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何有贵
今天是何志刚、何一文两家人来广州的第十二天。手术工作从准备到延缓,又从一个戛然而止到紧急叫停,两家人的心已经被折腾得七上八下,现在也不知道走向何处。针对外界的各种说法,处于这场手术的关键人物——何志刚的表兄、供体史道红更是愤愤不平,他与记者多次强调:“我们是交叉捐肾,而不是交叉换肾;我们的善良完全被某些人物误解了,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史道红,一个做水果小生意的商人,每年春节前夕的50天是他“挣一把”的黄金时刻,现在却躺在广医二院器官移植科的病房里辗转反侧。
他说,我冒着这样大的风险来到广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救我的表弟和何一文。即使救不了我的表弟,我也要救何一文才能回去。“现在有些人总是说我们在换肾,怎么就成了换肾了?我们是互捐,即使不能互捐,我也单独捐给何一文。做什么我不知道吗?”他接着说,“其实我们来广州就想悄悄地把我的肾捐了,5天后拆线,我就回老家继续做我的生意,根本就没有其他什么想法。”
史道红说,在家里的时候一天包括宵夜四顿饭顿顿有白酒,一天下来就要接近2斤,另外一天要抽两包烟。“现在我的酒一点也不喝了,医生说喝酒对肾不好,就不能提供一个健康的肾。烟也几乎不抽了。”他接着说,“尽管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尽管家乡的人不停地打电话来询问情况,我坚信手术是可以做下去的,我们等待着这一天。”
据了解,两个家庭还在为最后的成功做最后的努力,他们今天把所有的资料和手续上交给广东省卫生厅,以表明他们的决心。
全国首例非血缘交叉捐肾手术解密 本报特派记者
胡利
连日来,本报关于两个家庭意欲在广州交叉捐肾的系列报道引起广大读者关注。远在河南的解放军153医院泌尿科的医生,则把作为资料复制进自己的文档保存。今年5月1日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之后,该医院便成功地做了一起类似的手术。
据了解,这是“条例”颁布后的第一例非血缘交叉捐肾手术。按医生的话说,当时,他们也有莫大的思想压力,由于他们对“条例”理解深刻,认为患者家庭因帮扶形成了亲情关系,于是在完善了法律手续的前提下,手术得以进行。
昨日上午,记者远赴河南郑州揭开人间真情背后的手术内幕,揭开情与法之间的困惑与希望。
今年夏天,来自河南新乡的杜学群和来自孟州的党国红,都因尿毒症晚期住在153医院同一个病房里,两人关系非常好,经常互相照顾。
杜学群于今年6月初被发现患上尿毒症,必须马上换肾。尽管妻子杜伟红决意要把肾移植给丈夫,但经153医院泌尿科检查,杜学群的血型是O型,杜伟红是B型,配型失败。并且,其他亲人都不符合供肾条件。
党国红与杜学群是同龄人。2006年10月,党国红在郑州某大学附属医院确诊患尿毒症,需要换肾,因故转院到153医院等待换肾,亲人也曾争着要给党国红捐肾。其中,56岁的叔叔党如喜,经检查是O型血,很有可能和党国红配型成功。然而,党国红最终等来医生的回答是:“化验结果显示你和党如喜的配型不合,不能进行移植。”
一天,性格顽强的杜伟红再次找医生咨询肾源问题时说:“你把我的血型跟别人配配吧,如果能配型成功,我们可以相互捐肾。”就这样,7月下旬,经153医院详细检查,确定杜伟红的肾源与党国红配型成功。出人意外的是,党如喜与杜学群配型竟完全吻合。
因为两家之间无血缘关系,在河南省是第一例,医院决定慎重地对待手术。
在使这台手术合理合法后,今年7月24日早上7时多,28位医护人员为党国红、杜伟红、杜学群、党如喜4个人同时做手术。等主刀医生刚把杜伟红的肾脏移植到党国红的体内,党国红就出现了排尿现象,血压也平稳起来。而党如喜的肾脏移植到杜学群的体内不久,杜学群亦出现了排尿现象。
眼下,党国红和杜学群的身体都恢复得很正常,两家人时常在电话里联系,显得亲密无间。“是153医院和无私的亲人救了我们的命,一生都难忘记再生之德。”昨日下午,杜学群激动地对记者如是说。
