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村改革因何始于安徽，成于安徽?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1993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来安徽考察期间感慨地说：“安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起到了先锋和示范作用,促进了全国农村改革的成功”,“这一历史性的贡献,是安徽人民的功劳，是安徽人民的骄傲，也说明安徽人民有革命的精神和创造的智慧。”

　　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的起点，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段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万里说过，仔细研究这一段历史，写清楚这一段历史，无论是对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还是对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都具有重大意义。笔者作为一名党史研究工作者，着重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农村改革，为什么始于安徽，成于安徽？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何在？

　　穷则思变，安徽人民敢为天下先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曾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左”的东西特别积极，致使农村经济严重落后，群众生活艰难，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吃不饱肚子。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全省大部分地区。在深入基层调研中，他亲眼看到农村一些地方极其困难的生活状况，心里十分难受。在肥东县八斗，万里看到一户姓张的农户一家7口，2个大人、5个小孩只有一床被子，屋子里空空如也。灶上一口有缺口的锅，盖着稻草编织的锅盖，揭开一看，锅里是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的粥糊糊。在定远县卢桥，万里看到一位身着破旧的空心棉袄，挑担歇脚的农民时，便停住脚步，和他拉呱起来，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他看到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妇女，就询问她家情况：“家有几口人？”“四口人，夫妻俩和两个孩子。”“他们都到哪去了？”“出去玩了。”“能喊来让我看看吗？”在万里的再三询问下，妇女面带难色，无奈地掀开锅盖，只见锅膛里坐着两个赤身裸体的女孩子。原来她是用烧过饭的锅灶，拿掉铁锅，利用锅膛里余热，把两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放到里面防寒。在凤阳县的梨园公社前进生产队,万里了解到这个队10户人家就有4户没有门，3户没有水缸，5户没有桌子。生产队长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个饭碗。……

　　20年后，万里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他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

　　穷则思变！怎么变？改革！

　　安徽农村有改革的传统，安徽农民最具改革的精神。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安徽在全省范围内搞过责任田。责任田对于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克服一时的经济困难，发挥过重要作用。干部群众普遍称赞责任田是“救命田”。但由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阶级斗争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突出强调反对“单干风”、“一片黑暗风”，致使责任田这一改革遭到无情地扼杀。

　　安徽农民不怕挫折。一遇时机，还要改革。

　　这次新的改革，是从安徽肥西和凤阳两地悄悄搞起来的。

　　肥西最先搞起来的是包产到户。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将集体的土地分别承包到农户，变集体统一组织劳动和集中管理，为由农户分别承担不同地块的劳动和管理。但是，整个生产的经济核算和收益分配仍然由集体组织统一进行。搞包产到户的起因是，1978年秋，肥西遇到百日不雨的干旱，河水断流，塘库干涸，土地龟裂，秋种十分困难。中共安徽省委根据这一严重灾情，从实际情况出发，号召社员多种“保命麦”，并宣布可以借一部分土地给社员种麦。当时，肥西山南地区的旱灾特别严重，集体的秋种速度十分缓慢，麦子种不下去。情急之下，肥西县山南区柿树公社997人的黄花大队，以抗旱、“借地度荒”为名，于1978年9月18日，将997亩小麦和49亩油菜的种植任务，分别落实到各个承包户主名下。在黄花大队承包到户的同时，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也把全队的153亩田地悄悄地全部包到农户头上。黄花大队和小井庄生产队的做法，很快收到成效。田地里一片繁忙景象，大家各显身手，地干了，牛耕不动，社员们就日夜用铁锹挖，用榔头打，跑几里路挑水点种小麦；缺劳动力的人家，就请亲戚朋友相助。结果是秋种的进度很快，质量很好。据统计，山南区在较短的时间内共种植小麦8万亩，大麦2万亩，油菜4万7千亩，超过正常年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种植面积2倍之多。

　　老天不负有心人，包产到户结硕果。1979年，肥西县山南区获得空前大丰收，仅夏季小麦总产量就达3000万斤，比1978年午收增产了两倍，上缴国家1980万斤，仅午季就超额完成全年定购任务（任务为1870万斤）。而没有包产到户前，该区每年午季只上缴国家100万斤左右小麦。1979年全县全年粮食产量比1978年增长13.6%，向国家净贡献粮食是1978年的3倍。这一年，肥西县向国家贡献粮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被国家商业部评为售粮百家先进县和百名油脂销售大县，荣获金质奖杯。

