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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部长转身民间组织知多少？
如果要盘点2007年中国民间十大公益事件，“健康快车音乐送温暖演唱会”一定能入选。
入选理由不在于“义演”筹得460万元善款，而是演唱者身份特殊：他们都是在任的或退休不久的国家部委的部长、副部长。
6月17日，这场特殊的演唱会在保利剧院上演。登台献歌的有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中国警察协会主席、公安部原常务副部长田期玉，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原主任刘积斌，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卫生部原副部长朱庆生，台湾会馆董事长、统战部原副部长田鹤年，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商务部原副部长刘山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孙广相，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原会长俞晓松。
在政治以外的场合，新中国的高级官员似乎还没有这样高调地集体出现在公众面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生前给希望工程捐款只署名“一个老共产党员”那样，他们在乐善好施的时候，也均尽可能地避开公众视线。
然而，这些低调观念正在悄悄地让步。现在，越来越多的高官在退休后到民间公益组织任职，态度鲜明地举起了“扬善”的旗帜。
在这种背景下，健康快车的“部长演唱会”就像退休官员走向民间高调行善的集体宣言。
苏东坡的“无官一身轻”至今仍是经典，但并非所有的官员都在退休后选择了颐养天年。尤其是干部终身制改革后，副部级60岁、部级65岁就要退出政坛。这个制度造成了大批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退休高官群体。据估计，中国大约有1540多位退休副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
权力已成身外之物，但人到晚年，多数人报效祖国的心更加纯粹，不含功利色彩。与古代封建士大夫热衷告老还乡不同，如今的高官卸任后，多数仍会在社会公共事务任职工作。他们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到人大政协任职的，也有到大学当院长，或到私企作党组织书记。其中，有不少人到部委所属的行业协会、学会、基金会中担任会长、理事长，利用前半生攒下的资源继续发挥余热。
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初，77岁的汪道涵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2006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个人捐赠稿费发起成立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自己任会长，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刘山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为副理事长；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离休后发起成立中华慈善总会并当了第一任会长，此后第二、三任会长也保持“部级”标准，分别由曾任民政部副部长的阎明复、范宝俊担任；民政部原副部长徐瑞新担任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会长。此外，文化部原部长刘忠德现任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曲格平担任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现任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根据本报对20家国字号公募基金会的调查，平均每家基金会拥有3.6个副部级以上退休高官挂职。其中高官最多的，是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他们的理事会有14位副部级以上的退休官员，此外，还有一个由16位副部级以上在任官员组成的“政府顾问”。
这个成立5年、只有六七位全职工作人员的“小基金会”，何来如此大的魅力吸引了这么多高官？
“基金会里副部级的领导很多，是有其渊源的。”该基金会副秘书长马秀娟解释，“健康快车是香港回归时香港同胞送给内地人民的礼物。一开始，好几个领导就作为发起人参与了很多事情。”
健康快车源于香港，在内地活动主要由统战部代管，当时的负责人是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刘延东。但是，健康快车专门做白内障手术，一开始就在卫生部管委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2001年殷大奎退休后，时任副部长的朱庆生负责健康快车的运行。九届中国政协副主席经叔平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对健康快车的前期工作也比较了解。方黄吉雯向他们表达了想在内地成立基金会筹资的想法。方太曾经是香港回归筹委会经济组的召集人，她和内地高官的接触比较多，而且她一直热心慈善，在高层口碑很好。
2002年，上述五位发起人给中央领导写信，希望在内地成立一个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那时候，中国的《基金会管理办法》正在修订之中，基本停止批准成立新基金会。但是，健康快车已经运行了五年多，在扶贫治盲方面做的成绩显著，他们提议这么好的一个项目不能完全仅靠香港和外国的支持，内地应该也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历尽曲折后，该提议得到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李岚清的关注和批示。
