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1日电在今天，艾滋病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影响着越来越多老百姓现实生活的社会问题。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累计登记在案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逾 21万，死亡人数接近 2 万。
美国《新闻周刊中文月刊》近期载文称，八位专家和人士就当前中国面对艾滋病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什么，政府、医生和社会又该如何作出应对，以能摒弃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麻木和漠视，并纠正大众对艾滋病的偏见和无知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叶雷 比尔盖茨基金会驻华代表 中国是艾滋病疫情的低发国家，这固然是好事。不过，这同时也导致了民众对这种疾病有非常强的陌生感。不单普通百姓一般没有接触机会，基层卫生工作者也不清楚如何跟高危人群打交道。出于恐惧心理，他们普遍存在对高危人群的不理解和偏见。而这种态度，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各方为艾滋病提供防治服务的质量。
如何消除社会上对艾滋病的歧视与恐惧，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我认为，中国当前亟需要加强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调整健康教育的策略。我们以前一直侧重于对艾滋病防治基本常识的宣传，比如传播途径等等。这些知识非常重要，但是并不足以减少歧视与恐惧。因此政府在扩大宣传投入的同时，还应考虑如何更为有效地改变社会的舆论环境。其次，要真正让防治工作深入和到位，仅靠疾病防控机构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特别是那些可以深入接触到高危人群的社会组织，比如，吸毒人员的自助组织等。只有团结和动员起那些真切关怀高危人群、并且了解他们处境和需要的团体，中国才能够跨越交流的障碍，把防治工作做实做深，并最大程度地降低他们受到感染以及他们感染他人的几率。
孟林 艾滋病感染者，爱之方舟感染者支持组织负责人 政府目前对待我们的态度就是：我给你药，但药能不能救你的命，会带来多大的副作用，就不关我的事了。在美国，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现在大概有28种，但在中国，药物却只有七种，而且可以选择的空间非常窄。许多病友就是因为第一套药物副作用过大而无法继续服用下去，但又没有替代药物可选的情况下，眼巴巴地等死。另外，医疗系统的医德问题，也反映了我们正受到漠不关心的对待。例如，我们一个病友在普通医院被发现是艾滋病感染者后，医生当场签单子拒绝为他治疗，而另一个原来是医务工作者的感染者，也在确诊后被辞退。再者，社会对我们的态度至今还没有太大的改变。感染者的身份一旦被暴露，就业、就学等各方面都面临很大的危机。而中国的媒体也很喜欢采取恐吓式的手段，把艾滋病和道德联系在一起，导致民众对我们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染病的没有好人，好人不会染病。
对于一个死刑犯，国家都会给予最基本的人权和帮助。可是，目前国家对待我们感染者，可说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或者是人权得不到保障。结果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高危人群拒绝接受检测，被确诊者拒绝接受治疗，部分感染者更把报复社会视为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在某一程度上说，国家的重预防轻治疗的态度及社会各界的无知和偏见，正把艾滋病推往无法控制的边缘。
所以，从感染者的角度来说，我们最需要的第一是接受治疗的平等机会，第二是社会的宽容和尊重。只有这样同心协力，中国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艾滋病的蔓延。
张福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主任医师 中国政府已经承诺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的抗病毒治疗，目前已经有超过4万名病人接受国家的免费治疗，大大降低了病人的病死率。今后如何开展持续有效的医疗救治，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按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的要求是关键。应该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仍没有做到坚决贯彻并履行中央政府在防治艾滋病所做出的承诺。
目前，用于防治艾滋病的经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中央本级经费；二是中央转移支付，即地方政府从应该上缴中央税收中扣除一部分用于艾滋病防治，但中央对这部分经费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如多少钱用于购买药物、多少做CD4淋巴细胞和病毒栽量检测、多少用于医务人员培训、监督辅导病人服药补贴等。治疗应按国家的治疗手册进行。但是，目前有些地方转移支付经费的使用存在问题，如经费没有及时到位，病人的某些检测没有按时、按次数进行。有些地方在艾滋病防治上还存在一些误区，比如担心影响招商引资、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等等。
所以我认为，中央政府今后在加强对地方政府宣传和教育工作的同时，也应进一步加大对专项转移资金的审计工作，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同时，还需要对艾滋病的治疗效果进行评估，并逐渐变为常规的工作，则可确保派发的专项资金确实被及时和有效地用于防治艾滋病情上去。
孟宪励 《健康时报》总编辑 艾滋病防控在中国常被附加上厚重的行政、经济、管理和道德的色彩，遮蔽了它作为一个普通疾病的本来面目。在一般媒体报道中，最常见的两种对艾滋病的报道角度是：一种是带有恐吓性的内容，语不惊人死不休，展示许多艾滋病病人晚期的状况；另一种是关注感染者背后的故事，对诸如病人得病的原因非常感兴趣，以满足受众的窥私心理。
或许这两种报道方式可以吸引很多读者的眼光，但是它们却也同时在煽风点火，助长民众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并反过来从根本上阻遏了此病在中国的有效防控。作为媒体，我们必须警惕这类报道的大部份内容都是疾病本身以外的东西，我们应该尽量淡化或消除艾滋病被妖魔化的部分，让其回归到它只是一种像冠心病、癌症、糖尿病等普通疾病的本色。