　　与肥西山南区包产到户有所不同的是，凤阳县梨园公社严岗大队小岗生产队搞的是包干到户，即“大包干”，而且这种“大包干”是社员自发搞起来的。所谓“大包干”，就是农户对承包土地上的产出，不必再交由集体组织去搞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而是直接承担起每份承包土地应向国家缴纳的税收和收购任务，并向集体组织交纳土地的承包费。这种“大包干”最受农民的欢迎，农民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小岗生产队是凤阳县梨园公社最穷的一个生产队。1978年冬，万里等领导来到小岗，详细调查了小岗的情况后，万里说：“像这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地方，只要能让群众吃饱肚子，能增产，不管什么办法都可以搞。”万里的话使小岗农民扬起了希望的风帆。一开始，全队20户人家分成4个作业组，但搞不好，又分成8个组，还是搞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队社员们不断寻找新的办法。有人斗胆提议干脆搞包干到户，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小岗队的农民当时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搞起了大包干。全队517亩土地按人包到户，10头耕牛评好价，两户包一头；国家农副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和各类人员的补助款，按人包干到户；包干任务完成后，剩下多少都归自己。这就是尔后推广到全国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

　　小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同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一年大变样。1979年，全队破天荒地向国家交售粮食近3万斤、油料2万斤，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留储备粮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一年大翻身，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原来远近闻名的“乞丐村”变为名副其实的“冒尖村”。

　　包产到户和大包干，不仅使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农业经济的管理方式，而且冲破了生产、管理、分配等方面许多“左”的框框，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干活“大呼隆”、“吃大锅饭”的现象。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有了生产积极性。到1979年底，安徽全省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65.9%。凡是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去，都大幅度增产。

　　安徽人民这种穷则思变，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是农村第一步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天降大任，万里主政安徽

　　安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起始与成功，得益于万里主政安徽。

　　1977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主政安徽后，首先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深入农村，看农业，看农民，跑遍了全省大部分地区。在调研中，他发现安徽作为农业大省，农村问题远比城市问题严重得多。他认为，农民吃不饱，生产搞不好，主要是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根本原因是党在农村的政策脱离了实际，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此，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以极大的胆识，大胆纠“左”，破除旧的框框，支持改革，推进改革。

　　万里在主政期间，出台了哪些重大的政策措施呢，他是怎样支持农村改革的呢？

　　首先是制定“省委六条”，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突破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框框。1977年11月15日至22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研究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经济政策问题，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省委六条》。其主要内容是：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六条规定”的中心内容是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把贯彻“六条规定”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规定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些却成了禁区，成了“唯生产力论”，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批，要割，要砍的。历史地看，这六条政策规定，在当时是很大的突破，可以说，它是粉碎“四人帮”后徘徊的中国诞生的第一份关于调整农村经济政策的开拓性文件，在全国率先突破了农村既定政策“左”的框框。《省委六条》的产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它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起了启动和开拓的作用。

　　《省委六条》明确提出农村工作“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公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率先实现了农村工作重点的转移。1978年2月14日至16日，万里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农村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他指出：“"四人帮"批什么"唯生产力论"，把思想搞乱了”，农村“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农村不以生产为中心，没有粮食，或者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大家吃什么？穿什么？这本来是普通的道理，就是被"四人帮"搞乱了。”“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把生产搞上去。”接着，在4月3日召开的全省各地市生产电话会议上，万里又对“以生产为中心”进行了强调。

　　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以万里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即响亮地提出“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这对跃跃欲试要走改革之路的安徽农民是个极大的鼓舞。对此，《人民日报》3月初给予报道，并指出以生产为中心“是完全正确的口号……安徽省委在农村及时地重提这个口号，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果断的行动，对搞好春耕生产和加速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必将起重要的作用。”

　　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罕见的旱灾，大部分地区10个多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河水断流，水库干涸。旱情造成全省受灾农田6000万亩，400万人缺乏生活用水。入秋以后，旱情更趋严重，田地干裂，禾苗枯黄，秋种无法进行，干部群众忧心如焚。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安徽省委于9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省委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后当即做出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麦子和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而且引发了“包产到户”。

