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考古的“点睛”发现

　　良渚考古的“点睛”发现

　　没有想象中的断壁残垣，远远望去良渚古城的遗址就是农田里竖起的红色标语，走近了看是一条约40米长的沟，里面铺着棱角分明的石头。经专业人士的提醒，眼前看到的是一个新石器时代土筑城墙的横断面，40米的长度是古城基址的宽度，脚下种毛竹的地方，就在城墙之上。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说:“城市的出现，在考古学家来看是很不得了的，这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

　　◎杨璐

　　河堤？城墙？！

　　沿着一条普通的乡间柏油路向南走，通向凤山。两面有民居，间隔着竹林和农田。考古队的技工祁师傅说，“我们现在就在城墙上面呢，城墙要比这条路宽”。这里就是此次考古的起点——葡萄畈。

　　2006年6月，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决定在莫角山西侧的葡萄畈建立农居点，安置从重点遗址附近迁出的居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照例进行前期的考古调查时发现，“地表向下40厘米有夹砂陶等文化堆积”，这是良渚文化的遗物。

　　经进一步发掘，专家们断定这是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走向的河沟，约有45米宽、1米深。考古队员对河东岸的高地进行局部解剖，发现整个由人工堆筑而成，“最下面是一层淤泥，然后铺垫了一层土，然后铺石头，石头都是人工开采的，有棱角，石头之上堆筑着土”。整个遗迹大约有4米厚。

　　当地的老百姓反映，早年他们挖井时候，也挖到过这样的石块。考古队员以葡萄畈为基点，向南北方向钻探，“居民的院子里面，我们都探过，结果跟高地一样”。

　　这些村民们并不放在心上的现象，考古工作队的队长刘斌却必须有一个答案，这个建筑到底是什么？

　　高地东面不远处的莫角山，似乎是解开这个谜语的重要线索。

　　莫角山遗址是1993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它是一个30万多平方米的人工土台，上面还有三个呈品字形的小土台。专家推测这里是宫殿或者祭祀的场所，是良渚遗址的中心遗址。莫角山西北450米处就是东苕溪，而发现的人工高地就在东苕溪和莫角山之间。

　　刘斌说，因为莫角山太重要了，当时猜测这个是不是保护莫角山的河堤。在莫角山北面的河池头考古队员找到了与高地相同的堆积，从河池头向西往回找，与一开始发掘的南北走向的遗迹连在了一起。

　　至此，这条刚发现的遗迹的形态就是沿着东苕溪的方向，由南北走向转到东西。河堤的迹象似乎越来越明了，而刘斌其实还有另外的推测——这发现的遗迹也许是城墙。

　　河堤或者城墙，对良渚文化有着不同的意义。

　　城墙是一个遗址文化发展程度的度量，由于没有城墙，多年来虽然发掘到社会发展程度高、有精心的规划和布局的遗址，但是却没有城的名分，而是被称为具有都邑性质的空间形态。良渚文化也一直被认为是“文明的曙光”。而就现在的发掘看，既有河堤的可能性，从高度上看，也有城墙的可能性。

　　考古队员接下来的工作既像是印证河堤的存在，又像是在排除河堤的可能性。他们观察到在莫角山北部，东西走向的遗迹上，雉山和前山向南转弯又有高地，如果这两个高地中有一个是良渚文化的遗迹，那么，遗迹就将呈现∩字形，从而排除河堤的猜想，向城墙的假设迈出一大步。

　　“10月份开始找东边，东边不好找，找到石头就好了。”刘斌说。考古队员对雉山和前山向南隆起的高地的猜想都落空了。“很难找，不知道到底向哪里走，很迷茫。”技工祁师傅说。10月，当良渚考古队的技工在莫角山东北的马金口附近钻探到石头和熟土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是良渚古城的东城墙，它的发现让专家们排除了莫角山的西面和北面钻探到的夯土遗址是河堤的假设。“到11月上旬，南面的城墙也找到了。”刘斌说。

　　良渚古城遗址的周长大约有6000多米，城墙底部的宽度有40?60米，保存较好的地段现存的高度有4米，都是先铺一层石头做基础，然后在上面堆筑黄土。这些土里面含有砂石，黏度和硬度很好，像现代的混凝土。著名考古专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向记者解释，这样的大工程，石头从山里来，夯筑、集中劳工力、设计、分工、要指挥者、要管理者，这需要高度发展的社会。张先生认为，文明是由分工产生的分化，形成一定阶段出现了管理社会的不同等级。从这个意义上，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

