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大学刘纪鹏：不能把资本市场当成紧缩对象

　　第一大股东转让股份应事先披露

　　证券时报记者：从我国证券市场来看，尽管股权分置改革已基本完成，但“一股独大”的现象依然很普遍，这对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有哪些影响？

　　刘纪鹏：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现象，这也是我国股市的一大特点。大股东掌控着上市公司的人权、事权、信息披露权，包括像资产重组、整体上市这样的重大题材制造和信息何时披露的主动权，即便国资委对国有大股东转让股份作出限制性规定，按照现在三年净流出不超过5%的规定，国有大股东仍然可以进行高抛低吸式的资本运作。

　　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今年上半年国资委就该转让办法征求专家学者意见时，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第一大股东转让哪怕是万分之一的股份都应事先披露，这主要是针对股份卖出而言。不管是对“一股独大”的国有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上市公司，都应普遍适用。但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规定，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证券时报记者：说到国有股减持，前一阵市场盛传的国资委强制减持千亿国有股，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刘纪鹏：市场上前一阵的确盛传千亿国有股强制减持，像2001年那样挤压股市泡沫，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我曾经就此事专门和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座谈过，确实有人希望国资委那样做，但国资委表示坚决不会这样做。国资委认为，不能在股市低迷时就让国企买股票救市，股市高涨时就通过减持国有股打压股市，国资委不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国有股的减持，只要符合证监会“锁一爬二”和国资委有关转让规定，都是国有大股东的法人行为，国资委绝不会统一组织抛售国有股来打压股市。

　　让“快牛”变“慢牛”，唯一的手段就是市场手段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还有哪些手段可以使“快牛”变“慢牛”？

　　刘纪鹏：如果股市在一个时期股价过高，上涨过快，则对长期发展不利。我们希望让“快牛”变“慢牛”，唯一的手段就是市场手段。

　　在“5·30”之后，我在《用深化改革的方法恢复市场平衡———兼谈资本利得税传闻的无稽和无知》一文以及在向监管部门领导同志的建言中，提到过四种市场手段：一是加速A股扩容。二是让蓝筹股“海归”。红筹股当时回不来，但是可以让H股先回归。三是加速发行固定收益证券，即公司债。在当时，不少媒体说学生炒股、退休老人炒股，还有一些人拿住房抵押贷款去炒股，让市场监管者很担心。而公司债作为证券市场上重要的一个品种在我国发展却较为滞后，所以发行这种固定收益的证券可以实现“一石二鸟”作用。四是尽快开设创业板，弥补主板和中小板市场上市资源的不足，实现建立多元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战略目标。

　　这些都是市场手段，我个人坚决主张多用市场手段，少用或不用那些行政手段来挤压股市泡沫的。我也归纳了一些常见的行政手段：比如，把国有股作为“官股”在市场上抛售，打压股市；再者，就是清查违规资金入市，可又无法界定何为违规资金。

　　监管部门有一些人总是担心股市涨得太快，怕涨多了跌下来影响社会稳定。其实不应低估股民的素质，只要不搞“突然袭击”，突然改变市场规则，股民自己由于判断失误导致亏损了是不会找政府的。

　　社保基金应承担稳定市场责任

　　证券时报记者：社保基金一直被认为是国内股市的主流机构，它的一些行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市场解读为监管层对市场的态度。前一阵在股市调整时，社保基金就进行过一次大幅调仓减持行为，您对此怎么看？

　　刘纪鹏：我对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一直看不懂，它好像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其实社保基金只不过是一个储备基金，这个基金和现在正在发挥作用的、分布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社保局的“四险一金”相比，仅仅是一个预备队的概念。既然是储备基金的预备队，那和正规军相比，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合适的比例搭配？我们通过国有股减持筹集的社保基金，是应该全部放在预备队，还是在主力队伍和预备队之间合理分配？预备队是只分布在中央这个层面，还是应该中央和省市两级都要？这些问题现在都没搞清楚。

　　对全国社会保障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认为有以下问题需要明确界定：首先，全国社保基金的运作方式。全国社保基金将自身界定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主要用于解决今后人口高龄化高峰时期的社会保障问题，但没有明确界定与普通社会保险基金之间的给付机制。预备队和主力军该如何衔接，在什么情况下发挥作用，应该事先作出明确规定而不是任其发展。未来发生给付时，全国社保基金向各省的支付机制也应完备，避免出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等现象。

　　其次，全国社保基金的最优规模，应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界定。现在社保基金已发展到4000亿的规模，根据现有的缺口，只要在一定收益率下能满足每年的增量需求即可，而不应被无限扩大。