“在这个过程中，方太一直在向很多部委的官员介绍健康快车的情况。同时，其他发起人也在向各个部门的领导介绍这件事情。这样，通过不同途径，政府高层官员就参加进来了，做了健康快车基金会的第一任理事。”马秀娟说，新条例实施后，在职领导不能在社会组织里兼职，所以他们现在均以“政府顾问”的身份继续支持健康快车。一些领导退休后仍然很关心基金会，也加入到理事会里来，担任理事长、副理事长。
各尽其能为公益保驾护航
《公益时报》曾对“健康快车2007北京俄罗斯自驾车光明行”活动作过全程报道。
基金会的执行副理事长方黄吉雯解释，健康快车的活动之所以能做得深入人心，其中一个原因是理事会里有很多退休的老部长，他们很乐意为健康快车慈善事业做些事情。因此这个自驾游活动，公安部、卫生部、商务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都来帮忙解决安全隐患，甚至连俄罗斯驻华使馆也发文发动了俄方相关部门来保证车队的安全。
实际上，退休官员对基金会的贡献，远远不止这种表面的“保驾护航”。更多时候，他们个人的声望和政治素养对机构长远发展是一笔财富。
“他们对政策把握得很好，考虑事情很有高度。”马秀娟说，理事会在决策的时候，部长们对哪些事符合国情，哪些事可以做、哪些要谨慎，这个度把握得特别好。
2006年，基金会新推出了一个农村学校太阳能浴室工程。有人质疑，健康快车一直在做与眼科有关的事情，做浴室是否与基金会使命不一致？“这些领导就认为，国家大力提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项目从孩子身上着手，让孩子们接近现代社会，从小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可以做。”
有时候，基金会一些很小的事情也要这些高官出面处理。马秀娟举例说，田鹤年认识很多文艺界的人，健康快车办演唱会需要请主持人和名演员，他都当作一个任务非常认真地去联系。“这个不行就找另外一个，总之，他一定会落实这件事情。像8595那首歌，就是田部长去找乔羽夫妇写的词曲。如果没有领导的亲和力、公信力和个人魅力，单凭我们可能就做不成这些事情，至少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因为慈善机构这么多，都要去找他们，也不一定现实。”
健康快车办活动，一般都有部长出席。“尤其是到外省去，如果有这些领导出席，那个省里的领导就会比较重视。他会觉得，领导为什么亲自参与重视这个活动？他就会多分一点精力来了解你这个项目，地方政府就会多一点关心、支持。”
马秀娟解释，健康快车每到一地，都要把上千个失明患者从分散的、偏远的乡村组织到停靠点，这需要地方政府提前宣传、通知到乡村，然后组织县医院、市级医院筛查，需要当地医院、政府的配合。
根据《公益时报》的调查，有些退休高官只在基金会挂一个虚职，每逢高额捐赠或其他大型活动才出席致辞、颁奖。他们似乎没有做特别的贡献，但是，目前在公益界，参加活动的官员有多高级别，往往意味着活动的规模有多大。在很多国字号基金会里，百万元以上的捐赠仪式，都需要一个副部级官员出席。这个不成文的规则，让那些“虚职”也重若泰山。
活跃理事会促进民间组织发展
由于民间组织行业自律建设刚刚起步，同时媒体热衷炒作中国药学会理事长郑筱萸腐败之类的反面典型，因此公众对退休高官卸任后任职行业协会、基金会的现象常常怀有质疑态度。
不久前，某网做了一个调查，考察网民最赞赏哪一种退休官员的生活。结果，赞赏“到各类组织、协会中任职”的只有24.31％，居第二位，比“赋闲在家”的39.86％少了很多支持者。
有关人士分析，行业协会、基金会戴“官帽子”，有利也有弊。其利在于，在信任危机普遍存在的当今，民间组织很难得到社会承认。如果有官员参与，无形中让这个机构在筹资、服务、自律和协调矛盾方面发挥独特的优势。而其弊端则体现在，高官的威望容易使民间机构缺乏民主成为“二政府”。从长远来看，过度依赖官员资源，会给机构留下行政依附性强、惰性强的后遗症，这些都不利于民间组织的独立发展。
高官们多大程度的参与，才能“取其利、避其害”？
阵容可观的理事会和由政府官员组成的顾问团可谓健康快车的一大特色，他们在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和项目管理上贡献颇多。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曾经身居高位的官员并没有给基金会带来“二政府”的影子。记者多次参加健康快车的宣传活动，既看见董建华在采访后主动与媒体握手言谢，说“你们的工作也是行善”；也看见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统战部原副部长田鹤年与记者同桌吃饭，边吃边聊家常毫无“部长架子”；更看见10位在任和退居二线的部长们为了筹款而在年轻导演的调度下大展歌喉……
记者曾问马秀娟：“理事会有这么多的副部长，会不会带来一些官场的习惯？”
马秀娟思考片刻，笑着说：“领导们退下来以后，好像没有那么多官架子了，都很随和。尤其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级别差不多，有什么事情都拿到桌面上讨论。如果只有一两个理事是这个级别的官员，情况可能不一样了。”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在基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不能超过1/3。但是据马秀娟透露，在健康快车，一个领取报酬的部长都没有。“制度也允许报销车马费、午餐费，但是我们的理事都没有领。他们只有往里面花钱的，尤其是方太，有些钱不好开发票，基金会报销是很难的，这些就由她来报。”
按照规定，基金会每年至少要开两次理事会，但是健康快车一般不止开两次。“多的七八次，一般也有四五次。理事会决议的时候要2/3以上的人到场才有效，所以一般他们都是要来的。组织活动，也要求他们参加，当然不可能每个人每一次都要出席，但是起码在他时间排得开的时候都要争取参加。”
马秀娟认为，理事会是决策机构。一个活跃的理事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基金会“去政府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