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版权作为由法律确定的一种知识产权，加强版权保护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过程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诞生到现在近300年中，版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版权的客体由单一的书籍，逐步演变到丰富多样的各种形式和载体。
除了人们熟悉的书报刊、音像电子出版物、广播、影视、音乐、舞蹈、戏剧、演讲、绘画、摄影外，还包括计算机软件、实用工艺品、工程设计、建筑外观等等。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又催生了一项新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甚至一把椅子、一部手机、一栋建筑物中都包含着版权的要素。二是版权的使用从只有少数人享有，到现在已惠及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版权使用极其广泛，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版权，每个人都可能是版权作品的创作者或传播者，即使不是，也一定是版权作品的使用者。三是版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20多个国家的调查表明，基于版权作品而形成的产业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该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在我国，仅文化产业和软件产业这两部分，就超过8000亿元。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版权不仅为社会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版权也为社会带来财富；二是版权是民事权利，但版权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出民事范畴，涉及国家利益和公众文化权益。
然而，由于版权作品的数量极多、使用极为广泛，权利自然生成，且具有投入大、开发难、复制容易等特点，版权在知识产权各种权利中又是最容易受到攻击和侵犯的。我们也不难理解版权为什么成为当前国内外都关注的一个热点，也不难理解版权在当前和今后将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和巨大压力。
中国高度重视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建立起了符合国际规则也适合中国国情的版权法律体系。我们确立了司法和行政并行的双重保护制度。现在，学术界和社会对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就版权而言，目前保护不是过度而是不足。对于中国的双轨制我们不能一方面持批评的态度，一方面遇到问题又要求政府解决，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在逻辑上这是矛盾的。双轨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将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也应当判断，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政府的行政保护应是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在现阶段，应当加强也必须加强。
政府在版权保护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但不是全部责任。应当按照法律进行区分。我们执法的重点应当放在少数恶意侵权的盗版分子身上，而不是公众。我们开展了反盗版百日行动、天天行动，查破了一批侵权盗版大案要案，极大地震慑了盗版分子。我们也要注意防止那些打着公众利益的旗号牟利的非法使用者。对于大量的个体、对个体作品使用中出现的纠纷，应通过协调或民事诉讼的途径去解决。对于公众中一些人从眼前的好处与实惠出发，购买或使用盗版物，应当坚持不懈地进行教育。宽容盗版并不能使普通百姓致富。而相反，对盗版的纵容姑息必将破坏法律秩序，扰乱社会秩序，挫伤民族创造力，根本上是损害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
在中国不能用超现实、超阶段的眼光看待版权保护，认为中国现在就要达到发达国家的保护水平，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同样，我们也不能用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版权保护，任其自然也不可取。这既损害创作者的积极性，也会损害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
我们要把版权工作放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善于运用版权、保护版权，不断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活力，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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