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高官入主民间组织调查：这是虚职还是实职-搜狐新闻

　 [提要] 据一项调查显示，中国20家基金会共拥有退休高级官员总计达72人。平均每家基金会拥有副部级以上退休高官3.6人。一类为名誉类职务，如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彭珮云等；一类为实职，如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等。

资料图片：李岚清退休后闲暇时光治印为乐，背景组图是他的另类篆刻十二生肖

张保庆

　　退休高级官员入主民间组织调查

　　■ 本报记者宋扬

　　12月4日至7日，《公益时报》随机对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中国健康快车基金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农业科教基金会、中国禁毒基金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等20家基金会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20家公益组织拥有退休高官的人数，退休高官所担任的职务，是否真正参与基金会的工作等。

　　每家基金会平均拥有退休官员3.6人

　　不完全统计表明，20家基金会共拥有退休高级官员总计达72人。平均每家基金会拥有副部级以上退休高官3.6人。其中，仅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4家机构没有退休高官在其中任职。其余16家基金会，拥有副部级以上退休高官72人。

　　最多的机构当属健康快车基金会，拥有副部级以上退休高官14人，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拥有退休高官11人。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最新的理事会名单中至少有8名退休高官，共同名列第三。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农业科教基金会、中国禁毒基金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拥有退休高官则相对较少。

　　虚职，实职

　　进入NGO的退休高官担任的职务有两类，一类是名誉，即名誉类职务，包括名誉主席、名誉会长、名誉理事长、名誉理事、顾问等，担任虚职的有25位，占总人数35.7%；另一类是实职，从主席、副主席、理事长、副理事长、会长、副会长、理事等各种职务，这部分人数达45位，占总人数64.3%。

　　例如，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名誉主席为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以及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珮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名誉会长分别为原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姜春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光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曹志；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等人，他们所担任职位都是名誉性质的，并不真正参与基金会的日常工作。

　　而像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他们真正参与基金会的日常工作，是基金会的全职工作人员，并日渐成为基金会的核心和灵魂人物。

　　一人在多家组织任职

　　由于一些职务是虚职，故不需要投入过多时间和精力于其中，因此，也有高官在不止一家公益组织任职。殷大奎是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同时担任另一家医学类公益组织——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理事会顾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既是中国绿化基金会的理事，同时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同时担任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名誉会长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职务。

　　多进入职业对口的公益组织

　　高官进入NGO，有的是自己发起成立并继而任职，如张保庆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但多数是退休后进入成立已久的NGO。这与中国基金会成立时间不无联系，中国大多数基金会成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

　　多数高官进入与退休前职业对口的相关公益组织。例如，农业部原副部长张延喜进入中国农业科教基金会担任会长，国家林业局原局长王志宝进入中国绿化基金会担任理事长，国家环境保护局原局长曲格平担任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进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担任理事长。

　　更多退休官员将进入民间组织

　　■ 本报记者宋扬

　　“退休高官进入民间组织，从整体上说是件好事。”北京社科院管理所副研究员施昌奎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表示。

　　他将退休高官对于民间组织的有益之处归纳为三个方面，影响力、资源方面、组织方面。

　　“退休高官这种强势的精英进入，可以通过他们自身的传媒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来提升民间组织的整体影响力。”施昌奎说，退休高官的进入，无形中可提升民间组织的社会地位。

　　不可置疑的一点是，高官可以为民间组织带来更多的资源。高官自身的传媒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为民间组织吸引公众的关注和大笔善款的进入。“在这其中，民间组织募集善款的能力必然逐步增强。”施昌奎进一步解释。

　　“退休高官进入民间组织，当然也有不利的地方。不利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行政管理思维带入民间组织。”施昌奎说。“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即使去接受新的思想，也很难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更改。”

　　同时，高官进入民间组织也会造成民间组织内部结构不公正。从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现状来看，在社会影响力、资源占有等方面，官办NGO都优于草根NGO。同时，退休高官多数也是进入具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他们的进入会带去更多的社会资源。那么，在一个既定的民间组织领域内，势必形成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总体上，退休高官对于我国民间组织和公益事业发展是有益的，但对于民间组织内部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施昌奎说，草根组织NGO也可以去争取退休高官这种特殊的人才，以此解决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