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称地方保护主义致传销谎言10年不死

　　传销谎言为何十余年不死

　　面对逐渐黑社会化的传销组织，执法部门要运用多种司法技巧加以打击

　　本报记者倪志刚 长沙报道

　　就在我们认为传销已到了“老鼠上街人人喊打”的地步时，传销却依然以猖獗得让我们难以置信的地步发展。

　　十多年了，为何传销谎言不死？

　　法律设置、执法操作技巧的滞后以及个别地方的保护主义是其深层次原因。面对生命力极其强盛的传销，如果在打击方面没有新思维、新观念，这种被称为“经济邪教”的“老鼠会组织”就难以打绝。

　　就在我们认为传销已离我们很远了的时候，两起湖南人身陷安徽淮南传销组织的暴力事件击碎了我们的善意猜想。

　　11月下旬，本报记者卧底安徽淮南一传销组织，随即失去人身自由，最后不得不用暴力方式与被解救者一起逃出；

　　12月15日，在离记者卧底处不远的淮南另一地方，湖南湘乡人钟双喜在逃离无望的情况下，打开窗户呼救，结果被同室传销人员捂住嘴鼻窒息而死。

　　一位曾经被骗、后来致力于反传销的志愿者呼吁：要打击传销，先要打击传销里的非法拘禁行为。

　　传销的第一步是非法拘禁

　　12月16日，被本报记者解救出来的张力（化名）听说了钟双喜被传销组织捂死的消息，庆幸自己平安逃了出来。

　　“那里还有很多湖南人。”他说，淮南的传销很猖獗，湖南人起码占了八成，估计有四五万人。“进去的人首先是被抢走或骗走手机，有人寸步不离地跟着，让你无法自由行动，也无法跟外界联系。挨打的人也特别多。”

　　国内有名的反传销联盟志愿者辽宁人李旭曾被骗进去呆了一年。11月20日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他介绍说，传销骗去的人，能不能成功洗脑，主要是靠前面几天。所以传销组织的人会软硬兼施把人控制起来。

　　“大多数传销组织会采用软的办法。比如你一去，就会想办法骗走你的手机，或者想办法把话费打光。然后想尽一切办法骗你去上课，想方设法不让你跟外界联系。”

　　“他们一般会用软化的办法。比如给你倒水洗脸洗脚，跟你聊天，甚至刷牙都会给你挤上牙膏。”

　　不过，如果被骗去的人想强行离开，则可能会受到威胁。“有的组织没办法后会放你走，有些就会采取暴力行为。”

　　李旭说，根据他多次解救传销者的情况来看，北方的传销组织相对文明些，南方的则暴力行为多些。

　　“广东的传销组织最为暴力。”他说，很多大学生网上求职的信息被传销组织利用，以招聘的形式骗进去后，马上被暴力控制起来。“这种陌生人的传销组织最可怕，因为亲戚朋友骗去的还有亲情友情的因素在里面。”

　　“我不建议被骗者用跳楼或者对抗的方式逃跑，这样付出的代价太大。”李旭说，“过上六七天，如果你表现顺从，他们就会放松警惕的。”不过，他说在那种封闭式的环境下，人很容易被洗脑。

　　不能通电话，不能看书看报看电视上网，不能跟外界接触，天天有人灌输暴富理论，这种非正常状态下人很容易走极端，也很容易被洗脑。

　　打击传销应先打击非法拘禁

　　非法控制被骗者而导致的流血事件非常多。

　　就在本报记者跟张力强行逃离传销窝的同一天上午（11月21日），淮南市田家庵区法院审理了安徽首起传销引起的非法拘禁案。一名叫刘国庆的男子将同乡好友刘冈良骗到淮南后，将手机强行抢走，强迫其听课。在逃离无望的情况下，刘冈良从三楼跳下，造成脾脏破裂，右手腕骨折。

