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博导余虹非正常死亡：“唯美主义”致命？

挂在人大人文楼一楼的余虹教授简介。本报记者 周民 摄

　　人大博导的非正常死亡

　　12月5日，人民大学博导余虹跳楼身亡。

　　他为什么自杀？

　　这名研究福柯的学者对学生讲：“人的一生，就是对自己的精心雕刻。”现在他的学生领悟到，余虹讲授的福柯和他一样，都是追求完美的人，他要精雕细刻，成为一个独特的人。

　　高楼坠亡

　　12月5日，正午。

　　余虹登上所住小区四季青世纪城10层，一跃而下。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终年50岁。

　　12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人文楼121室设立余虹教授纪念室，纪念余虹教授。听闻噩耗，余虹生前的好友、同事、同学、学生不断从湖北、河南、四川、广州等地赶来吊唁。

　　听过余虹教授课的中文系女博士杨慧，坐在人文楼二楼的会议室内，看着余虹教授生前的影像，泪流不断。“余老师是位诗人！”

　　正在河南大学读博士后的赵志义，读博士时是余虹的大弟子。收到师弟发来导师余虹跳楼自杀的消息时，他以为搞错了，始终不相信，直到再次确认。他当天搭乘火车8日上午赶到人民大学，望着余老师背向大海的遗像，唏嘘不已。“或许很少有人能理解余老师，他这样选择，也许是快乐的。”

　　赵志义说：“你去读读余老师的书《艺术与归家》，在里面面对生死，他已经作了很深的思考，其中提到了福柯对死亡和自杀的迷恋。”

　　余虹选择自杀前，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写了封信。其中，他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还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

　　8日当天，人大文学院院长杨慧林的办公室里，一整天响着低沉的音乐，会客厅沙发旁立着余虹的照片。采访中，杨慧林尽力控制着情绪，眼角却又忍不住地湿润。他不愿采用警方的专业用语“坠亡”来表述余虹老师的死，坚持在给新闻媒体的“公告”中用“辞世”这两个字。

　　非世俗的死因

　　余虹的死，引起媒体大量的报道和追问：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博导，学术生涯正值旺年，为什么要选择自杀？

　　事发后，一记者追问院长杨慧林，是不是因为文学院内部的原因？是不是受到排挤或不公正的待遇？

　　杨慧林很愤怒：“我告诉她，那些猜测根本不存在！余虹生前朋友很多，学术很好，并在遗言中说，在人大这些年是最有意义的几年。”

　　当天，在办公室，杨慧林将那名记者骂哭了。“余虹的死与一般人不一样！”

　　余虹经历过两次婚姻后过着单身的生活，儿子远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上有一70多岁的老母亲。

　　余虹生前的朋友、中山大学新闻系主任杨小彦回忆说，他第一次结识余虹是在武汉。当时，“觉得余虹气盛，讲话有深度。”余虹正在暨大读博士。杨小彦在文中说：“不久又认识他的第一个夫人，一个温和的女人，还有他的聪明儿子，讲话颇不饶人。我们渐次交往多起来。”

　　后来，听说余虹离婚，而且离婚需要钱。“为了这，他接了一个活，写一本《中国广告史》，对象就是广州的几家广告公司，从白马到黑马。4万稿费，一半给第一个夫人买房子。我提供了我所有的一切相关资料。”

　　余虹的弟子王长才说：“余老师肯定不是被婚姻打败的。”去年毕业时，王长才曾经历过感情上的波折，当时，余虹鼓励他说：“像我们这些做学术的人，婚姻上不会太顺利。不过，没关系，专心做事业，靠本事吃饭，个人问题不会成问题。”

　　院长杨慧林说，在遗书中，余虹提到欠朋友5万元钱的事。他将遗书转交给余虹朋友一份。

　　弟子王长才说,余虹并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余虹曾在上海有一套房子，卖了93万，后来搬进世纪城的新家。”以前见他开一辆宝来车，后来，开一辆雪铁龙。

　　胃病对精神的侵扰

　　余虹患有胃病，自9月份来，就被胃病带来的失眠困扰。

　　院长杨慧林说：“此前，余虹通过北大医学部一名在读博士联系过很多医院，找西医，也找中医，进行过积极治疗。”他同时认为，病痛不是余虹选择自杀的直接原因，他不会被病痛打垮。

　　但是，杨慧林难过地说：“如果余虹住院进行治疗，或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他的课安排得已经很少了。”

