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翁帆女士编译、杨振宁先生所著的新书《曙光集》1月6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上市。《曙光集》一书中，精选了杨先生及其友人所写的五十多篇文章，包括论文、演讲、书信、访谈、散文等，其中约一半文章未曾结集出版，很多篇目也从未发表过。
2005年1月26日，CCTV《面对面》栏目的王志先生来清华园访问杨振宁。下面是那次访问的记录。
杨振宁：上帝给了我最后的礼物
（旁白：清华大学专家公寓B栋是杨振宁先生在北京的居所。从2003年11月回到国内，杨先生就一直住在这里，并把这里取名为“归根居”。回归祖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位八十多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屡屡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2005年1月26号，CCTV《面对面》栏目的记者来到这里，对处在新闻旋涡中的杨振宁进行了独家专访。）
王志：我想从您回国的这件事情开始说。回来定居的决定是怎么做出的?
杨振宁：我虽然在美国住了五十多年，可是就像我的一个朋友所讲的，说杨振宁你血管里所流的是你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王志：但是您在美国功成名就，美国的生活您舍得下吗?
杨振宁：假如15年以前，有许多在美国的东西在这儿买不着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改过来了。事实上，我想多半我在美国的朋友，当然都是学术界的，可以说他们对于我在八十多岁搬了一个地方，要想创建一个新的事业，我想正确的描述是赞赏跟羡慕的。我这一辈子非常幸运，简直可以说是没法子比我更幸运了。我人生里头每一个转折点我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我想很少有人能有我这么幸运。
王志：我们替杨先生高兴。
杨振宁：我还要讲，我还有最后一个幸运。就是上帝给了我一个最后的礼物。所以没法比我这个人更幸运的了。
（旁白：杨振宁所说的上帝给他的最后的礼物，指的是他的新婚的妻子翁帆。2004年12月24号八十二岁的杨振宁和二十八岁的硕士生翁帆在广东汕头登记结婚。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大哗，杨振宁一下子成为了全球瞩目的新闻焦点。）
王志：您介意说一说她吗?
杨振宁：你今天预备不预备谈呢?
王志：我们想问啊，当然大家非常关心。
杨振宁：你给我写的那几条（提纲）上没有这一条。
王志：是，所以我们君子协定，我想现在给您请求。
杨振宁：我想提一下可以，不过不必深谈。
王志：好。好像您这一次引起大家那么强烈的关注，就是因为您的婚事。
杨振宁：是，这个问题是我们预先想到的。我想大家觉得年龄差距这么大，是比较少有的。所以就发生兴趣了。不过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虽然有压力，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承受的。确实也是有些人觉得，这个跟一般的情形不一样，有些人很天然的就有一些反感。
王志：您不在乎吗?
杨振宁：当然翁帆跟我都有一点点在乎。（不过我们觉得）我记得当时跟她说，我说不管现在别人怎么讲，过了30年以后、40年以后，大家一定认为我们这个结合是一个美丽的罗曼史。翁帆跟我这两天在看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做《人间四月天》，是讲徐志摩的。那上面其实主要讲的，就是说一个新思潮之下的人，跟许多旧时的想法之间有许多很大的冲突。在那个情形之下出现的一些，也可以说是悲剧。我相信我们这次结合，最后大家会认为是绝对美好的。
王志：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希望，都替杨先生高兴，都希望杨先生幸福。能不能帮您妻子说句话呢?她爱您什么呢?
杨振宁：我们没有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猜想，她觉得我这人是很诚、很真，我想这是她主要欣赏我的地方。
王志：其实很多的担心都是出于关心杨先生。您不担心翁小姐那么年轻，她把您给骗了吗?
杨振宁：是。我想是有人这样想，但还有更多的人我想不是，（他们）觉得我做了不道德的事情，是我骗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事实上呢，我们都是想得很成熟的，我想这个是最主要的条件。
王志：杨先生说过一句话，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说翁小姐是上帝给您的最后一件礼物。
杨振宁：是的，我写这几句话，是考虑了以后写的，是我真实的感觉。
王志：能说一说这个话的含义吗?