律师参与完善“帮扶”法律关系 很显然,这是一个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施之后做的交叉捐肾手术。医院为什么又做了呢?153医院泌尿科主任张治国,母亲在几年前死于肾病,成了他挥之不去的遗憾。他是此次换肾手术技术方面的直接负责人。
反复研究“条例”,发现类似手术无明令禁止
他说,经过对党国红、杜伟红、杜学群、党如喜的严格检查,他们认为在移植手术上绝对有把握。但是,压力随之而来,他们也明白“条例”规定的3种情况,即只有配偶、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存在因帮扶等形成的亲情关系,才能做肾移植手术。故此,他们很担心做了手术会触犯“条例”。
基于此,张治国和同事反复研究“条例”,发现其中并无条文明确规定不能做类似的手术。并且,他们深刻地理解“条例”后认为,党国红家人和杜学群家人在同一病房里互相支持、鼓励、帮助的做法,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帮扶关系,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亲情。随后,他们向医院的法律顾问做了咨询,得到肯定答复。
为了保证捐肾不受强迫、利诱和威胁,由两名律师和每个当事人单独见面,由律师按照法律程序对其宣讲法律,确认捐肾是自愿、无偿的,并当场与之签下了“见证意见书”和“捐献肾脏声明书”。
值得一提的是,“捐献肾脏声明书”必须由捐献者亲笔书写,签名及盖手拇指印才算数。其中,协议书上写道:由于杜学群和党国红双方肾源交换的前提都是无偿的,都是出于对家庭成员的一片爱心才做出的决定。等这些法律手续一一完善后,他们即刻会同有关医学材料,提交伦理委员会讨论。经过激烈的讨论,该手术终获全票通过。
伦理委员会论证了五个要点 针对该手术,伦理委员会论证的要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活体捐献是供者本人的真实意愿;二是无器官买卖情况;三是供、受者之间的亲属关系成立;四是供者身体健康,无传染病,无肾脏切除手术禁忌症,供肾对侧肾功能良好;五是供、受者配型合适。张治国等人还一致认为,最关键的是,他们只要做到了“无器官买卖”和“捐献是供者本人真实的意愿”,他们就有底气做手术。
不过,手术结束不久,张治国也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善意的质疑。由上级卫生部门组成的5人联合调查小组,来到医院进行了调查。张治国说,调查小组看了资料,没有过分苛责他们,这和他们的手续很完备有关。
形成帮扶关系
先要建立感情 记者与“敢吃螃蟹”的张治国有如下对话:
记者:完成手术后有什么感觉?党国红、杜学群现在的身体恢复得是否顺利?
张:如释重负,因两个家庭获得了新生。他们目前恢复顺利,长期效果还有待观察,因为他们毕竟换的是非直系亲属的肾。
记者:153医院今年有多少人来换肾,有什么启发?
张:截至12月28日有60例,说明换肾的需求大,像党国红、杜学群一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必须得拓宽肾源,被动地等待肾源不是办法。
记者:就你的理解,如何才能是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
张:如医生发现某两家的肾能交叉互换时,可跟当事人做个通报,让其明白换肾的好处。由病人自己做工作,像恋爱一样建立友好的感情,形成良好的帮扶关系,然后由两家谈妥无偿自愿换肾。
记者:倡导不同家庭间搞肾源交换有何好处?
张:在国外早已有“器官交换计划”,但必须得动机纯,没不良目的且是合法的交换,这样可提高配型概率。 (来源:广州日报)
(责任编辑:李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