。大量剩余资本涌向不动产，炒地皮、炒楼盘。1986到1990年间，全国住宅用地平均价格累计升幅近60%，其中东京地区近乎翻了1倍。据估算，日本的地价上涨到2100万亿日元，是同期美国地价的4倍，而我们知道，美国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6倍，这也反映出当时泡沫的程度。

　　记者：金融机构在整个泡沫经济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张季风：在暴利引诱下，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入与本业无关的股票和房地产。证券公司大量承揽代客理财业务，并为赚取手续费而劝诱客户频繁买卖。在“土地神话”的预期下，银行疏于审查，若以土地为担保，可提供等于甚至超过担保物市值的贷款，所贷的款又被用于购买房地产，购买的房地产又作为申请贷款的担保，导致经济泡沫越吹越大。

　　另外，由于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主银行制度，即主要商业银行指向本企业集团内部或本系列的大企业提供资金的制度开始崩溃。大企业纷纷转向脱离主银行资本市场筹措资金。失去了固定大客户的银行资金越来越过剩，急于寻找投资对象。当时最保险、见效最快的就是投资房地产和股市。这是一个背景，大量的过剩资本推动了泡沫的膨胀，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加速。

　　记者：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当时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但也有人认为，当时的状况，无论采取哪种政策，都是殊途同归，泡沫经济避免不了。比如，前日本大藏省国际事务次长内海诚表示，即使日本当时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同样会对银行系统及经济造成影响，这是一个困境。您如何评价？

　　张季风：我认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日本决策当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确实存在重大失误。从大的方面看，一是政府对泡沫的警惕与认识不足；二是泡沫膨胀后采取硬着陆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了防止因日元升值导致经济萧条而采取的宽松的金融政策持续时间过长。中央银行从1986年1月起连续5次降息。在三年多时间里，货币供应量持续扩大。实际上，1986年底，企业状况已趋好转，但宽松的金融政策没有得到及时调整，2.5%低利率一直持续到1989年4月。

　　第二，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从1986年起，日本大幅度扩大财政、特别是公共投资规模。1987年后半期，经济出现过热征兆，但是1988年的财政依然是扩大内需，将对付日元升值萧条作为政策课题。

　　第三，对大量过剩资本的形成及流向没有引起足够注意，更没有将其引导到增强基础开发能力和产业创新上去。

　　第四，泡沫急剧膨胀后，政策当局采取了急刹车的措施，硬着陆的政策导致泡沫崩溃。

　　第五，泡沫崩溃后未采取紧急救助。政府对“泡沫经济”崩溃后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看得过轻。1990年，股市比上一年暴跌33%，1991年地价也出现战后以来的大幅度下跌，比上一年下降了8%。这是明显的“泡沫经济”崩溃现象。但政府却认为这些资产价格的下跌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太大影响。

　　当然，你也提到了内海诚先生的观点，如果当时采取紧缩政策，可能会使银行系统受到影响，可能带来另一种不利的结果，这也有一定道理。但我总觉得，如果政策再中性一点，也许能够减缓泡沫膨胀的速度。

　　记者：泡沫给日本带来的损失有多大？

　　张季风：以政府实施紧缩政策为转折点，1991年初夏，“泡沫经济”崩溃，出现了一系列难以治愈的后遗症，诸如巨额不良资产、投资信心崩溃、市场低迷、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持续攀升和财政赤字扩大等等。由于股市和地价等资产价格的缩水，到2001年，日本经济累计资产损失就达1330万亿日元(约折合10多万亿美元)。

　　记者：您曾提到“骄横的社会风气”也是泡沫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张季风：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日本不仅先于其他发达国家摆脱石油危机影响，而且其生产的节能型家电、汽车等产品迅速占领世界市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佼佼者。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后，国内资金大量过剩，民间企业纷纷向海外进军。至1990年，日本公司在美国开设有1000多个工厂，日本在美国设厂生产的汽车，占美国全国汽车产量的21%，同时还对美国的商业、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投资。有些人甚至狂妄地提出要“购买美国”。在夏威夷，80%的酒店和70%的高尔夫球场归日本人所有，使夏威夷几乎成了日本“殖民地”。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进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从政治家到普通国民，都开始头脑发热。记得90年代初，我在日本考博士时候的一篇英语论文的内容就是，为什么美国人经济不如日本，是因为美国人太懒了。这种自满导致日本整个国家对泡沫失去警惕。