　　一位西安网友告诉记者，他的一个同学是陕西一所技校学生，被同学骗进传销组织，在被控制的7天里，他两次逃离，但都被传销组织成员在火车站截回，最后几经周折才逃回老家。

　　2007年4月，一名叫青义兵的重庆人被骗至辽宁鞍山从事传销活动，后手机被骗走，行李放在女寝室，睡觉被特意安排在最里头的窗户底下，听课20分钟要走又被带回寝室，最后他拿起菜刀吓唬传销人员，但在威胁下最终放弃反抗。第二天，他只身冒险想从8楼阳台爬水管逃离，在逃至5楼时，下水管断折，坠楼身亡。检察院后来以非法拘禁罪起诉肇事者。

　　2007年7月，江西南昌航空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国际与经济贸易专业大二学生许雪辉，一位会武术的青年，在被骗至辽宁鞍山一家传销组织后莫名坠楼身亡。

　　而实际上，因为传销而发生的坠楼、凶杀案件发生得十分频繁。

　　湖南省法学会刑法学会副秘书长、湖南林业科技大学刑法学教授蒋兰香说，上面这些情况只是非法拘禁比较极端的例子，实际上只要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较长的时间，就已经是非法拘禁，暴力措施以及严重后果只是加重处罚的条件。《刑法》中的相关条款是：非法拘禁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传销组织不准被骗的新人随意离开，不准跟外界联络，甚至有暴力威胁和暴力手段，这些都是非法拘禁的表现。

　　“反传销联盟”的另一名志愿者、南开大学学生凌云说，由于对传销的抵触，大多数人刚到时是不愿意加入的，但由于被控制，然后慢慢被洗脑。如果一去就是自由的，大多数人是不会卷进去的。

　　传销谎言不死四大原因

　　“现在打击传销，一般是驱散。然后这些人换个地方又搞，所以总是打不绝。”李旭说，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大部分省市都不同程度地有传销组织在活动。

　　作为职业反传销志愿者，李旭和他的盟友们在大力宣传之外多次深入传销窝点解救被骗者，与打击传销的两大部门工商、公安颇多接触，对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传销组织特点及其运作方式比较了解。

　　他们总结分析了传销打击多年却仍然泛滥的原因。

　　“首先是法律的威慑力远远不够。”

　　李旭认为，《禁止传销条例》对什么是传销界定得很清楚，但是以“非法经营罪”对传销网头进行处罚明显太轻，也值得商榷，而且举证很困难。非法传销的公司和产品只是一个幌子，主要以拉人头发展下线为主，入门费并没有交到公司账上，而是进了网头的腰包——这实际上是一种诈骗，与经营根本不沾边。轰动全国的“天狮美丽佳人”非法传销大案，查清该传销组织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传销人员达10万之多，涉案总价值数亿元，而其“精神领袖”罗国文才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身处一线的执法人员也很有同感。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法官熊理思建议，应单独设立非法传销罪，以便有针对性地通过刑事立法加大打击力度。

　　北京、广西等地很多打击过非法传销的公安民警也认为应专门针对传销设立罪名，否则在打击方面有很多不便之处。

　　蒋兰香教授的看法是，专门设立“非法传销罪”倒没必要，现有法律已涵盖传销的违法行为。不过，她也认为，如果单一按“非法经营罪”打击，难度很大，如果追究传销组织里发生的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抢劫罪，可能更为有效，传销组织里的“非法拘禁”行为是比较普遍的。

　　在李旭反传销的经历里，经常遇到这样的经历：向公安报案，但是公安部门就要求他们先找工商部门。但是工商部门手段有限，执法功能方面也有很多限制。职能部门错位，这是他认为的第二大原因。

　　他认为，打击传销应以公安为主，工商为辅，法律更应该将各自的职责更加明晰化。现在的传销已由过去的传商品过渡到欺骗他人离开居所，非法聚集、限制人身自由的“拉人头”式传销，商品只是一个道具，甚至根本无商品，演变成一个个诈骗团伙，说它是治安和刑事案件更贴切一些。这类案件当然归公安机关主管。

　　章林是一位在沈阳的湖南永州籍律师，他在2000年也曾被骗至海南传销组织。

　　他认为，打击传销组织必须转换一种思维，要考虑它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性。“传销组织已变成诈骗、抢劫、非法拘禁乃至杀人集发地的暴力集团，甚至一些团伙已带有黑社会性质。”他建议执法部门要运用多种司法技巧来加以打击。