杨振宁：你知道所有的诗句，它的好处就是它的含义是讲不清楚的。我想这句话如果需要解释的话，它的诗意就没有了。
（旁白：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父亲杨武之曾在美国留学，是中国第一名念数论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长达20年之久。幼年时的杨振宁曾在清华园内度过了8年的美好时光。1945年，杨振宁获取了留美公费，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二十八岁的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结婚，夫人杜致礼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两个人携手度过了53年的人生风雨，直到杜致礼在2003年因病去世。）
（这段画面拍摄于1957年。这一年，三十五岁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从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和李政道也成为最早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王志：杨先生，您说过您一生最大的贡献也许不是得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一个看法，不如人的看法。很多年前你就开始这么说。但是我们很想知道，您是面对中国人讲的一种客气话呢，还是觉得真心的就这样认为。
杨振宁：我当然是真心这样觉得，不过我想比你刚才所讲的还要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你如果看20世纪初年、19世纪末年的文献，你就会了解到，20世纪初年中国的科学是多么落后。那个时候中国念过初等微积分的人，恐怕不到十个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到20世纪初年，在那样落后的情形之下，一些中国的，尤其是知识分子，有多么大的自卑感。1957年李政道跟我得到诺贝尔奖，为什么当时全世界的华人都非常高兴呢?我想了一下这个，所以就讲了刚才你所讲的那一句话，是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外国人这个心理。
获得诺贝尔奖7年之后 杨振宁加入美国籍
（旁白：1964年，也就是获得诺贝尔奖7年之后，杨振宁和夫人杜致礼及全家人加入了美国籍。这对在中国长大并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杨振宁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改变。）
王志：杨先生的经历有很多谜，那当初为什么加入美国籍呢?
杨振宁：在我以前的一些中国的学者去美国、去欧洲、日本留学的，绝大部分的人都回来了，所以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当时的目的跟我以前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就是去那儿学成归国，然后很可能就是在大学教书，再训练一批下一代的学术工作者。可是我到美国去念书，得了博士学位以后，还在做一两年的博士后的时候，就发生了朝鲜战争。于是杜鲁门总统就下了一个命令，说是中国血统的人在美国得了理工的博士学位，不可以回中国。所以就在这个情形之下，我留在美国了。
王志：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
杨振宁：是的，这个话讲得很好。拿到了绿卡以后呢，我并不希望立刻就变成美国人。我的文章上曾经讲过，我想全世界的人要想换一个国籍都是一个非常触及灵魂的一个决定，尤其是对于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对于离乡背井，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居住，这个观念在中国从来是没有的，而且我父亲母亲对于这件事情，我下意识地就知道是不会赞成的，所以一直到1964年，我才入了美国籍。为什么要入美国籍呢?
王志：什么诱使你做这个决定?
杨振宁：我想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因为学术的工作的关系，要去各个地方旅行，我当时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拿中华民国的护照非常麻烦，所以我想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在60年代入了美国籍。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旅行的方便。
王志：您的书中就好像谈到了您父亲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杨振宁：对的，我父亲不赞成这件事情是我灵魂深处知道的，所以这个对于我当然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我入了美国籍以后，好几年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这个里头我想是一个感情上的冲突，很重要的我的人生的经验里头的一部分。
离开中国26年后 1971年杨振宁毅然回国
（旁白：加入美国籍的杨振宁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祖国。1971年，杨振宁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进行访问。当时中美关系尚未完全解冻，作为第一个回国的华裔知名学者，杨振宁为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起到了极大作用，并且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赞誉。）
王志：1971年你离开中国26年了，为什么突然想到要回国?
杨振宁：为什么我那么着急回来呢?我想我是比较知名的中国学者第一个回来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国际的变化是千变万化，很容易一个打开的门又关起来了，所以我就赶快回来了。
王志：但是当时您已经离开中国那么多年了，跟中国没有亲眼见，您不担心吗?
