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的土壤

　　杜永道

　　老北京的百姓好说俏皮话，就像他们爱吃炸酱面、臭豆腐一样，是一种沿袭下来的性情。或许，这是天子脚下的百姓在封建专制下，用特殊方式宣泄心语的一种“习惯动作”吧？恰似有人说话激动时，爱用力蹬一下脚或者咧一下嘴似的。

　　明代，京师有个贪官，叫刘吉。他暗中行贿，谋得肥缺。虽然屡遭弹劾，但是官位不但没降，反而一再升迁。

　　京畿百姓恨得牙根痒痒，却笑言:“嗬，越弹劾官儿倒越大，跟弹棉花差不多呀！”于是给刘吉起了个有趣的诨号——“刘棉花”。真形象，也真逗！

　　故而，京华成为相声的发源地、成为相声的故乡，乃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

　　明代出现相声，最初流行于京、津地区。相声在形成的过程中，融入了口技、莲花落、把式(武术)、戏法儿、说书等曲艺形式的手法。

　　乾隆时代相声成熟起来。最早的名艺人叫张三禄。

　　很长一段时间，相声在天桥、鼓楼等处撂地演出。后来进了茶社，天桥的爽心园茶社、西单的启明茶社都有相声。

　　清末最著名的相声演员之一叫朱绍文，艺名“穷不怕”，说唱俱佳，常逗得观众捧腹大笑。朱绍文有四个徒弟，艺名中都有“有”字，是“有”字辈；此后为“德”字辈，有八位，人称“相声八德”。“八德”之一李德锡技艺精湛，极受欢迎，艺名“万人迷”——足见当时相声流行之广、百姓痴迷之深！

　　上世纪50年代，一些著名相声演员在老舍、罗常培、吴晓玲帮助下，对相声进行革新，扬弃了北京土语，把土话相声改革为普通话相声。

　　侯宝林的历史功绩是将相声从地摊表演升华为舞台艺术。

　　相声是北京语言文化中诙谐幽默这一突出特点的集中继承与概括。

　　从北京作家曹雪芹写的《红楼梦》里，就可以看出《红楼梦》里有许多打趣的玩笑话，将它们跟相声放在一起比较，会发现两者的“幽默手法”如出一辙。例如，元宵节王熙凤讲笑话，尤氏从旁不时插话，这个片段跟相声中的“一头沉”(一人为主，另一人辅助)一模一样；史湘云与翠缕趣辩“阴阳”的对话，酷似对口相声中的“子母哏”(二人争辩)；丫头小红给凤姐“汇报工作”时流畅的长篇叙述，不就是对口相声中的“贯口活儿”(以大段连贯流利的话语来叙事、状物)吗？

　　相声中甩“包袱”的技巧在《红楼梦》中，也比比皆是。譬如吧，侯宝林的相声《妙手成患》里抖出这样的“包袱”——

　　甲:把线拆开，把剪子找出来，(医生)刚要给缝，病人说:“你甭给缝啦，你给我安个拉锁儿吧。”

　　“甲”对粗疏医生表达不满情绪的“建议”，蕴涵了不合常理、不合常情的意味，可谓是一种“悖谬法”。

　　再看《红楼梦》第四十回中这样一段描写:

　　贾母向薛姨妈笑道:“咱们走吧，他们姐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生怕肮脏了屋子。咱们别没眼色儿，正经坐会子船，喝酒去罢。”说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这是哪里的话？求着老太太、姨妈、太太来坐坐还不能呢！”贾母笑道:“我的这三丫头倒好，只是两个玉儿可恶；——回来喝醉了，咱们偏往他们屋里闹去！”说着众人都笑了，一齐出来。

　　这里的“两个玉儿”指宝玉和黛玉。贾母明知两人娇惯，却假意说“回来喝醉了，咱们偏往他们屋里闹去”，这一“提议”跟《妙手成患》制造笑料的手法一模一样、毫无二致，也是运用了“悖谬法”。

　　除了“悖谬法”外，相声中还广泛存在着“矛盾法”、“意外法”等制造幽默语段的种种妙招儿。

　　因此，北京文化中的幽默传统，是相声的土壤，只要这土壤在，与它相关的艺术就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