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顾：圆明园铺膜事件的另一种声音
质疑：圆明园防渗是“必须的”？
——对南方周末《圆明园铺膜事件的另一种声音》一文的商榷
赵永新
11月22日，南方周末刊发了该报记者石岩采写的报道《圆明园铺膜事件的另一种声音》。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姮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了她在2005年圆明园防渗风波中的观点：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应为“衡”——笔者注)看来，铺防渗膜是圆明园整修山形水系的正常工作。
“圆明园是水景园，‘圆明园四十景’中临水的景点占了25个，另外的一些景也有溪流环绕。没有水的圆明园是不可想象的。”郭黛姮查过史料，盛时的圆明园也要从万泉河和玉泉山引水，那时“海淀”还是名副其实的“海淀”。“水源丰沛而需要补水，原因是地质条件欠佳。防渗是必须的。”郭黛姮说。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现提出来商榷。
一、“铺防渗膜是圆明园整修山形水系的正常工作”，其实并不“正常”，原因有二：1、《环境影响评价法》早于2003年9月1日就开始颁布实施，要求所有的建设项目都要事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而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耗资3000万元（按照环评法的有关规定，这样的项目必须事先做环评）的铺防渗膜却没有进行环评就上马了；2、铺防渗膜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衬砌驳岸和改建驳岸，都未按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向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报批。因此，铺防渗膜是一个违法工程，分别违反了环评法和文物保护法。后来，由于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的不作为，防渗事件一直局限在环保的层面上进行。
二、“圆明园在历史上是水景园”没错，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现在的圆明园遗址就得重现当年“河满湖平”的盛世景象。原因有二——一是时下的圆明园定位是文化遗址，而遗址保护的重要原则，是保持它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或者说原真性）。而圆明园遗址并不仅指大水法、西洋楼等还存有地上建筑遗存的部分，而是指整个圆明园。要保持圆明园遗址的原真性，除了要保持大水法、西洋楼等遗迹外，还应保持“残山剩水”，而不是恢复盛世的山形水系。因为，“残山剩水”才是与“残垣断壁”相匹配的，二者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共同维持着文化遗址的历史感和沧桑感；试想，如果一边是充满历史感和悲剧色彩的“残垣断壁”，一面是河满湖平、游船如织、荷花蔽日的“盛世景象”，不仅非常不协调、不匹配，破坏了遗址的整体风貌，而且严重消解了圆明园丰厚的教育、认知功能。
第二个原因，目前北京的水环境和水资源状况，已经与两三百年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想当年，圆明园所在的海淀区泉水涌冒，而且还有万泉河和玉泉山的“二水溶溶”。目前是什么情势？地下水严重超采，每年缺水4亿立方米左右。为了保障北京市民的饮水安全，每年不得不投入巨资，从自身尚且缺水的河北、山西长途引水（这样做是否合法、合理、公正，姑且不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圆明园恢复盛世“河满湖平”的太平景象，无异于痴人说梦。综上所述，目前的圆明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一年四季保持1.5米的地上水位。
三、“防渗”不但并不是“必须的”，而且其思路就是错误的，违背了圆明园当初的设计原则，以及生态学原理。
解决缺水问题的正确思路，应该是清华大学教授钱易院士在圆明园听证会上所阐述的：节水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具体到圆明园来说，一是节水优先，即“以水定景观”，多保留、栽种北京耐旱的本地草木，而不是一味铺种需水量大的草坪和“观赏花木”；二是多渠道开源，包括使用再生水和雨洪利用等。当时北京空军指挥学院李小溪老师就一再提议，圆明园附近就是再生水大户——清河污水处理厂，应该考虑使用再生水。如今，这一提议已经付诸实施：据《北京青年报》今年11月20日报道，北京市排水集团旗下的中水公司已与圆明园管理处正式签署了《再生水供应协议》，供水水源来自清河再生水厂（即清河污水处理厂——笔者注），每天将有2万吨再生水源源不断输入圆明园。即使按圆明园管理处的说法，常年保持1.5米的水深每年需水量为900万方，清河再生水厂每年提供700万方，加上北京市水务局每年提供的150万方，就基本够用，不必花那么多钱铺防渗膜。更何况，圆明园真正需要的是“残山剩水”呢！
铺防渗膜的做法违背了圆明园最初的设计原则。圆明园重要的设计理念，是师法自然、山因水活、山水一体。“师法自然”无需解释，所谓“山因水活、山水一体”，是指：山和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山上的植被除了依靠雨雪等天然水浇灌，就是依赖河湖中的水——一方面，河湖中的水渗漏到地下，滋养植物的根须；另一方面，山和水之间的石头驳岸中间留着许多缝隙，这些缝隙是连接山、水的天然通道，靠岸的植被，在很大程度是通过根须吸收河湖水存活的。这些缝隙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河湖中水生物的栖息、繁殖地：古人修筑驳岸时，沟缝的材料不是水泥，而是用糯米汤和鸡蛋清和成的草木灰浆，水草、螺类等水生物可以在这里繁殖、生长。关于这一点，有照片为证。
为了做到“滴水不漏”，在河湖底部铺防渗膜，并用水泥把参差不齐的驳岸抹平封死，把浑然一体的山、水完全隔绝开来，显然是与古人的设计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更有甚者，为了达到最大的防渗效果，施工人员“借整修驳岸”之名，采用现在建防渗墙的做法，把原来的石头驳岸拆掉，先在里层砌一道中间夹着防渗膜的红砖墙，然后在外边胡乱堆上石头，掩人耳目、以假充真——这不是“整修”，而是“重建”；不是保护，而是破坏！对此，北大的教授俞孔坚、崔海亭、陈昌笃、谢凝高、李迪华等六位专家，在2005年5月就联名给新华社记者写信，郑重指出：这些驳岸是圆明园遗址在历经沧桑后保存最完整的人工构筑物部分，其采用的工程技术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建筑技术和艺术水平；此举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文物部门难以理解的沉默，这一破坏文物的事件没有得到追究。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2005年铺膜后的福海湖底裸露、光秃秃一片，其实是一种假象——经过100多年的自然演化，在圆明园的许多河湖干枯之后，河道和湖底长出了许多耐旱植物，如芦苇和其它北京土生杂草。即使在河湖干涸的情况下，这些耐旱植物也生长得非常茂盛。为了防止火灾，圆明园管理处每到秋季都要花费大量人力进行“打草”。因此，如果不是在铺膜前把杂草全部铲除，即使是干涸的福海，也还是“芳草萋萋”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梁从诫、俞孔坚等专家一致认为，目前圆明园是北京市内目前仅存的拥有如此丰富的乡土植物的地方，应该在发挥其文物、历史教育功能的同时，把圆明园建成一个乡土植物园，发挥其生态教育功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