　　只是简单驱散，而没有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为大多数成员安排后路，李旭认为是传销难以禁绝的第三个原因。

　　李旭认为，一些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部分执法人员与传销组织的勾结，也是传销难以打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那么多人在当地，一定时期内会给当地经济带来好处。”他认为这种姑息、纵容的做法是“饮鸩止渴”。

　　[新闻回放]

　　一进传销窝就失去自由

　　本报记者传销窝点亲历的三天三夜

　　11月12日，长沙市民张力（化名）应好友之约前往安徽旅游，不料身陷传销窝点，18日，张力通过电话联系家人，以自己在安徽淮南遭遇车祸为由索要医药费6000元。19日上午，本报记者随同张力家人赶往安徽淮南试图解救张力。19日下午3时许，记者以送钱为由进入张力所在的传销窝点……

　　在小巷子里左弯右拐行走大约150步左右，黄勇华（张力的朋友，骗张力去安徽的人）在一扇朱红漆门前站定，黄示意记者进去，“我们住在6楼，张力也在上面，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他了”。

　　二楼楼梯口，两名壮汉叉着腰正在闲聊，楼道又黑又陡，一股寒意顿时在记者的后背游走，登上6楼时，记者的小腿竟然开始抽筋。黄勇华开门先进去，记者尾随其后，走进房间，记者一眼瞥见坐在屋子角落里小板凳上的张力（记者在出发前看过张力的照片），正准备走上前去打招呼，手却被紧紧捏住，随即身后一双强有力的手臂钳住记者脖子，“你们干什么？”记者大声叫喊，却无济于事，刚才还对记者点头哈腰的几名男子也拢了过来，伸手死劲地按住记者的腿，记者被强行按倒在地上，随即，黄勇华从记者的裤子口袋里掏走了手机。事后，张力告诉记者，一进门就抢走手机，是为了防止你和家人联系，“这样子，你就完全孤立无援了。”张力称。

　　此时，一名中年男子走过来，黄勇华介绍说这是宿舍的杨主任。记者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我是张力哥哥的朋友，帮他送钱过来的。”中年男子“很有礼貌”地将记者请到里边一间小房间。“我们暂时保管你的手机，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市场，你现在对我们的事业并不了解，如果你打电话回家说这里在搞非法传销，别人就不会相信这个事业了，你说那我们的事业还能发展下去吗……”杨主任解释了为什么要抢走记者的手机。

　　随后记者被批准和张力单独相处10分钟时间，张力告诉记者：这是一个庞大的非法传销组织，以湖南人和四川人为主，此地大约有近5000人，打着“天津天狮生物发展公司”的旗号。“在这里，新人刚来无论干什么都会有人陪同，包括上厕所、洗澡和睡觉。前几天楼下一个株洲人从二楼跳下去，在巷子里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被抓回来闷在被窝里一顿暴打，再也不敢跑了。”张力称。

　　为了让记者更快更好地适应环境，杨主任安排了小李和小邹“陪同”记者。接下来的3天内，小李和小邹寸步不离地陪同着，小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狂热传销者”，可以帮记者搓背、洗脚、按摩，却不愿意和记者聊天。小李是株洲人，22岁，他偶尔会和记者说说自己的一些经历。“不要想着逃跑，没有作用的，你在这里熬着，这一片全是我们这条线的人，只要不出人命，连警察都不会来管。前不久，有一个从娄底来的武术教练，进房间以后就开始打，打翻十几个人后冲出房间，可是他发现楼梯上全部是人，他一下就软了。你这身材，估计比不过那个武术教练吧！”小李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

　　21日上午11时许，张力向杨主任申请前去银行取款，并要求记者同往，杨主任在加派两名陪同人员的情况下同意了张力的要求。10分钟后，记者和张力打倒两名陪同者乘出租车逃离了淮南。出租车上，敦厚的司机告诉记者，他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像记者这样的逃离传销窝点的传销人员。22日中午，记者一行三人乘火车从合肥经汉口转车顺利到达长沙。

　　本报记者方瑜 安徽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