　　余虹病后，很多学生打电话问候。在西南交通大学任教的学生王长才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给余老师家里打电话是11月23日。那天，通话大概只有一两分钟。

　　王长才说：“余老师，听说您身体不好。”

　　余虹笑了笑，声音有些微弱：“不太好。”

　　王长才寒暄了几句，担心影响老师休息，他说：“那您多注意休息！”然后挂了电话。随后，他向马师兄和一师妹了解余老师的病情。

　　马师兄回短信说：“胃炎，不是特别严重的病。”

　　师妹回短信说：“病情已基本稳定，需要静养，不希望被打扰！”

　　11月13日，余虹上海的导师到北京。余虹在同门中是尊师的楷模，但这次，他没有见导师。他说，现在不适合见人。好友崔卫平在博客中追忆说：“这段时间，他几乎没有与任何人联系。11月13日，上海的导师来了他也没有见。这是一种典型的需要救助的心理，但是居然没有人知道，包括他本人。我们都自以为很强，别人也都以为我们很强，但其实都是无比脆弱的，有些人则更加脆弱。”

　　此时余虹的心态无人可知。弟子赵志义说：“即使余老师遇到什么问题，也不会找人去倾诉，他想得太明白了，都是他开导我们。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精神层面。”

　　王长才想再发短信，但一直没有发，直到接到余虹老师辞世的消息。

　　王长才尝试着去理解老师辞世的原因：“他对死亡绝不会恐惧。很可能是，他强大的精神受到羸弱的身体拖累！”在弟子眼里，追求完美的余虹，绝不是被疾病打败的，他是无法忍受胃病对精神的束缚。

　　一个完美主义者

　　完美主义者———几乎所有好友都这么评价余虹。

　　首都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陶东风说：“今年3月间，余虹在参加我的学生博士论文开题时谈到了‘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12月8日，陶东风又写了一篇悼文《再悼余虹》发布在博客上，他说：“余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学术、对生活、对身体的要求都近乎苛刻（唯独交友不是这样。他交友很讲原则，至于其他方面则很宽容）。”

　　弟子王长才回忆说，刚上博士生一年级时，看到余老师第一眼，觉得他穿着普通、随意，在他印象里“余老师是一个可以亲近的人”。后来，王长才意识到老师的普通、随意后面并不普通。

　　“你看他穿的衣服很普通，其实，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特别适合他的气质。”王长才说，余虹之前学习过画画，审美眼光特别高。“他不随便穿衣服，也从不张扬。”

　　对此，好友陶东风说：“他的穿着，干净朴素，但绝对是精心选择和搭配的，和我的胡乱穿不可同日而语。”

　　对自己选定的东西，余虹非常在意。

　　在一次餐桌聚会上，余虹跟弟子们讲起一件帽子轶事。他到台北讲学，途中将自己每天戴的一顶帽子落在出租车上，发现后，他特意让当地的朋友找回来，邮寄到北京。“他特别喜欢那顶帽子，经常讲课时戴着。”弟子赵志义说。

　　余虹追求细节的完美，更多地体现在对学生论文的要求上。

　　余虹自己装修出来的房子，去过的人有一个感觉：“自然、舒服，像住过好多年似的。”

　　陶东风曾找余虹帮忙装修房子，他说：“帮助我搞装修时，余虹对细节的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我是一个凑合的人，余虹不是，所以余虹生活得很累。他要让生活模仿艺术，要按照美的理念活着，他只能很累。为了他的唯美主义和完美主义，他付出太多，得到的想必也多。”

　　心目中的死亡

　　余虹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客座教授，每年到该校授一个月的课。

　　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一名学生回忆说：“今年6月份，他又来上课……谈到很多关于生死的思考。上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天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你的生命属于你。

　　余虹的讲课让那位同学颇为震惊，课后，他专门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

　　余虹辞世后，弟子王长才为导师余虹建立网上纪念堂，其中有一段录音片断：2004年2月19日余虹在课堂上讲授福柯。当时，他讲的是福柯；现在，听起来就像在讲他自己———“福柯反复地告诫我们，一个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

　　“人的一生就是对自己的精心雕刻，而不是一无所知、浑浑噩噩，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在长，越长越有味，按照他认为美的方式去长……他要对自己精雕细刻，成为一个独特的人。”

　　“福柯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这个人从来不会接受一种普通的、平常的快乐……这种平常的快乐什么都不是。”本报记者 田乾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