　　朝代？“殷墟”？ 争议与实际

　　古城西墙的考古工地，考古队领队刘斌正在耐心回答着日本共同社记者的问题，而类似的问题自从新闻发布会后，他已经讲过许多遍了。考古专家一句“价值和意义堪比殷墟”的评价，被演绎成“中国最早的朝代或许将被改写”时，引起了“质疑良渚成国”、“慎言改写中国文化”的争议

　　离良渚古城最近的人，保持着清醒头脑。张忠培先生指着考古地图上两个用荧光笔画出的长方形说，里面小的是莫角山，外面包着的是古城，古城北面塘山遗址的土垣从前有人认为是挡洪水的，如果以后能证明是外城墙的话，那就包在古城遗址的外面。这个结构，张先生比喻为北京城，他指着莫角山说，这是紫禁城。但是，这也仅仅是结构上的比喻。

　　张先生强调，不同谱系的文化都差不多在这个时期进入了文明时代，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家。在其他地区也发现过良渚文化特征的大墓，周围没有发现城墙并不等于不存在。良渚文化应该由不同的政权统治。禹传启家天下，夏文化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比夏朝早1000多年的良渚文化，经济、政治、管理都达不到那个水平。

　　良渚遗址管委会文物局副局长蒋卫东也并不认为古城是一个统一国家的首都，他更倾向于“玛雅文化城邦林立的状态”。同时作为良渚遗址的工作人员，他们想到的是更实际的层面，进一步的发掘和人才培养，把“堪比殷墟”解释为要像殷墟一样成为培养考古人才的场地。蒋局长说，老一辈的考古专家比如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很多都参加过殷墟发掘，从殷墟的发掘中成长起来。考古需要多学科合作，42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这是“百年大计”。

　　这也是他多年的搭档刘斌的想法。12月6日晚上，考古队所有成员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博士和硕士送行，他们已经在工地实习了几个月。席间，刘老师多次流露出希望他们再来之意。第二天，他又接待了复旦大学的4位博士，紧接着上海大学考古系的老师又来考察参观……他期望着与各大学的合作。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60多人，从事考古的20多人。2006年之前有10年时间内没有招过新人。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告诉记者，考古所是事业单位，进人要有编制，这个名额很少，考古专业的学生转行的很多。刘斌不愿再说古城挖掘的过程和价值，甚至幽默地告诉记者，他不缺钱，缺人。星期六，考古队的赵晔还在教刚刚到良渚文化博物馆工作的新人按照良渚文化的时期顺序排列陶器。

　　遗址保护的成本和出路

　　反山，费家头。白色的两层小楼静静地伫立。在当地的村民看来这样的民居已经过时了。这些小楼全部建于1987年之前，当时的建房成本是4万到5万元。“那时候，建这样房子的人家生活水平还可以。”现在流行的是欧式的三层小楼，尖顶，墙面贴着鲜艳的瓷砖，弧形的楼梯修在外面。费家头的村民是不被允许追赶这个时髦的。他们的房子不可以高过9米，“9米就是两层”。

　　1986年，反山发现了良渚文化的重要遗址，其中，良渚文化中期偏早的9座贵族墓葬是良渚文化中等级最高、保存最为完整的贵族墓地。著名考古专家、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甚至说，反山的发掘使良渚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遗址的发掘，令史前遗迹与现代的生活亲密接触了。这改变了费家头居民的生活轨迹，根据重要遗址的保护规定，他们盖新房的计划变得困难，经济也受到了影响，村民指着山坡上的田地说，如果没有遗址，这里早就是工厂了。

　　改变轨迹的还有政府。良渚遗址主要分布在良渚、瓶窑两镇。这块近40平方公里，人口3.6万人，建筑面积将近18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遗迹密集并且按规律布局。同时两个镇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时期。要保护遗址不受到人类经济活动的破坏，成本惊人。

　　良渚遗址北侧有30家采石场，固定资产2000多万元，这些企业是当地的经济支柱。但是，粉尘污染和山体破坏直接对良渚遗址造成威胁，瑶山遗址甚至被其中的6家包围着，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形容这一地区“炮声隆隆如战场”。关停这些采石场政府支付的补偿经费、劳动力转移和安置经费等直接和间接费用达1亿余元。

　　把重点遗址地区的居民迁出来也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莫角山上的大观山果园，出产当地小有名气的大观山水果。但是，果园的外场就在莫角山遗址上面。今年，良渚遗址管委会要把果园的129户职工从莫角山上搬到瓶窑的经济适用房小区。

　　这是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遗迹保护投入，良渚遗址管委会成立的前3年，每年得到了1300万元的文物保护经费。现在，每年的经费由市、区两级政府固定的1100万元和省里以立项的方式划拨的部分组成。但是，随着良渚遗址重要性越来越被认可，以及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需要，更多的企业和居民要外迁，遗址周边的环境要治理，支出还会增加。

