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占江
千百年来,坐堂行医一直是医生的工作模式。但从明年开始,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居民,将能在其常住地的社区内,享受到来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家庭医生”服务。
据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卫生局常务副局长梁万年在近日召开的北京市社区卫生工作会议上说,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明年将全面推行“家庭医生”责任制,社区卫生服务团队100%覆盖社区全体居民,建立“分片包干、团队合作、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对辖区进行网格化管理,确保每个家庭和居民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
同时,还将分别拥有自己和家庭的“健康档案”,以便接受来自社区“家庭医生”带有连续性、针对性的全程疾病干预和健康管理。
普通的社区居民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庭医生”,这确实是一个让人兴奋与期待的消息。在医疗资源分配相对不太均衡的当今社会,很多人早就在不同程度上见识过了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基层医院很少有人问津的现象。这种医疗格局不仅容易出现一些人花了大钱却看不好病的情况,也会因为社区基层医院的门可罗雀而造成现有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
如今,有关方面能化被动为主动,组织由全科医生、社区护士、预防保健人员组成的“家庭医生”上门服务,不仅能通过提供日常的健康指导来加强疾病的预防工作,防病于未然,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且也有助于进一步分流患者,让更多的市民享受到现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从而使现有的医疗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可以说,这种更多充满个性化与灵活性的社区“家庭医生”服务制度的推出,本身就是北京市深入贯彻实施医疗体制改革倡导的“小病和康复在社区,大病救治进医院”的内在精神的产物。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这种“家庭医生”服务制度虽好,但如果没有其他系统、配套的措施跟进,只怕也将难以落到实处。实际上,此前像四川成都等一些城市,曾推出过类似的“家庭医生”服务制度。但近日有媒体记者在跟随“家庭医生”上门服务时却发现,“家庭医生”的上门成功率还不到20%,因为目前很多社区的居民还不能接受。
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不能责怪居民,也不能责怪“家庭医生”。要知道,如今确实有那么一些人,经常打着免费服务的旗号上门推销,甚至有人以此入户抢劫。在已存在类似案例的现实格局面前,也就难免会让居民对所有上门服务人员持一种天然的怀疑、抵制态度。这就不仅需要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建立与加强“家庭医生”与社区居民之间的私人沟通与交流,使更多的社区居民逐渐消除不必要的疑虑;也需要广大居民自身逐渐转变以往那种动不动就拒社区小医院于千里之外的消极心态。
同时,相对更为关键与迫切的,应该还是针对“家庭医生”服务制度在实施与推广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与出现的问题,作出一个系统、合理的制度性安排。比如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居民突发疾病,本来应迅速送往大医院,但却因为先叫了“家庭医生”而耽误了救治时机的情况。而在当前医患关系相对较为紧张,医疗纠纷相对较为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如何科学界定各方责任,更多地让“家庭医生”放手看病,显然需要一个尽可能细化与科学的制度支持。比如,如何才能更为有效地减少与避免“家庭医生”在上门服务时,因为费用结算、治疗方案等原因与患者或其家属发生语言或肢体冲突等问题,同样也需要有一个系统、透明与严格的制度规范。
实际上,只有更多地对“家庭医生”的来源、职业素质与职业道德等各方面的具体情况作出尽可能严格与细致的制度化规范,才能有效减少和消除各种不必要的纠纷与矛盾,也才能使“家庭医生”这一有着诸多积极现实意义的创新型制度真正叫好又叫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