　　1978年10月初，安徽省委提出了“农业十条意见”即《农业上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不要提普及大寨县口号；不要再搞穷过渡；尽快把农工商联合企业搞起来；建立联系产量责任制；大办、办好农业机械化；给生产队充分的自主权；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让农民进入市场，得到实惠；“以粮为纲”的方针有片面性，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应予改变；农村不能再搞政治运动，要集中精力搞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当省委制定并出台这些政策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符合广大农民意愿的农村政策，对于人们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和历史偏见的束缚，对党中央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的出现，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姓资姓社的问题。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信中说：“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编者按”还提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张浩的来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安徽农村引起震动，不少地方的干部和群众深感不安。

　　张浩的来信和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广播的当天，万里正在合肥。他听到广播后，说糟糕了，这跟省委“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得赶快给全省各地打招呼。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电话，对他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根据万里的指示，以中共安徽省委的名义，向全省各地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主要内容是，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不能变来变去，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春耕生产。

　　针对“张浩来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万里理直气壮地说：“报纸像公共汽车，他可以打票乘车，你也可以打票乘车，他写稿登了，你也可以写稿！”根据省委的指示，省农委的辛生、卢家丰两位同志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信。信中说：“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的做法，要坚决纠正呢？……"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两年多了，但余毒未除，至今还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就瓦解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封信，同时配发了题为《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的编者按语，承认3月15日刊登的张浩来信及按语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要注意改正”。表示：“不管用哪种劳动计酬方式和办法，不要轻易变动，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人民日报的明确表态，避免了“张浩来信”可能带来的一些不良后果。

　　张浩来信发表的第二天，万里就出发去了基层。他首先到了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做稳定干部、群众情绪的工作。万里一再向干部群众讲：“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经过他紧张的、大量的工作，绝大多数地方干部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了。

　　1979年5月21日，万里驱车来到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公社，此时正值农民开镰收割，一派丰收景象。万里紧紧握住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的手，问道：“搞包产到户，你怕不怕？”王立恒说：“是有点怕。”万里说：“不要怕，在你们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我是点过头的！搞错了，不要你负责。”在和小井庄群众交谈中，万里果断地对群众说：“大胆地干吧！省委支持你们。”并再三嘱托：“一定要把生产搞好，待秋季取得大丰收，再来山南看望大家。”万里这次山南之行，给坚持搞包产到户的干部群众，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万里说话算数，这年的12月13日，他第二次来到山南，了解了山南包产到户一年来的实际效果，用赞许和肯定的口气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看来怕这怕那都是不必要的。”

　　1979年6月初，万里乘车前往凤阳考察。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汇报了大包干的情况，并引用了农民歌谣：“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搞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万里听后，当即表态：“好！我批准你们县干三五年。”陈庭元反映有些人还有顾虑，主要是干部怕错，群众怕变。万里说：“只要能增产，什么都不要怕！”“不管哪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能够增产增收，对国家有利，对集体有利，对农民有利，群众愿意，就要坚持下去。”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来到凤阳县小岗村，挨家挨户看了一遍，看到户户粮满囤，十分高兴，在场的人告诉他说有人指责小岗村“开倒车”，他当即表示：“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1980年1月2日至11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总结一年来全省农村改革、试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万里做了《要敢于改革农业》的讲话，指出：“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增产效果更明显。”“支持绝大多数农民的积极性，一切从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出发，这就是我们敢于坚持实行联产责任制、敢于坚持按需分配的各种形式而不动摇的根本所在。”会议对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凤阳县实行农业大包干的做法和经验做了充分肯定。指出：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不论哪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符合群众的意愿，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应当允许试行，鼓励和支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1980年3月，中国农村伟大的改革家、中国农民的知心朋友――万里，调离安徽，到中央工作。从1977年6月至1980年3月，在这不到3年的时间里，万里的心里一直装着安徽农民的命运，一直为安徽农民的温饱解忧，一直为安徽的农村改革，运筹操劳，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安徽的农村改革，万里,功比山高，彪炳史册！

　　 关键时刻，邓小平出面支持

　　万里在安徽能够大刀阔斧地搞农村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位改革家的背后有一座巍巍高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六条”的诞生，引起全国关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做了报道。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制定的这份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六条”规定，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他在出访的途中路经四川，向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做了推荐。不久，四川省委派人到安徽了解情况，顶着“左”的压力，仿效安徽颁布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十二条”。从此，安徽、四川两省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火把。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万里到北京参加了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他找到邓小平，把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向邓小平做了汇报，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听后，果断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这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次表态支持。万里受到鼓舞，信心百倍。回安徽后，他以坚定的口气对地县领导干部们说：“有人在报纸上对我们的新办法做了批评。报纸不种田，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有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样干！”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在会上介绍了安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经营落后地区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引起了与会代表十分激烈的争论，大部分人对安徽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符合不符合中央政策的规定？持反对意见者的主要论点是，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与社会主义不沾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他们武断地说，包产到户调动的积极性是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大方向。国家农委的领导也表示要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办，“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这次会议之后，公开批判安徽推行的包产到户，指责包产到户违背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宪法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规定的声音日嚣尘上。这种有“来头”的对包产到户的批判，对安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引起了省内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分歧。