　　记者：现在学界对日本80年代中期的泡沫与此后的长期萧条之间的关系看法不一，您如何看待？

　　张季风：现在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如果出现泡沫经济，就有可能带来类似日本那样的长期萧条，这样的结局很惨，我们很多人非常担心。我认为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其一，是前面已经反复强调，我国与当时日本的情况大不一样，不可能出现与日本80年代末90年代初完全一样的结果。其二是泡沫经济未必就一定导致长期萧条。泡沫的崩溃只是日本陷入长期萧条的原因之一，或者说仅仅是一个导火索，而日本陷入长期萧条的深层原因在于其自身的结构性矛盾。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要把泡沫经济和长期萧条划等号，它们之间有关系，但是没有必然的关系。

　　长期萧条并非“失去的十年”

　　记者：您认为造成长期萧条有更深层的结构性的困境？

　　张季风：到80年代中期，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形成的主要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已经不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了。日本从产业结构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转轨。因为整个市场都饱和了，原来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市场饱和，需要找新的增长点。80年代之前的制度都是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体制而设计和形成的，但现在不是了，要转轨。

　　记者：日本人都用“失去的十年”来形容这痛苦的萧条期，实际状况到底怎样呢？

　　张季风：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2年，日本确实陷入了长期萧条。但并不像媒体所渲染的那么严重。日本人的危机感特别强，岛国意识特别强，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人心惶惶。对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他们往往用失去的十年来形容。但我不这样看，严格来说，可能称其为“长期停滞”更好一些。我认为这是“调整的十年”或者说是“得到的十年”。日本经济好比一个高速运行的列车，进入一个修整的平台，但仍然以1.3%的匀速行驶，其经济总量并没有减少。日本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这个没变，世界第一大债权国没变，世界第一的金融大国也没变。而且国内的国民生活，也没有出现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我从1992年至2000年一直在日本留学或工作，我并没有发现我周围的人生活水平有明显的下降。今天和昨天差不多，但并没有多少提高这倒是事实，就业状况也差不多。

　　在这十年，它实现了转轨，或者说大部分的转轨，特别是在制度层面进行了改革。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这10年之中，日本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储备，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始终在3.2%以上，居世界首位，其绝对量也仅次于美国。在经济相对比较低迷的时候，进行大量的技术储备，意义十分重大。今后国际上的竞争不是生产能力的竞争，而是创新能力的竞争，因为你有这么高的技术能力和技术储备，在今后的竞争中占领制高点就很容易。

　　记者：这是否是您认为尽管与80年代泡沫经济以及长期萧条不同，但却很重视这个转轨时期的原因？

　　张季风：是这样的，日本将“长期停滞”变为“得到的十年”，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经济现状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更接近

　　记者：您一直在强调中国现在的情况和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相似。

　　张季风：是的，这主要是因为70年代初日本经济社会状况与现在中国的相似点多于80年代中期。日本从1955年到72年左右，保持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两位数的增长，从数来看，和我们现在比较像。这是第一点。

　　另外，经济总量位次和人均GDP比较接近。1968年，日本从数量上完成了追赶欧美的任务，1970年代初，GDP的绝对量居世界第三位，低于美国和前苏联；中国现在是第四位，今年和德国差不多是并列第三，这个比较接近。从人均GDP来看，日本当时大约是4000美元左右，虽然高于我们现在2000美元，但和80年代的2万美元相比，更接近。

　　再者，增长模式也差不多，都比较粗放。当时日本的增长主要依靠设备投资和出口牵引。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增长率在1973年和1974年曾高达20%。外贸出口增长率，1971年为19.8%，1973年-1974年受石油危机的影响增速减缓，但1975年又达到17%。

　　记者：您实际上还是很重视这个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估。

　　张季风：这很重要，我们可以分析，从整体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质量上来看，70年代初期，日本当时仅仅是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体制下，实现了大路货生产的世界一流水平。一些高端的产品，比如计算机、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精密机床、高级汽车等还没法和美国、欧洲相比。这一点和中国现在的状况很接近。我们现在是钢产量第一、煤产量第一，劳动密集型的服装等还是出口的主导产品，但是在高端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我们并没有优势。

　　记者：国际环境是否也应当是一个比较的标准？

　　张季风：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很相似。首先石油涨价问题。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于1973年，油价从过去的每桶2.5美元涨到10美元，涨了四倍。而现在国际油价攀升的趋势是尽人皆知的，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只是时间问题。日本所需的石油百分之百依赖进口，而中国现在石油进口依赖度也接近50%。