　　第三，社保基金的缺口是针对社保系统还是全国社保基金。目前，我国社保基金亏空的统计口径不一，保守估计在2－3万亿之间，这一亏空是就目前运转的社会保险基金这个主力军而言的，而非全国社保基金这个预备队。

　　第四，向社保基金的支付方式是划转股权，还是给予现金？我认为后者更好，划拨资金有利于明确社保基金增值的业绩考核。如果划拨股份，一旦市场发生变化，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较大波动时，划拨全国社保基金的股票如果发生账面亏损，到底是划拨的股票不好，还是社保基金运作不好，职责追究难以分清。

　　第五，对于央企和地方企业划转全国社保基金，应当区别对待。

　　最后，关于社保基金所持的国有股和股市稳定的关系。社保基金在持有大量国有股后，成为证券市场的超级大户。那么，在股市需要稳定的时候，社保基金不应该获得特权，先于其他投资人撤出，应当承担稳定市场的责任。此外，社保基金的市场定位也要明确，到底是短期投资人还是长期投资人。

　　影响明年股市最大不确定因素还是政策

　　证券时报记者：您觉得2008年资本市场会有哪些有影响的、值得关注的事件？

　　刘纪鹏：政策还是影响市场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从宏观层面上来看，金融的发展，首要的是解决流动性过剩、外汇储备过高、双顺差过大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才是金融中的结构性矛盾，这是本。至于CPI过高、PPI过高、投资率过高，则是标。解决这些矛盾的顺序应该是提纲挈领，标本兼治。

　　我想强调的是，化解这些金融矛盾要依靠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简单靠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不够的，把它收到央行口袋里去，它还是存在的，而且央行的口袋也不是无限大。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治本办法是靠资本市场。9月至11月，中国神华、中国石油等大盘H股的回归，融资额高达2466亿元，比以往一年的IPO融资额度都高，实实在在的几千亿进了这些大型企业的腰包，支持了经济的发展，银行又不用承担风险。谁在承担风险？是股民！泡沫破灭后流动性就没了，受损失的是股民。泡沫破灭就是吸收流动性，这是很残忍的事情。但即使是泡沫真的过大且破灭了，它也造就了更多的500强企业和一支高素质的投资队伍，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们现在是用商业银行的钱来支撑社会的融资总额，而流动性过剩在某种意义上是专就商业银行的信贷融资而言的。商业银行的实际存款数量超过其实际需求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贷款的过快增长就会导致过热背景下坏账率的上升。而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角度说，每个投资人所选择的项目和股票用的都是自己的钱，他们要承担风险，就会慎重投资，经济的过热现象就会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民持股本身既是社会政治体制进步的表现，也将使中国的金融和投资体制的变革趋向完善，向前迈进一大步。

　　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是间接融资过高。这种背景下产生经济过热和流动性过剩，风险很大。而解决这些顽症，只有靠体制创新，转变融资模式，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才能予以化解。所以，2008年最大的风险，是有关部门不能正确认识从紧的信贷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政策可以共存的道理，把资本市场当成紧缩的对象，并针对股市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那将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对教育者的教育比对投资者的教育更紧迫

　　证券时报记者：记得大盘在6000点时，您曾说过，股市肯定需要调整，并预测调整的幅度是1000点左右。目前股指又回到5000点之下，调整时间还会持续多久？

　　刘纪鹏：一个多月以来股市调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它既有年头岁尾要算账过年的因素，也有客观上有关部门和领导担心在明年奥运之前上涨过高会出现暴跌的担忧，因此，现在需要让股市由“快牛”变“慢牛”。

　　在6000点左右时，我确实说过当时随时都存在着向下调整到5000点甚至是调整20%的可能，这很正常。至于说调整时间的长短，这要看政策导向和监管层观念的转变。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的进程中，其实对监管者和领导者的教育是优于对投资者的教育的。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这种对监管层的教育包括哪些群体呢？

　　刘纪鹏：一是对现在所谓的教育者的教育，也就是对监管者的教育，这才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情，紧迫性要远远超过对投资者的教育。目前一些政策的反复都是由于种种不规范的监管部门的行为和言行造成的，而市场的很多不稳定正是由于一些朝令夕改的政策所致。中国股市到今天还是政策市。

　　二是对中介机构和上市公司的教育，对律师、会计师、证券公司这些中介机构和上市公司进行教育，远远比对投资者教育更重要。

　　三是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经营者进行教育。

　　监管部门是掌握政策的部门，中介机构是政策的具体执行机构，上市公司则是市场运行中的主体，这三者都是资本市场中关键的角色。投资者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对投资者进行教育，其重点应该是如何倡导股市新文化、如何树立正确投资观。（记者桂衍民） (来源：人民网－《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