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林匹克年

　　中国奥林匹克年

　　2008年注定将在中国历史上大笔书写。

　　这一年，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将在北京拉开大幕。世界各国的体育健儿们即将欢聚一堂，为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也为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信念。

　　这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与和平发展，使这个在历史上曾经长期闭关锁国的国家，融入了世界的潮流，如一头睡狮醒来。

　　在世界文明史上，东方与西方从碰撞到交融的故事，在这一年被演绎到新的高度。

　　尽管东西方之间，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磕磕绊绊，但奥林匹克圣火将在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燃烧，无论对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这意味着人类不会放弃爱与沟通的勇气，而这正是减少屠戮、永续繁衍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2008年也应该在人类历史上大笔书写。

　　中国人举办奥运会的梦想，与改革开放的大潮相伴。“开放的北京迎奥运”，是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口号。那一年的9月23日，仅以两票之差，北京与奥运会的主办权失之交臂。

　　在这次失利之后，中国人喊出的口号是：“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

　　中国的市场经济大潮在此后汹涌澎湃。2001年，在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同一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

　　北京奥运会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碑”。

　　这一切看似水到渠成，其背后则是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国人前赴后继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发展的壮阔图景，还有东方与西方之间，对怀疑、隔阂，甚至是敌视的超越。

　　多灾多难的人类史告诉我们，要珍视每一分进步的因素。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战火之下，还有无数的生灵在呻吟，在化作灰烬。

　　所以，请怀着最神圣的情感来面对2008年，来为这一次东西方的握手，为我们活着的这颗星球祝福。（王军）

　　北京奥运：中国改革开放“纪念碑”

　　一场浓缩西方文明精华的盛大“礼仪”，以东方人的智慧演绎给全世界，在中西文化漫长的碰撞和融合史中，可能没有哪一历史事件能比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具有人类文化走向多元共荣的象征意义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2007年12月19日，一个湛蓝晴空的冬日，在北京鼓楼红墙下的逸滋咖啡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马珍——英国《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来华近三十年里，在所有驻华外国记者中，她不仅是最资深的“中国通”之一，而且也可能是惟一拥有伯爵头衔的贵族。

　　很少有人知道，坐在本刊记者面前这位穿着黑色绣花紧身小西服、英文名为Jane Macartney的漂亮的小个子女人，其先祖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上赫赫有名、215年前觐见乾隆皇帝的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伯爵。

　　“Macartney，西方人一听到这个词，想到的就是‘磕头’。”马珍瞟了一眼桌上那本自己先祖的回忆录《1793年乾隆英使觐见记》，指着“马戛尔尼”的中文名字，“那是一次事后谁都会感到遗憾的机会。”

　　1793年，中国发生了一件令研究东西方文明史的人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事件——大英帝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伯爵为首的庞大使团，乘坐当时最先进的“狮子”号军舰，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出使中国。

　　时值“康乾盛世”余晖下的中华帝国已经烂熟，躺在“万世太平”幻觉中，继续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负。与此同时的大英帝国，在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两百年后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一巨人，将目光主动瞄向了被马可·波罗描绘为遍地黄金的东方古国。

　　谁也没有想到，当时两大最强文明力量的第一次接触，却在英使是否“跪地、叩头、九下”的“礼仪之争”中草草收场。尤其当马戛尔尼亮出通商、驻使的真实目的时，乾隆皇帝勃然大怒，下逐客令立即将英国人扫地出门，紧闭了原本可以与世界平等交往的大门。

　　乾隆皇帝不知道，在自己紧闭国门的那一刻，中国已经与近代世界雏形的“WTO”擦肩而去，错过了一次赶上世界潮流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五十多年后，英国人再次来了，但不是来磕头，也不是来谈判通商，而是带着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从此，炮口下被迫开放的中国，开始了一百多年任人宰割的悲惨历史

　　185年后的1979年，马珍来到了中国，她自己没有想到“历史老人”会让自己以英国媒体驻京记者的身份，再续先祖与中国的“缘分”。不过，比起马戛尔尼伯爵，马珍自认为要幸运得多，她遇到的是已经主动打开国门迎接世界发展潮流的开放的新中国。

　　所以，马珍没有像先祖那样仅仅7个月不到就被迫匆匆离去，而是呆了近三十年，与中国人一起经历了他们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改革开放。

　　尤其具有戏剧色彩的情节是，2008年马珍还将在北京近距离观察，早已尘封了那段“礼仪之争”历史碎片的中国，如何将一场浓缩西方文明精华的盛大“礼仪”——奥运会——以东方人的智慧演绎给全世界。

　　三千年大变局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在2007年西方圣诞节的这一天，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开口便引用了清朝同治十一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折中的这番话。

　　在张宇燕看来，李鸿章所言发生在晚清的这场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以马戛尔尼出使大清帝国为起端，西方文明以西方方式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的故事。

　　他说，即使马珍和她的先祖身临其境观察了中国从天朝崩塌到民族沉沦，再到新中国重树尊严，直至今天再度崛起，仍然无法像中国人那样从肉体的苦难和精神的彷徨中，体会到这215年中国从封闭到主动走向开放，中华民族乃至其思想文化经历了一场多么惊心动魄的“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

　　马戛尔尼的后世同胞，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华文明能统治如此大面积、如此多人口且如此长久，充满了敬意，甚至将世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华文明身上。但张宇燕指出，因为中华文明不是通过战争而是以文化结晶的方式向外渗透，遇到在开放体系中以不断寻求保护壮大自己消灭异己为特点的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等待朝贡文明的也就只能是李鸿章所言‘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的奇耻大辱”。

　　“‘仁义礼智信’确实敌不过坚船利炮。在这个层次上，西方文明确实有效，她能从肉体上消灭你，让你彻底丧失作为一种文明的资格。”因此，在张宇燕眼中，1840年之后，中国人一直在做一个十分痛苦且非常不愿意的选择：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从一个为长治久安而精巧进化而来的文明体系和精神传统，转变成一个更加开放和竞争的体系，变成一个不得不遵从丛林规则的体系。

　　“要在这样一个层次和背景下理解中国昨天和今天所处的环境”，这位惯常用大历史眼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文明发展的学者认为，“简单地讲就是先救亡图存，然后谋求发展，最后以更高层次的对外文明或国际文明取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于是，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救亡图存”后，顺理成章就有了1978年开始的“谋求发展”的改革开放。

　　1979年1月17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后月余，北京还裹在深冬的瑞雪中，但暖意融融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迎来了五位不同寻常的客人：84岁的胡厥文，82岁的胡子昂，63岁的荣毅仁，88岁的周叔弢和74岁的古耕虞。五位在民族工商界历经沧桑的老人被同样在政治生涯中曾经大起大落的邓小平请到人民大会堂吃火锅，既兴奋，又心里没底。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75岁的邓小平开门见山，“中国要开放，要吸引外资，想听听你们开诚布公的看法和意见。”

　　在这次被后人称颂的“五老火锅宴”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工商业者兴办企业，第一次提出利用外资，老工商业者沉睡了几十年的活力被点燃了。

　　据荣毅仁后来回忆，这次谈话后不久，经国务院批准，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光大实业公司、由胡子昂任董事长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这三大民营公司先后成立。

　　接着，半年不到，1979年7月8日中国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在这个时刻，三千年大变局终于走出了多灾多难的“峡湾”，融入了浩浩荡荡一去不返的改革开放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