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英雄之子忆坎坷人生 甘过淡泊生活(图)

罗登贤夫妇合影（翻拍）。

罗伟民

　　广州起义英雄之子甘过淡泊生活

　　未满周岁父已就义 年满十七方知母仍健在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登贤之子罗伟民回忆坎坷人生路

　　1933年8月29日，年仅28岁的罗登贤在南京雨花台就义，此时，罗伟民还未满周岁。罗登贤就义前的四个多月，因要送一份中央文件到香港，他的妻子周秀珠（后改名为周冷波）顺道将刚满四个月大的儿子交给了罗登贤的大姐罗才抚养。这一分离就是17年,长大后的罗伟民参加过抗美援朝,立过功,复员后却默默地在广州生活着,他时常提醒自己：“我不能活在父母的光环下，一定不能给他们抹黑。

　　广州起义

　　系列报道之五

　　文/记者谭秋明、周祚、刘晓星

　　图/记者陈安

　　罗登贤（1905~1933）

　　罗登贤，广东南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香港海员工会秘书。1926年任中共香港市委委员。1927年广东“四·一五”政变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5月至7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1931年9月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同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委员。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32年12月起任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1933年8月29日，罗登贤在南京雨花台就义，时年28岁。

　　14岁 上中学才有名字

　　由于罗登贤夫妇曾参与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重要的反帝大罢工，周秀珠的行踪很快被当时的港英政府发现，旋即被捕下狱。1942年，罗伟民刚满10岁，刚懂事，就遇上了日军攻占香港的白色恐怖时期，自小跟姑妈一家生活，姑妈从不肯向外人透露一丝半点罗伟民的身世。“阿母为了保护我，外人问起只好说是捡回来的孩子，我连名字都没有。”

　　“伟民这个名字是培侨中学的班主任朱慕湛替我起的。”罗伟民说。1946年入读培侨中学，14岁的罗伟民从三年级读起，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大龄学生），他的求学形式为半工半读，上课之余要负责打扫卫生和打上课铃。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罗伟民又辗转回到姑妈身边。“我后来才知道阿母一直和香港的地下党有联系。”罗伟民回忆说，战后重返香港，他开始到夜校上学，过起早上在湾仔街市当小贩卖芽菜晚间读小学学写字的生活。随后，姑妈将他送入知名的爱国学校培侨中学。“我到爱国学校读书肯定得到了香港地下党的帮助。”

　　17岁 方知母亲仍健在

　　1949年春夏之交的某天，罗伟民在党中央的安排下，登上一艘开往韩国仁川的客货船踏上回程。临行之时，姑妈郑重地将他父母留在世上的唯一合照交到他手上。1955年，罗伟民到南京雨花台凭吊父亲时，将这张照片捐赠给当地的纪念馆。这张照片很可能是罗登贤、周秀珠参加完莫斯科六大之后回国结婚时的留影。

　　从天津港踏上祖国大陆，罗伟民心中有很多的迷惘，“我常常问自己，回来做什么？”很快，他从连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领导）手中得到母亲周秀珠的地址。“妈妈还在，对我是个很震撼的消息，因为过去那些年，一家人都以为我父母都已经为国牺牲。”罗伟民当即按连贯提供的地址给母亲写了封信，“很简短，大致内容是，妈妈我是你的儿子伟民，我回来了，现在北京华中中学读书。”母子相见，深情凝望，“那时，一声妈妈，在心里酝酿了很多年，但始终叫不出口。”

　　19岁 穿上戎装

　　“爸爸是我投身革命的最大原因和动力。”罗伟民说。从《红旗飘飘》等书刊中，罗伟民知道了父母曾因革命被捕下狱的种种细节。而父亲罗登贤就义前在南京伪法庭上的《谁敢说我反动？》的激昂陈词，在罗伟民心中更是树立起一个铁骨铮铮的英雄形象。

　　对于父母亲的革命理想，罗伟民的理解很朴素：“父母出身低微，文化不高，他们敢于献身革命，是因为他们不自私有理想，不但要为自己，更要为普罗大众甚至为自己的国家民族争权益。”罗伟民说，抚育自己十多年的姑妈罗才也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百姓，但是，姑妈曾告诉他，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时，自己曾携家带口返回广州支持罗登贤夫妇闹革命，为革命队伍做后勤工作，“阿母说，我只是知道，他们是好人，做的是正义的事情，所以再艰难也要去帮忙。”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想起我的父母，于是，我决定参军。”穿上戎装，成为一名航校军人。

　　勤奋：

　　“越是逆境中，越要做好共产党员的本分。”

　　十年浩劫期间，从武汉军区工程部下放到广州第二电器厂，罗伟民从一名立了三次功的军队干部摇身一变成了个工厂学徒工。妻子何柳梅跟着受罪，从部队军医下放为工厂工人。“临行前，我们司令部的领导委婉地劝我和他离婚。”何柳梅回忆说，“我当时只问了一句，到底罗伟民有没有问题，领导摇了摇头，我决定，无论怎样都跟他走下去。”这件事，直至十年后“落实政策”时，罗伟民才知悉，“如果那时她抛下我，地球上就没有我罗伟民了。”罗伟民轻轻地拍了拍老伴的手背。

　　在下放工厂期间，罗伟民工作很勤奋。一次作业时从四五米高的房顶摔下来，结果将股骨颈、盆骨摔成粉碎性骨折。不过他并不后悔，“那时候，吃大锅饭，谁都可以偷懒。但是越是逆境中，越要做好一个共产党员的本分。”

　　低调：

　　“父亲的历史是精神财富，不是炫耀资本”

　　“父亲的历史是精神财富，不是炫耀资本。”改革开放之后，罗伟民到省委八办（原中央驻港联络办事处广东联络部，后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并领取了烈属证，但是，他和家人从不在人前提起自己的烈属身份，甚至连何柳梅的家人对此事都不甚了解。罗家人一直低调地过着平凡生活，如今，他思考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将父亲一辈为革命不惜牺牲的崇高精神传递下去。他要求两个儿子学习爷爷奶奶的精神，“在我们家，爱国，听党的话是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