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镇坪：村民相信华南虎的存在

　　疯狂的镇坪

　　从地理上看，镇坪县是一个圈。县城没有中心，所有机关、店铺都在一条环形道路两旁，环绕的大巴山间是一个个村落。道路入口，是“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的崭新广告牌，右下角印着那只显眼的老虎。

全国媒体用尽手段报道了好几轮，而漩涡的中心镇坪，却没有受任何外界争议影响。镇坪人相信华南虎的存在，连最夸张的描述也被收入县林业局的《虎讯报告》:“在县政府广场上听到了华南虎的吼叫，很遥远。”

　　记者◎葛维樱

　　镇坪迷阵

　　“我们这里有华南虎。”小店老板、摩的司机、政府官员，不待询问就会迫不及待地告诉来客。两个月里，从县城到周正龙家的“摩的”价格，从5块涨到了15块钱。一个月前，他们见到外地人就吆喝:“去周正龙家不？”但现在，镇坪人更喜欢谈自己所知道的华南虎。“是我先看到而且报告了华南虎，比周正龙早。”猎人彭国海说，他是镇坪县林业局推荐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无论哪一天去见他，不用提问就会把原文背诵一遍。一问细节，彭国海就用非常质朴的眼神看着来访者说，“找不到”(不知道)。第二个被访者的固定叙述是看到了“半条牛大的动物”，再问下去就会发现她几乎对问题毫无反应，有时候还需要林业局工作人员提示。但跟随林业局带领起码能得到所谓“目击者”，仅凭《虎讯报告》去找人，经常得出和报告完全不同的描述。

　　“我二舅把老虎吃剩下的熊掌捡回家了，吃了一个，不好吃，卖了一个200块钱。”一个司机非常诚恳地要带路去采访他二舅。林业局确实记录了有关黑熊尸体的报告，但上面写着，熊掌、皮毛和骨头都被林业局的工作人员拿回，已经上缴。有关熊掌的第三叙述是，被一个四川人从农民手中买走一对熊掌1000元。这个今年内唯一的熊掌故事，被林业局当做旁证颇多的一个“虎讯”，出现了三个版本，主人公、价格、时间、地点都不一样。而所有被访者又都指天发誓自己不说假话。奇怪的是，镇坪人并不因此而互相怀疑，他们确信这就是华南虎存在的铁证，并且互相传递。

　　除了根据林业局的安排和《虎讯报告》所演绎出来的信息，有关老虎的零星传闻每天充斥着耳朵。“烂草黄我们这里从来就有，只不过不知道那就叫华南虎，不知道要保护，所以从来没上报。”林业局的解释和山民们的炫耀矛盾。“我们不知道是华南虎，老虎总知道吧，镇坪从来就有。”所谓的“从来就有”，年代说法颇不相同。镇坪县志的确切记载有三次：两次50年代，一次1981年，都是抓到了活老虎，或者捡到了虎尸。而山民们则把这个时间段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人前一天说自己1999年看到过老虎，第二天就改成了1988年。包括周正龙一开口就会引用的物证，“去年有人用老虎夹子夹掉了一个老虎的指甲，是小指的”。这个指甲已经被证实至少有40年历史了，而周正龙同样坚持，“就是去年”。在镇坪的记忆里，50年代、60年代和2007年没有区别。

　　三省交界的小县生态

　　在镇坪待的时间越久，越会被这种气场感染和同化。镇坪是陕西人口最少的县，总共5万人，还比不上普通的镇，3万多人都散居在大巴山上。地处陕西最南，与湖北、重庆交界。一位县领导说，镇坪的理想是“2019年变成大枢纽”。事实是:去年以前，去一趟最近的城市安康，车要走12个小时的绕山土路。为了扶持这个国家级贫困县，2006年刚开通了盘山水泥公路，到190公里以外的安康也需要近5小时。各村子之间相隔遥远，去另一家做客的，往往都会留宿，“因为路不好走”。除了当地人，只有个别四川人来做小生意，“连个邻居县都没有，往省内走，还不如翻山，去湖北和重庆的小县城更近”。无论饮食、口音和生活，镇坪人对于哪个省都没有认同感，“我们就我们自己的县政府管，没来过外面的人管”。

