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雄
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阿坚，即使他的朋友也不例外。他是真正的另类，三四十年前就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过不去，虽然出身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本来应当是既得利益者。像他那样出身的，不少成为早期红卫兵，也有的，入了“联动”。
阿坚并不怎么关心称作“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却阴差阳错，在“四五天安门事件”中，成为广场群众中进小白楼谈判的代表之一，也有人对我说，当时盛传的那个“小平头”就是他。几十年后，他终于把那些日子的回忆，写成一本叫《1976》的书，其中一部分，先在《西湖》杂志面世，并入选《北京文学》主办的《中篇小说选刊》。
“文革”后，阿坚对政治的兴趣淡漠了。他赶了一拨时髦，上大学。这是几十年来，他与时代惟一的同步前进。随后就是经济改革，商品社会了。许多有同样背景的年轻人下海折腾，如鱼得水。
在这个社会来临，提供给人们远较过去更多的自由时，阿坚选择了辞职，其时他本科毕业后，在一所中学任教。与别人不同的是，阿坚辞职后没有去经商，甚至从此不再就业。在文字还卖不出什么钱的时候，他更多地靠蹭饭过日子，偶尔也给朋友打工。
那时他就开始了人们现在才热衷的旅游，通常只带很少的钱，甚至不带钱，到一个地方，或者找朋友，或者随便干什么挣点糊口的花销——其实活着是容易的事。就这样，他到过的地方比多数专业的旅行家都多，不止名胜，荒僻而全无名气的地方也去，他进过10多次西藏，至于其它近便处就去得更多了。有时骑自行车作跨省旅行，还有时步行。现在他已出版了10多部旅行专著——那是意外的收获，而非当初旅行的目的。
呆在北京的日子，他白天睡觉，下午起来工作一会儿，然后就与一帮称作啤酒主义者的狐朋狗友们作长夜之饮。有时在一个小酒馆，更多的时候还要倒腾两三个地方，往往喝到天亮。
这是他的社交时间，也是日常生活。在酒桌上，放言高谈阔论，有时近于胡闹，一般每人要喝七八瓶。为什么？并不为什么。只是为了表达对眼下这个金钱挂帅的时代不满与不屑。那样的路边小店，啤酒两块钱一瓶，喝一整夜，几个人，也不过花几十元钱。但这样常年累月地喝，难免倦了，于是找出种种新的消磨时日之法。最近热衷的是玩后现代旅行，设计与实行了骑三轮车和用滑轮远行，每天跑一个马拉松，到随便在地图上指定的河里漂游，乃至结伙而彼此不能说话及必须不断说话的旅行，还有所谓布朗之旅和未来之旅，前者完全随机地决定旅行目的地，后者凡参加的人都得按自己20年后的行为方式来一举一动，等等等等。阿坚比大多数人都活得洒脱自在，他不上班，也没有老婆管着，身上没酒钱时总有朋友付账。尽管活动号称“后现代”，他其实是前现代之人，而喜欢寻找意义，正是此辈的特征之一；然而除了自找苦吃，这类活动恐怕并没有多少意义可言，至多提醒人们，生活也可以有另外的过法。这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是常识和常态，譬如动物保护主义者为了动物活着，教徒为了上帝活着，嬉皮为即时的快乐活着，各得其所，也各有其乐；中国仍在初级阶段，社会形态与目标都比较单一，阿坚这样的做法乃成为另类。
有时也替他着急，就这样混着，老了怎么办？但阿坚从来不愁，他只管现在如何活得开心和有意思，今夜到哪个地方再喝，下次旅行采用哪一种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
我不敢说阿坚没有痛苦，但他显然超越了普通人的痛苦。他的活法昭示了一种未来的状况。其实衣食足之后，聚敛财富对个人而言，意义十分有限。
如果我们拼命挣钱就为了将来花钱过痛快的日子，而没有多少钱也能痛快，那又为什么要憋屈自己，常年累月为金钱打工呢？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