　　1980年3月，万里调中央工作后，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安徽又出现了一次全省范围的争论。有的认为“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有的叹息：包产到户导致农村“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的心有余悸，表态说：“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

　　正当全省围绕包产到户、大包干进行争论，很多人对生产责任制何去何从感到迷惘之际，邓小平站出来说话了。他在1980年4月2日，特地把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找去谈话。在谈到农业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地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这次谈话，可以说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次表态支持。

　　邓小平第三次表态支持是在1980年5月31日。这一天，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中，着重谈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这番谈话，无疑是对安徽搞包产到户、大包干、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莫大支持与鼓舞，一下子给决心搞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干部和群众吃了定心丸，为几年来围绕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画上了休止符。

　　1980年9月，党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红头文件，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初步为包产到户定了性。1982年1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1号文件形式发出的农村工作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是中央以文件形式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明确肯定它姓“社”又姓“公”。

　　由于有邓小平坚定地站在从中国农村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有邓小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的思考，有邓小平对安徽肥西包产到户、凤阳县大包干的热情支持和充分肯定，安徽的农村改革这才大功告成。从此，发源于安徽的中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沿着邓小平指引的解决温饱、奔向小康的社会主义轨道，健康地向前发展。

　　 安徽农村改革成功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诞生，彻底冲垮了高度集中的、违背农民意愿的人民公社体制，这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大呼隆，分配一拉平，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包产到户、大包干变“集体劳动”为“家庭经营”，变“记平均分”为“联产计酬”，农民“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这一变革，就其内容来讲，首先是农村经营形式的变革，即由原来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方式，逐渐改革为农户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逐渐赋予农户相对独立的自主生产和经营的权利，从根本上再造了农村经济的微观组织结构，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没有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就不可能有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万里说过，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同人民公社的时代毕竟大不相同了，有了历史性的变化。发生这个变化的关键性一条，就是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产品丰富了，市场供应充足了，这对保证物价稳定，进而保证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是个根本性的因素。“因此，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不是个小变化，而是个大变化，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

　　第二，农村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必然要求经营形式的多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选择。邓小平在农村改革遇到阻力，围绕姓“社”还是姓“资”议论纷纷的时候，旗帜鲜明地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邓小平所持的态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代表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根本利益的态度。

　　第三，农村改革是使农民摆脱贫困、解放农村劳动力的根本途径。邓小平认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说：“长期以来，我们70%至80%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每人平均只有一两亩土地，多数人连温饱都谈不上。”农村一搞改革，一搞承包责任制，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就可以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邓小平说：“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

　　第四，农村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先导，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能为全面经济改革提供借鉴。邓小平认为，我国的改革必须从经济方面着手，首先又必须从农村开始。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邓小平说得很清楚：“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当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改革。”

　　第五，邓小平在总结农村改革经验时，高瞻远瞩，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与发展“两个飞跃”的光辉思想。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重申了这个思想，并指出：“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再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邓小平关于“两个飞跃”的战略思想，既充分肯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又指出了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六，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了物质基础，提供了经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固有内涵，是发展农业、繁荣农村、造福农民的战略决策。如果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无从谈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村稳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农业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说：“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从直接意义上说，农村改革的成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中国农村改革从起始到今天，已经整整30年了。江泽民1998年到安徽视察时说过：“如果在议论纷纷中，我们领导干部没有胆识，不出来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产到户就出不来。实际上，50年代末60年代初，包产到户在安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村就在冒，但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和右倾思想压下去了。这个教训极为深刻。”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邓小平革命家、改革家的勇气和胆略，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极有可能重蹈60年代的覆辙。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说过：“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里，邓小平把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功劳深情地记在了农民的头上。是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只有思想解放了的人民群众的大创造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英明领袖的大智慧结合了起来，才能创造出辉煌的不朽的历史篇章！（聂皖辉）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