　　另外，在外力压制下的汇率升值也很相近。1971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美元对黄金不挂钩，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各国货币升值，结果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日本将这一事件与石油危机冲击并列，称其为“尼克松冲击”。在此之前，日本一直实行固定汇率制，1美元兑换360日元，持续了22年。而此时日元面临不得不升值的局面。1971年8月份，日本扛了一个月，但最后不得不在8月31日宣布日元从360日元升值308日元，升值幅度14%。对日本来说，这是第一次在美国的逼迫下升值，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已是第二次。我国实行自主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美国的威逼因素。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人民币也曾升过值，但真逼迫因素较强还是这一次。从这方面看，与日本70年代初也比较像。

　　再者，外汇储备迅速上升这一点也很像。70年代初日本对美贸易就出现大量顺差，并发生纺织品贸易摩擦，对美顺差使日本的外汇储备急剧上升，从1970年的44亿美元，猛升到1971年的154亿美元，一年增长了4倍。与中国的现在情况十分类似。

　　记者：国内的资产价格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张季风：当时资产价格的暴涨与中国现在的情况很相近。为了消除日元升值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1972年，当时日本的首相田中角荣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具体内容就是在全国建立很多的25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对国土进行全方位的均衡开发。要建设9000公里的新干线，1万公里的高速公路，7500公里的石油传输管道，用新干线和高速公路把全国连接起来。实际上当时日本的新干线只有700公里，现在日本也仅为2700公里。在列岛改造论的煽动下，1972年到1974年，地价涨了50%。列岛改造的风潮和我们现在的乱开发也有点像。不仅是地价飞涨，股市也在上升，东证股指，1970年是148.35点，1971年是199.45点，1972年涨到401.7点，不足两年涨了1.7倍。

　　记者：在价格水平方面呢？这是我们现在经济形势被拿着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做比较的重要因素。

　　张季风：这一点我认为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更像70年代初的日本了。与80年代中期的低物价相比，70年代初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日本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源于石油上涨，带动国内的物价上涨，国际油价上涨很快传导至国内市场。CPI1972年是4.9，1973年马上到11.7，1974年23.2，一直到1978年才降到4%左右的正常水平。这一点和我们现在十分相像。国内物价的上涨也主要来源于国际能源、资源的上涨。房地产、股市等资产价格上升后，造成人工费上升，然后传到下游的消费品价格特别是副食品价格上升，如果控制不好，副食品价格的上升会很快逆向传导，结构性的通胀可能演变为恶性通胀。幸运的是，中央已经开始关注通胀问题，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指出要防止结构性通胀向恶性通货膨胀转化。

　　记者：是否有这个经济发展阶段比较特殊的情况，而80年代中期没有的？

　　张季风：这个问题很重要，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质的区别，日本在70年代初出现了80年代没有的事，除了通胀外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不同，那就是严重的公害问题。日本长期追求高速增长，结果导致环境的破坏和公害的泛滥，以至于在70年代初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四大公害诉讼”案件。中国现在的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甚至比日本当时的状况还要糟。到80年代中期，日本在环境方面已经治理得很好了。

　　日本70年代初克服危机的经验值得借鉴

　　记者：您这样强调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的区别，有何重要意义？

　　张季风：我之所以做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中国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准确的认识，然后才能采取正确的对策。因为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不一样，最后导致的结果不一样。既然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和70年代初日本更相似，我们就更应该借鉴日本70年代初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我们就能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系。比如说当时日本是如何摆脱石油危机的，是如何遏制通货膨胀的，等等。

　　记者：您更重视7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采取的对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张季风：从大的方向来看，由于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整个包括政策当局以及企业，产生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资源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每桶1.8美元的石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今后的发展必须要转变增长模式，即从过去的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

　　记者：您能否具体举例？

　　张季风：比如通货膨胀，当时日本的通货膨胀的状况相当严重。当时由于物价上涨发生了许多哄抢商品的事件，其中最有名的是哄抢卫生纸事件。1973年11月1日，住在大阪郊外千里新城的妇女们收到了超市将要减价出售卫生纸的宣传单，上午10点开门时，队列已经达到200多人。开始营业时，摆在柜台上的卫生纸瞬间销售一空，无奈之下店方又将库存全部抛出，结果不到1小时也销售一空。1个小时，大约销售了10天的量。这一消息不胫而走，结果引起了全国性的卫生纸大抢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卫生纸的价格平均上涨50%，有些地区上涨了三四倍。卫生纸很快就在各地脱销，哄抢卫生纸直到12月份才告结束。这期间发生了多起因抢购卫生纸踩踏事件，尽管没有死人，但重伤、轻伤不在少数。这与最近重庆发生的因抢购减价食用油，造成死伤的事件十分相似。

