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据199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在史诗中裂变的小岗村》，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记者注）。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开始几年没有乱收费，村民才富一点，但不久后就开始乱收费了。
一个部队的师长来小岗参观，他到我家，我问“我们这样（单干）能干多少年”？他说“现在老邓在政，政策不会变，我就怕地方的腐败政府看你们有了，虽然锅里还没多少，他们就你一勺我一勺把锅里给挖空了”。
当时我还不信，后来他的话就变成现实了。
单干后，我家有四五十亩地，那个时候干的只够缴费，全罚掉了。名义上说是为群众服务的代收款，比如用于集体抽水的费用，但是那几年根本没抽多少水，剩下的钱也不还给农民，代收到他们自己的口袋去了。再比如“基本建设费”，每个人收二三十元。收上去了什么也没建设。要收费了，我们几个大队干部就得打个报告，今年想要为农民干点什么，变相收费。
1980年代中期，乱罚款到什么程度了？不交罚款就把你们家门给扒了，罚你多少钱就从你家粮仓扒多少粮食。村民要是抗拒打架，就被抓到派出所。当时我是村长，一年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是上缴款的回扣钱。
我认为那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村长也带人去扒粮食。不扒不行，任务完不成，没有办法。我心里也挺矛盾的，共产党的路哪能这样走呢，我们当干部一天到晚扒群众粮食怎么行？
我就写了一封信让人带给王郁昭，王郁昭带给了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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