　　镇坪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自然国心”，只有进入镇坪县的介绍网页上才能看到这个古怪的名字。但镇坪人都很自豪，认为这里“很重要”。当地的农民唐世兵，也是周正龙的好友，在自家的中国地图前抑扬顿挫地讲述:“从经度和纬度上算，镇坪正处于中国这只雄鸡的鸡心领部位。”是雄鸡的心脏还是人的领口？唐认为没有区别，周正龙希望记者去采访唐的理由是“他上过高中，说话有道理”。不伦不类的标题下，是一个自行开发的“国心森林公园”，并没有给镇坪带来旅游收入。另一个坐标是“陕西的南大门”，自豪感和这些地标都没有变成看得见的利益。实际周正龙发出的感叹是“我们最偏远，连统计华南虎的时候，都要把我们漏掉的”。

　　每家门口都张贴着有关华南虎保护和森林禁猎的“宣传明白纸”，周正龙所在的文采村村长刘正香正在看电视连续剧。刘正香也会讲述自己的“虎讯”，但他更倾向表达自己相信老虎存在的观点。他说，“在镇坪没有什么其他渠道，有钱人都不会在这里生活，有见识的人也出去了，唯一靠得住的就是政府”。镇坪的信息并不闭塞，这里家家都有电话，人人有手机，电视也都能收到凤凰台，但基本上开着的电视都放在湖南台上。“我们这受教育程度低。”镇坪人不太关心高考升学率，“没钱上学，再说大学毕业回来找不到工作的人有的是。镇坪就是这样”。对于很多镇坪人，无论省林业厅或者国家林业局来了什么专家，大家也就是“热闹一下，但是具体说什么，想什么，还是听县政府、县林业局的”。刘正香猜测:“如果我们变成了华南虎保护区，老百姓一家大概能发几百块钱吧。”但是被问到自然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时，做了20多年村干部的刘正香露出小学生一样的思考表情。

　　华南虎逻辑

　　包括周正龙在内，镇坪人随时都准备好了一句话，反击任何疑问。“那些说我们作假的专家，到镇坪来过吗？”周正龙说得更夸张，他说要自掏腰包，请反对的人亲自到镇坪来。各电视台以及《人民日报》都刊登了对于华南虎的质疑，但镇坪人的底气根本就让他们忽略外界。经贸局一位女干部气愤地说:“那些胡说八道我根本不要看，网上的东西都是乱讲，照片就是真的。”对于镇坪人，参与鉴定照片的李昌钰是谁并不重要，“说他是神探，我们这里出了案子死了人，也没见他来管过”。

　　对于外界质疑，镇坪人大多会找出一个反击武器——树叶。在华南虎论战中，打虎派认为周正龙照片里，老虎头上的树叶几乎和老虎的头一样大，是不可能的。针对这个批评，林业局很快带周正龙上山，找到了一个巴掌大的树叶。在杂货店买文具，不用问就会反被老板娘一顿质问:“那个什么专家连来都没来过，就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叶子，结果怎么样？还不是找到了？”对于巴掌大和老虎头大这两个概念，老板娘根本不屑一顾。“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上过山，吃过苦，他们在美国、北京的大房子里，电脑跟前，几句话就说是假的？”在镇坪，科学的力量远比不上人们情感力量的强大。

　　镇坪的封闭力量不是电视、网络、电话能够打开的。政府内部，县里各机关的干部互相调来调去，出不了圈子。林业局的前任局长去当县人大政协主席，副局长去当公安局长，下属镇的镇长来当林业局长，粮食局副局长去当经贸局局长，县里就这么些人，更换位置。县政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缺少工业、商业，当公务员是务农以外人们唯一的出路。镇坪人自觉地站在统一战线上。周正龙说女儿考县地税局，笔试考了全县第1名，89分，却被71分的唯一一个竞争对手挤掉了，“人家有关系”。而公务员系统也一样，机会很少。有人悄悄给记者塞了个条子，说经贸局领导拿下属单位和本单位的双份工资，“我们这辈子也等不来个记者，已经20年了，我想说”。但很快他就后悔了，不再多说，“镇坪就是这样，我还是要混下去。因为在镇坪，联盟是必须的，你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周正龙的关系网