　　针对恶性通货膨胀，日本决策当局迅速采取了紧缩对策，央行在1973年4月、5月、7月接连提高利率，每次约提高0.5%，一直提高到7%。通货膨胀在1978年终于得到收敛。

　　记者：其他方面克服危机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张季风：首先是加速调整产业结构。淘汰高能耗的产业，改变过去那种能源密集型的产业，使产业结构从过去的“重厚长大”，转向“轻薄短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软化、服务化和高附加值化的目标。

　　在制造业中，对比如钢铁行业、电铝业等大的耗能行业都开始制定目标，进行合理化改造。大力发展汽车组装业和家电等低耗能产业，尽可能的减少能源的消耗，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应该说日本对这些做得非常成功，许多造船企业、钢铁企业相对减产，或者转移到国外去。比如家电产业，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业都发展起来，实际上，日本的优势产业都是70年代初期以后发展起来的，汽车产业也是，都是从产业结构调整以后发展起来的。

　　记者：这也是现在日本商品的一个特征。

　　张季风：是的，这个举措的影响深远。包括是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和石油替代技术。在这方面，当时“阳光计划”和“月光计划”非常有名。前者就是要开发新的能源，比如风力发电，水力发电，潮汐能发电，核电等。其中核电在日本发展很快，现在核电已占到整个电力能源的30%左右。太阳能发电技术、蓄电池等技术以及其他节能技术在世界居领先地位，实际上基础是在70年代打下的。“月光计划”是7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的。为什么叫做“月光计划”呢，意在表明：哪怕是像月光那样微弱的光源，也要充分加以利用。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强化对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回收和利用尚未被利用的能源；开发包括高效气轮机等在内的重点节能技术；研究开发燃料电池、超导技术应用等可在未来推广的“种子技术”等。同时，为民间企业开发节能产品和节能技术提供支持，也是“月光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节能技术的开发与利用，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当其他西方国家还在石油危机中苦苦挣扎时，日本已经摆脱了危机。

　　记者：这主要是政府的决策，您上面提到政府和企业形成共识，那企业是怎样做的？

　　张季风：对企业来说，石油价格的上涨意味着生产成本的上升。要想摆脱困境，必须在内部挖潜。企业普遍采取“减量经营”模式，缩短战线，通过裁人、减少过剩的设备，尽可能瘦身。对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企业经营战略的重点从只注重大量生产转向技术创新，使企业变得越来越精。

　　记者：这一时期立法对于经济转轨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张季风：日本是经济法治最为完备的国家之一。其经济法的特征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停地修订法律。这一时期，最明显的经济法律制定和修订是环境法制方面。在“四大公害”诉讼过程中，各地区的民众纷纷开展反公害运动并酿成严峻的社会问题，迫于形势政府不得不下决心治理公害、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在1971年的临时国会上一举通过14部公害与环境法律，以后那一届国会也因此被称为“反公害国会”，在国民、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80年代初期，日本的环境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为了推动节能技术的进展，也制定和修订了节能、新能源开发促进法等。

　　记者：您的意思是，日本正是通过这个阶段的转轨才有下一个阶段的繁荣？

　　张季风：通过70年代初、中期的努力，产业结构不断软化，经过“减量经营”的企业轻装上阵，特别是节能技术的开发与利用，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当其他西方国家还在石油危机和“滞涨”的困境中苦苦挣扎时，日本已经摆脱了危机，而一枝独放。

　　需要提及的是，日本的节能战略一直影响到现在，2004年，日本的GDP占世界的16%，而一次能源消费仅占世界的5.3%。与此相比，中国的GDP占世界的5%左右，而一次能源消费占世界的10%强。中国单位GDP的能耗，约为日本的10倍。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我们也提出了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期相似的政策和理念，例如，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绿色GDP”，构筑循环性经济等等，这些政策无论从政策本身还是采取这种政策的背景，都有相似性。今后关键是要将上述正确政策和战略思想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