媒体也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故也应配合国家和社会，致力教育民众相关的知识，例如带安全套便是一种能够有效阻遏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安全手段。但不管怎样，要真正有效地降低中国目前面对艾滋病的风险，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带头作出改变，不要再对诸如疫情地区，防范基础设施等信息模糊其词。如果连政府都不能够面对现实正视艾滋病在中国的真实情况，社会其他人所作的努力，将无法有效地推行。
景军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在中国，活跃的男男性行为者有几百万人，但他们当中有近80%认为自己离艾滋病很远。不过，一些地方的数字显示，这类同性恋人群的感染率已达到6%至7%之间，情况已严重至接近吸毒人群的感染数字。而更可虑的是，目前国家对待同性恋者的艾滋病风险估计普遍仍是不够。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这个人群的特殊之处是，他们许多也会结婚生子。故他们若然染上艾滋病，受影响的社会人群将会更加广泛。因此，政府在今后对抗艾滋病的计划和行动上，亟需同时正视艾滋病在同性恋人群里的真实风险，并加强对这一脆弱人群的宣传力度。另外，虽然这几年静脉吸毒、性传播的感染率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但国家仍应扩大为吸毒者提供美砂酮计划的规模。
至于目前很多人在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就失踪的情况，国家可加强对这些病人进行跟踪治疗，以降低这个情况的发生，并进一步控制艾滋病的蔓延。否则，其他人所做的很多工作不单只能停留在表面，而且遏止艾滋病传播的努力也将无法有效地执行。
桂希恩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医生 医务人员掌握艾滋病的知识和消除歧视是遏制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步骤，吸毒、卖血和输血被认为是艾滋病在中国传播主要的途径。作为一名在一线工作的医生，我注意到近几年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者不断增加，孕产妇及在校大学生HIV感染者也以性传播为主。在湖北，性传播已经成为新感染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当前艾滋病正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很多普通人也可能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更让人忧虑的是，许多医务人员缺乏艾滋病的知识。艾滋病的病灶或症状可以出现在颅内、眼睛、口腔、颈部、胸部、腹部或四肢，涉及综合医院的各个科室。医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常导致误诊和漏诊。另外，许多医务人员在发现病人为艾滋病患者后，常表现出恐惧和歧视，甚至拒绝对病人的并发症或合并的其他疾病进行必要的治疗，导致一些患者得不到及时的适当的治疗。
医务人员存在着这样的偏见，其他人员对艾滋病的歧视和无知就可想而知了，其直接后果之一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因为害怕遭受歧视，即便怀疑可能受到感染，也不敢去检查。这为预防控制艾滋病造成困难。我认为，要有效地阻断艾滋病在人群中的传播，医务人员首先必须掌握艾滋病的知识和消除歧视，这样才能为防治艾滋病，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在21世纪，掌握一定的艾滋病知识，是成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所必需的。
琼·高芙曼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部商业和政府中心 艾滋病公共政策培训项目主任 在抗击艾滋病上，中国面临了几个严峻挑战。第一，是政府系统尚不能对大多数高危人群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要渗透到这些高危人群，那些从事“同伴教育”和社区拓展的非政府组织，其角色将更加重要。全球经验显示，这些高危群体内部所“认可”的代表，比如性工作者或是男同性恋者，都能更容易地接触到这些人群。
第二个主要挑战就是，女性感染艾滋病的趋势正在扩大。目前，中国只有很少项目在关注妇女感染艾滋病以及如何防范。同时，也很少有人从性别的角度研究艾滋病。比如，性病防治服务，就极少涉及那些以家庭主妇为主的女性。第三个挑战就是，除非预防项目可以迅速减少艾滋病感染，否则治疗将成为政府沉重的负担。因为治疗是个必须持续一生的过程。最后，在艾滋病防治项目的实施上，地方的人力资源实为匮乏，太少人做太多事。对于艾滋病防治政策和项目，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已获得认同，但是没有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中国还是可能输掉这场抗艾战役。
总之，中国急需争取更多资金和地方上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以切实地执行政府政策，并使这些资金在政府系统内更加有效地流动。中国也应尽快开展更多关注妇女(特别是年轻女性)脆弱性和感染HIV风险的项目。
代海强 全球企业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联合会中国代表处 根据中国卫生部门掌握的数据，在2007年，经性途径导致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新发感染率的50%以上，显示艾滋病已经开始向一般人群扩散。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普通大众对艾滋病的认识，仍然处于低水平状态，导致在发生性行为时忽略或没有采取保护性措施，对艾滋病毒携带者也存在歧视和偏见。在艾滋病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上，中国的卫生部门常会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后，推行大规模的艾滋病知识宣传。但这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把艾滋病的宣传视为一项长期、经常性的工作才行。
另外，我认为中国企业在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应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特别是在防治艾滋病这一“全球瘟疫”的应对上，体现出与公司规模相称的行动。中国企业再不应仅仅是市场营销的领先者，还应该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领先者。在预防艾滋病方面，企业可以为员工提供艾滋病方面的教育；在企业内部制订非歧视性的人力资源政策；为国家的艾滋病防治行动提供财力支持等等。(周尔方周敏张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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