　　周正龙的女儿很漂亮，大专毕业却回家里闲了几年，现在刚刚考到了当地新建的电站。这在镇坪，是一个极为稀少的机会。对于绝大多数人，农业是人均不到1亩的耕作山地，只能产些玉米、土豆。道路好了，青壮年都和四川人一道去外地出苦力下矿。周正龙是很少的没有长期外出打工的山民。“每年死得多呦！”但没有统计数字，当地对此司空见惯。镇坪没有大企业，只有一些对农产品再加工的简单生产，比如腊肉和药材。只有政府机关很齐全，街道上每隔几步就是一个机关的牌子。除了县政府大楼略显气派，前面有一个小广场，其他机关都是一些破旧的小楼。周正龙女儿的梦想是地税局，“但是我们家没有关系”。

　　“那道坎下都是周正龙的亲戚，这道坎上都是我的亲戚。”唐世兵说。坎下是周妻子的家人。镇坪的多数人之间都有些关系，打听任何一个人，都会遇到他某一层关系的亲戚。有一个人自称是周正龙的亲戚，最后绕下来是周正龙的女儿的前男友的姨夫。在当地人看来，这些关系都是清晰的，立刻能够对号入座。这些关系是镇坪人赖以生存的根本。

　　“我们这里讲人情。”在华南虎照片事件里，周正龙身边最引人注目的是县经贸局局长谢坤元。谢坤元是周正龙妻子罗大翠的堂哥，罗大翠的母亲改嫁，谢家和罗家一直有所往来。尽管周正龙现在急于撇清和谢坤元的关系，还把记者带去看他家完好的门，“因为以前打老婆，谢坤元就在这里踢门。”谢坤元从县粮食局副局长调任县经贸局局长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将县里经营了50多年的灵麝人工繁殖场以200万元价格卖给了四川私人老板。但在镇坪找不到有关谢和周关系的传言。“人家借了个相机。”所有人都会这么告诉你。但是谢坤元至少在前期起着重要作用，比如把数码相机和傻瓜相机借给周，而且还参与了周正龙和网易之间的讨价还价。网易开出若照片为假则退钱的条件，谢坤元加上了“真假以陕西省林业厅的鉴定为准”。谢坤元曾经说要去安康注册“镇坪华南虎”的商标，还说，“大家一直觉得农民就应该一副老实憨厚的模样，为什么农民就不能融入市场经济，正确认识自身的价值，把它发挥到最大？”

　　即使算上谢坤元，周正龙也不是镇坪有关系的人。下着雪的深山密密丛丛，雪花落在叶片上的声音也渐渐变大，“再往上走一户人家也没有了”。周正龙出生在上竹乡松坪村，周家曾经是这里山上最高的那户人家。“2000年以后整个镇坪的人家都由高搬低，现在上面已经没人住了。”周正龙说自己的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而在当地生活50多年的村长说，周的父亲就是一个普通农民，没出过门。母亲在周一两岁时改嫁。现在父母都已过世。周正龙的哥哥周正云曾经因为诈骗罪被判入狱5年，后来再次入狱。“可以说周正龙这个人没什么亲人。”所有人都说周正龙和他哥哥不一样，“哥哥会说，弟弟不大会，而且弟弟孤僻没人缘，十几年前哥哥出狱，得了肺痨，去外地了，不知去向”。

　　底气

　　周正龙成为“周老虎”以后，他们家今年没吃到山里最美味的冻柿子。“还不等冻，树上的柿子就被记者们吃光了。”镇坪人都说没感觉到周正龙的变化。“这个人脾气坏得很，现在还是那么坏。”周正龙带着记者大摇大摆进了一家农户吃喜酒，他拿出50块钱，对收礼的人说，“我给40”，拿回找的10块钱。“周正龙确实和我们不太一样，孤僻。我们这里都喜欢玩牌，周从来不玩。”周正龙和人打交道少，10米开外不到的邻居都不走动，但这并不说明周不懂得打交道。对记者们，周正龙的见面方式是，先冷落，故意忽略，然后等问话。在这期间，周正龙看似大大咧咧，其实时刻观察动向和需要。连记者接电话都能听出来是谁打的，路边跑过的机动车也全在他眼里。“一个记者下车了，一个记者到前面去采访村支书了，还以为我不知道。”虽然不能上网，但每天发什么稿子周正龙全知道。

