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朗讯案，中国如何接招

　　从2000年到2003年，朗讯公司邀请约1000名中国官员赴美国等地旅行，为此花费超过1000万美元。最近，朗讯公司为在中国“行贿”一事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罚款25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公布的“朗讯中国贿赂案”文件，提供了事件的完整解释，“富有操作细节”。例如，“朗讯每次旅行安排的时间通常为14天，花费在2.5万美元到5.5万美元之间”。去了“如夏威夷、拉斯维加斯、大峡谷、尼亚加拉大瀑布、迪士尼世界、环球影城和纽约游玩”。甚至哪次是“售前旅行”，哪次是“售后旅行”都有。

　　对于这样的“实名举报”，中国怎么办？真实性看来不可怀疑，朗讯公司都没有反诉，我们也不好帮它“辩污”。那么，中国如何接这个招？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心知肚明的，而且“基本上不犯法”。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只管得了他们的公司，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内政”的话，他们此举有可能把我国有关一个税利大户的某个管理层面搞瘫痪——1000名官员(美国的法律文件把中国国有公司的“干部”称为“官员”)，每人20多万到40多万元人民币的受贿额，按照现行的刑法，都过了“可以判处死刑”的坎。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起诉和量刑尺度都作了宽限，但也大大超过了，根据目前宽限过的实际“判例”，这1000名官员量刑应该在10－15年之间。

　　法不责众，一次判1000人十年以上的徒刑，世界司法史上都未之有也。可见，我们要接这个招是困难的。早在2004年春夏，也是朗讯中国公司贿赂的四名中国官员曾被解职。当然，也只是解职而已。这次，即便同样是解职，解职1000名相关官员和国有公司管理干部，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其实，我们国家经常遇到这类挑战。因为国际反腐败而使国内官员受株连的事件，屡见不鲜。据报道，我国近十年来，调查过数十万起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的腐败案件，但是，案件的结果却往往不得不在法治和国情的天平两端寻找平衡。再看美国司法这次“整治”的，是三年前的“旧案”(而今，朗讯公司已经不存在了。2006年，美国朗讯与法国阿尔卡特合并为阿尔卡特朗讯)，就知道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不是“既往不咎，来者可追”的，同时也不照顾本国公司的“海外投资环境”和“上市公司的股价下挫”。可以设想，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中国官员会因为国外反腐败而受到“牵连”——考验还会接踵而至。

　　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海外公司的贿赂而受到多大损失，暂时无法计算，而司法的公正势必也是相当困难，这是多大的困境。跨国公司本来拥有技术和管理优势，还要铤而走险，行贿中国官员，足以说明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扭曲的，法治环境是亟待改善的。

　　当然，接受外国公司的贿赂，也不是中国官员的专利，2004年，IBM韩国公司为获取600多亿元的供货合同，曾行贿韩国信息通讯部、国税厅、军队、检察厅等十多名官员，事件暴露后，受贿官员都被判刑。而面对“朗讯中国贿赂案”，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果在美国公布的司法处理的基础上，启动中国的司法程序，然后，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有什么不好吗？除了对那1000名涉嫌受贿人员，以及可能的更多的相关人员以外，没有什么不好。说到底，“朗讯中国贿赂案”，既是一个困难，也是一个重塑国家尊严、增加人民信心的机会。　(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