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新军事变革持续发生，成功的军事变革需要有成熟的军事理论创新来引导，这些观点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关键是如何创新，如何走出理论滞后的困境。笔者近读由糜振玉将军主编、诸多军事史学专家参与编写的《中国军事学术史》，萌生出一点感想，与同仁共商。
中国军事学术史是中国军事文化的凝聚，反映出东方兵学理论和战争指导的特点。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就包含在其中。军事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对抗性很强的科学，如果不了解它的历史，不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在创新的道路上是走不远的。
军事理论创新，不仅需要激情，更需要冷静的理性思考，需要弄清影响军事学术理论发展的条件、动因和内在机制。过去，我们讲军事理论是前人或今人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在《中国军事学术史》这部书中，从社会生产方式、军事实践、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地理条件、民族文化，以及社会人文等方面，研究军事学术发展，拓展了我们认识的视野。
军事理论创新，需要把握科学的方法，掌握时代的工具。整个科学发展史表明，许多科学发明和发现，常常是科学方法获得一定突破的结果。伽利略发现落体运动规律和惯性定律，与他系统地运用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分不开；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与他掌握的科学观察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密切相关；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产生，理论实验方法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思正是成功地运用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才写出了警世之作《资本论》。军事理论的创新也是如此，春秋末年中国能产生出《孙子兵法》，是因为古代系统方法在那时已很完备；克劳塞茨《战争论》的问世，与牛顿力学方法和黑格尔哲学方法在欧洲的出现分不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同时发生着方法论的革命。这个革命的突出特征是“横断学科”放射出哲学的光芒，出现了一个“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伟大潮流”。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方法、模式和概念，不断被社会科学研究所借用，致使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走向融合。世界新军事变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在美军新的军事理论中，可以看出对复杂性科学方法的运用，对东方谋略思维方法的吸纳。笔者曾在多种场合讲到，新军事变革正促使东西方军事文化走向融合，主要也是就东西方的方法论而言。所以说，我们要在变革中创新军事理论，不能只看到新技术的涌现，更要看到新方法的凸显。大凡在军事史上每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在赋予人们伟大任务时，也同时提出了新的方法，只有那些深刻理解新任务而又掌握了新方法的变革者，才能引领时代潮流——这正是《中国军事学术史》给予读者的最重要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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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创新，与其他学术理论创新一样，必须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浮躁心态，急于求成，照搬照套，决不会有创新之作。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研究外军、借鉴他山之石是很重要的，但理论创新更需要一种自主意识，注重研究自己面对的“多种安全威胁”、“多样化的作战任务”，研究自己的历史和学术文化，简单地拿来是不行的。在《毛泽东用兵真如神》电视专题片中，引用了当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回顾国共两党几十年战场较量的实践，说出的一段感慨之言：“共匪自江西以来，因为兵员缺乏，武器寡劣，谈不上军事科学，故以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为基本思想，讲究奇正虚实，讲究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狡诡虞诈，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化之能事。固其战术思想是基于军事哲学的反复实践而形成统一的一套。我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于是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各鸣其是。头脑先入主观，门户各不相下，对外国的军事科学未得皮毛，反将自己的传统军事哲学抛弃无遗，逐渐变成死的训练，死的指挥，死的战法，而无战术思想可言。”蒋先生的这段话，还算说的比较实际，对于我们颇有几分启示——军事理论创新之根，只有深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中，才可能结出良好的果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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