　　镇坪出名的猎人不少，靠山吃山，即使1998年就开始收枪禁枪，很多人家里还是有自制的火枪，“用火药打钢珠的”，也有买来的“辽宁枪”、“湖北枪”、半自动、全自动步枪。虽然周说自己“神枪”，但公认他最有名的是“下套”。曾有关于他的传闻是，“一天抓住了5个”，野猪、麂子都有。在周正龙高兴的时候，他会讲述自己怎样看到一头300斤重的野猪，然后，“一刀毙命”。周正龙没说，那次抓野猪，他唯一的徒弟被野猪弄伤了脚，“结果周正龙把人扔在山里，把猪给背回来了”。唐世兵说，这事大家都知道，也对周正龙颇有议论，“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对谁都挺冷淡。本事是有一点，对钱特别小气”。虽然人缘一般，但照片出来后，周正龙还是赢得了整个镇坪县的尊重，“可以随时给县长拨通电话”。

　　周正龙虽然得意，却又不愿听劝告“注意镇坪形象”，他对钱的吝惜很直白。“我去拍照片就是为了钱，专家说了找到给100万的，最后林业厅就给了2万块。”周正龙家的电视还是20年前的“黄河”牌，“有时候能收到中央1台，有时候收不到”。但家里有两个大冰柜，“以前用来装猎物”。周正龙80年代去过上海和湖北打工，“但是太苦，年底就拿回来了3000块钱”。对于上山打猎几天就能挣一两千块的周正龙，打工诱惑不大。2000年以后，封山禁猎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周正龙尽管办了“狩猎证”，也还是大多偷偷摸摸上山去打猎。家里的房子还是20年前的土房，“那些去矿上打工的都盖了新房，还有人不用管娃娃上学，也贷款盖房”。周正龙的女儿上大专，3年花了7万块钱，儿子高中毕业也去河南的一个技术学校学了1年。“这两个现在都还挣不了钱。”

　　尽管每次陈述都有很大出入，周正龙对老虎的说法还是越来越大胆，他说自己至少看过20次老虎，但一问细节他就说，“今天不回答问题了，我打煤球去”。被他这样整治过几次，记者们就不敢再追问细节，除了“拍照”一段被反复重复和强调，还有一些周正龙愿意申诉的东西，比如人家欠他工资，人家冤枉他。周正龙对于社会有自己独特的标准，说起“打虎派”，他就认准对方“欺负农民”。但凡是质疑老虎照片的，周正龙都能找到一个对方的利益出发点，比如鉴定照片的网易是广东的网站，“广东有华南虎保护区，拿着几百万元，连个脚印都没有，所以就来闹我们”。比如县动物保护站站长李评，是唯一质疑照片的知情者，“我带专家几次上山的向导费被他扣，2000块钱”。林业局也侧面地维护周正龙的说法。周最喜欢提到的是陕西省林业厅派来的4次“华南虎调查队”的专家。专家们的名字被周正龙说得烂熟，怎么一起发现脚印，专家怎么样抱住自己激动不已，还有不断拿出来的奖励证书。“什么依据？这些专家就是依据，我就相信他们，他们也相信我。”至于专家是研究田鼠还是华南虎的，周正龙不关心，“专家都认定了:你懂！”

　　极少数派的陈述

　　“我们县小，没有局外人这一说。”李评笑着说，他已经在安康待了一个月。自从作为镇坪县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管理站的站长，接受媒体采访、怀疑照片的真假以后，李评就离开了镇坪县。“请了病假。我现在就两个字——尴尬。镇坪人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县林业局和周正龙都强调李评欠周正龙的向导费，所以现在躲起来不接受采访，但李评的电话却一打就通，他饿着肚子连说了5个小时。

　　李评在镇坪已经工作了20多年，7年小学老师，15年“动管站”。“1999年全国野生动物普查，我去陕西省林业厅开会，人家说华南虎濒危，我说镇坪早几十年倒是有的。”野生动物普查虽然过去，但是华南虎专项调查却漏掉了镇坪，陕西省林业厅的官员认为有必要“摸摸底”。“当时只给了1万块钱，4个人，两个是动物研究所来的。”李评说那时的调查问到了老百姓，“但是一直到2003年都没有什么确切的信息”。县林业局动管站截至今年初，一直只有李评一个人，“说是个站长，实际上抓盗猎、宣传封山什么的，全归我管。对镇坪的一草一木都太熟悉了”。