　　良渚遗址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前几年经费的结余用在了莫角山的整治上。他们也在寻找经济增长的另外方式。

　　邀请顶级设计公司设计的良渚文化博物馆新馆已经进入了内部布展的招标阶段。这个新馆被期望成为世界顶级的旅游产品，杭州的新亮点。博物馆周围808亩的配套用地，管委会的设想之一是建立玉产业培育、研究基地。而费家头的村民，似乎也从身旁驶往古城遗址的上海牌照车辆上寻到了灵感，这位工作人员说，“就希望能建一个遗址公园，发展旅游了”。

　　良渚文化的“奋斗”

　　良渚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是“一鸣惊人”，从第一次发掘到此次城墙遗址的发现，对良渚文化的认识甚至良渚遗址的名称都在改变。

　　1936年，施昕更发掘良渚遗址时，把它归为黑陶文化的类型，由龙山文化传播而来。由于发掘的遗址在良渚镇一带，因此得名良渚遗址。受传统史学观中“黄河中心论”的影响。夏鼐先生虽然在1959年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但是认为它是受龙山文化影响的晚期文化。

　　因为缺少重要的遗迹和文物，学界一直认为江浙地区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1973年，良渚文化的草鞋山遗址198号墓葬中同时出土了陶器和玉器。当时“人们认为周汉时才可以制作玉器，因为那时有了金属的工具”。

　　考古研究是“文革”中恢复较早的社会科学，从1972年开始，《考古》杂志分4批公布了碳-14的数据。其中7个良渚文化碳-14标本测试的结果显示，良渚文化的年代在距今5200?4250年，比殷周早1000多年，那时，就出现了琮、璧、钺等制作精美的玉礼器，“由此一来，良渚文化并不落后于中原了”。

　　70年代末，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认为中国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由各处地方性的文化逐步聚合，终于形成几个涵盖大地区的文化圈。良渚文化属于六大区系中的环太湖地区文化。

　　1986年，良渚文化发现50年的庆典，选在了它的发现地杭州。这时，江苏已经发掘了草鞋山198号大墓，上海发现了“土筑金字塔”福泉山遗址。浙江考古界当时很尴尬，作为庆典的举办地，没有可以与江苏、上海媲美的大发现。

　　刘斌回忆，那年，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在开会之前挖到大墓。反山进入了视线，刘斌说，福泉山遗址是一个熟土堆，反山也有熟土堆，我们猜测有大墓。

　　王明达先生领队对反山进行了挖掘。M12墓中出土了647件玉器，其中一件大玉琮重达6.5公斤，四面刻有良渚文化中的神人兽面纹。“在以石攻玉的年代，玉器制作非常复杂，600多件玉器要占有多少的劳动量！”在墓中还发现了上下都有装饰的玉钺，张忠培先生说，“王字甲骨文的写法就是钺的象形字”。这说明，墓的等级非常高，从考古发现上看，此时的良渚社会已经有较高的社会生产水平，并且有了社会复杂化的趋势。反山遗址发掘后，良渚文化研究者的思维方法开始向中华文明起源靠拢。

　　良渚一带，集中分布四五十处遗址，王明达先生由此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

　　1993年，寻找古城遗址的“地标”建筑——莫角山遗址发掘。参加莫角山遗址发掘的赵晔说，早在1977年，莫角山顶的大观山果园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和严文明先生就预见了莫角山的秘密。两位先生不约而同认为，莫角山应该是一个中心。苏先生说，这里是古杭州，天目山余脉是它的天然屏障，笤溪是对外的重要通道。这里鱼肥稻香，是江南典型的鱼米之乡。

　　15年之后，莫角山的神秘面纱因考古发掘而揭开，最终呈现的是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土台的夯土层用沙层和黏土层间隔筑成，夯窝“像蜂窝一样”，夯层多达13层。基址上还发现大型柱坑，最大的直径有90厘米，表明基址上矗立过大型建筑。赵晔说“一般的部落是做不出来的，1000个人干上10年才干得好”。遗址之上还有三个品字形的土台。遗址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津津乐道说，宫字古代的写法是上面一个屋顶，屋顶下一个小土台落在一个大土台上面，这就是莫角山的结构。

　　90年代末，考古专家们认识到良渚遗址群中的遗址在选址、规划、建筑上都经过了思考，因此，由群的概念转变为一个有相互关联的群落，是一个有都邑性质的空间状态，一个大遗址。良渚遗址群又变成了良渚遗址。

　　苏、严两位先生果园对话30年之后，莫角山周围的框框被后辈们找出，从地图上，莫角山位于古城中间偏西北的位置。而良渚文化也从71年前的“龙山文化的一个地域类型”到如今加入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

　　(本文部分图片由良渚文化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