　　镇坪的华南虎传闻已经消失了很多年，直到2004年“五一”期间，彭国海说发现了华南虎的脚印。“此前确实没有任何传闻，现在去问，肯定都说一直没间断过，可是我之前就是负责找这个的。”李评和猎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山里大大小小的狩猎活动曾全归他管，“我放生的蛇就有1万多条，所以我有个外号，叫许仙”。他是寻找华南虎的第一个当地负责人，“以前县上对这个也不大重视，到2004年以后重视了”。李评说2004年的脚印并没有引起太多当地的反应，“虽然我们总是宣传，也建立了信息反馈渠道，热线电话到处发，但没什么信息报上来”。2006年6月开始，陕西省华南虎调查队到镇坪第一次考察，李评每次都负责安排向导、勘探路线和一切前期后期工作，“基本上一无所获”。

　　今年1月的第二次考察成为认定华南虎的关键，两位专家就一个脚印争论了两天，最后因为同样认可是华南虎脚印而激动不已。“周正龙就是发现脚印的向导。”但这种热度仍然是小范围的，周正龙本人也没有受到任何重视，甚至县里当晚的庆功酒都忘记了叫周正龙。尽管照片模糊、论证基本没有，但这次脚印被作为周正龙和县林业局都反复陈述的最主要证据。“看着那些专家那么激动，我也被感染了。”县林业局局长覃大鹏说。覃大鹏2006年底上任，以前是镇长和党校的老师。镇坪从没来过这么多的专家，何况还是“震惊世界的发现”。县政府在电视上打出广告，“有奖举报线索”，后来很快改成“欢迎举报”。

　　真正的华南虎热潮是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7月6日华南虎调查队已经公布说镇坪存在华南虎之后，我们忽然间就满山是虎。”此前一直想破头寻找华南虎信息的李评，一时间有点反应不过来，“7月7日县里就挂起了大标语”，此后的虎讯越来越多。“看见一大片压平的草，就说是老虎交配。”李评又气又笑，“是周正龙说的。”但当时有的是比周正龙更加耸人听闻的线索，“看见老虎跳到另一个山上去，看见老虎吃牛”，亲眼目击者有，“听到老虎叫的不计其数”。李评去访问据说听到虎叫的一个农民，“他说声音像锯子拉树”，李评一听就觉得不对，“和我同去的是李骞，我让他不用汇报这个没价值的信息了，但他还是汇报了。李评后来发现，李骞常常会递交一些信息。“我说过几次，但是7月份以后满山老虎了，林业局也好，老百姓也好，没人听我说什么。”李评的工作态度变得很消极，“最早来的媒体不是因为周正龙，我安排了一次以后再也不想参与了。”李骞很快取代李评，不仅接待媒体，也和向导们关系密切起来。后来被派去检验周正龙的拍照现场的李骞，从一个蚕场调来不满一年，他说的话和周正龙一样，无法问出细节，每一次都和上一次不一样，这两个人彼此的话也对不上。

　　“只要领导相信，老百姓相信，我一个人不相信有什么用？镇坪有没有华南虎我不知道，可是这么个搞法，我觉得不对。”一开始周正龙拿照片到林业局来时，李评发现大家都有点背着自己了，“我一进屋大家就不说话了，照片也收起来不给我看。”“4天以后，我收到一条新闻短信，说华南虎照片发布了，我都没意识到是周正龙的照片。”

　　和李评一样，当地唯一唱反调的猎人是黄昌国，黄不大愿意接受采访，说自己就因为“大概20多年没听过任何有关老虎的消息”的说法，“到处是谣言说我嫉妒周正龙”。黄昌国说自己唯一一次“可能是老虎”的判断，是1990年在山里发现了两个小熊的尸体。而且，周正龙拍摄照片的位置，是黄昌国曾经住过的地方。“现在种香菇，放牛，那里并不是什么深山。”黄昌国现在依然是离照片拍摄地最近的住户，他用手机拍下了两头黄牛，“离拍照的地方才几十米”。黄在当地算富户，有个香菇场，“今年利润也就三四万元”，但他现在也有点气愤，“每天镇上有人来查我接受谁采访了，还说监听我的电话，我说你们别吓唬我，我设置密码了，就算接受采访也不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