杨振宁：1971年我要想回中国的时候，很多在美国的朋友，中国人、非中国人，都跟我说你这回去非常危险，中国可能把你扣住。我说不会，因为在1957年、1960年、1962年、1964年我跟我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在日内瓦、在香港团聚过好几次。通过这些团聚，我当然对于新中国有一些认识。
王志：顺利吗?
杨振宁：还顺利。当然先是我写信给我父亲说我想回来，我父亲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务院，那么后来打了一个电报给我，说是中国欢迎你来。那次我想也是我人生，现在八十多年的经历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旁白：就在这次回国的过程中，杨振宁亲自证实了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确实是中国人独立完成，而且，这项伟大工程的带头人正是自己的好朋友邓稼先，得到这一确切消息时，杨振宁竟一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
王志：你当时离席了，你去了洗手间。
杨振宁：是。
王志：为什么那么在意这个问题?
杨振宁：我想我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跟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当初中国的落后，当初中国被人歧视，有了今天的年轻人所没有的感受，在这个情形之下，了解到中国人也可以自己制造出来最尖端的世界重要的武器，这是灵魂深处的一个震荡。所以确实不错，当我知道邓稼先的回答以后，我感情上的冲动不是当时能够自己控制住的。
王志：但是从杨先生的角度来说，杨先生的哭，也让人推测，是不是您心里难过，因为您也是做这一行的，而原子弹您没有参与。
杨振宁：我后来曾经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那天感情那么震荡，是因为民族的骄傲的感情，还是因为邓稼先是我的朋友而我特别震荡。我想这两个都有，我想非常复杂的真正触及灵魂的一些感受，很少是单纯的，正因为好几个东西纠缠在一起，所以才有更深的感受。
回到美国去以后，我在美国很多的大学做了一些演讲，第一个演讲是在1971年9月，在Stony Brook（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就是我所在的学校，那一天完全爆满，因为当时美国对于中国是非常发生兴趣而又没有知识。那个演讲也是我一生里头感情非常丰富的一个演讲。我还记得在演讲里头，我说我在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住了一个礼拜，当时北京饭店很旧，是一个很大的房子，可是墙上空空如也，只挂了一副对联，这一副对联我天天看，（看了）一个礼拜，有了很深的印象。对联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所以我在石溪的演讲，就是以这副对联为最后的结束。有一些中国同学办了一个小报纸，叫做《石溪通讯》。他们把这两句话变成大标题。去年，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当时在石溪的中国同学，保存了这个，他把这个装在一个镜框里头送给我，现在挂在清华我的办公室的墙上。
杨振宁与李政道的恩怨
（旁白：杨的生命中，李政道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从1946年开始，两个人的合作长达16年之久，并因“宇称不守恒理论”同获诺贝尔奖，永被后世学者铭记，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然而，从1962年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决裂，这也成为国际科学界以及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王志：奥本海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杨振宁跟李政道并肩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坪上，但是1962年之后，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形了。
杨振宁：这个是一个悲剧，而这个悲剧的根源非常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够解释的，更不是我今天应该在摄影机的面前所讨论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身后一定会有人研究的，我想研究以后，大家中国人、外国人会得到一个结论的。
王志：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你们俩和好。
杨振宁：对，这也是我现在决定，我公开地在生前不再在这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的道理，是因为大家很显然、很自然地都希望我们和好，可是我们没法再和好，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最好的就是不再讨论。
王志：是合作出现问题?但是杨先生的经历不是这样。
杨振宁：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里头有戏剧性的、做人方面的差异，有性格方面的差异，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想我现在的决定是对的，就是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公开讨论。
（旁白：虽然众说纷纭，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分手原因始终是迷雾一团。值得回味的是，两个人在各自的物理学研究中，都有过多次与他人合作的经历。除了与李政道合作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之外，杨振宁、丰大成就中的另外两项：“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也都是与人分享。但是，却没有重蹈杨李之争的覆辙。）
王志：我们也注意到，杨先生很多的成果、重要的成果都是跟人合作的。那么是您喜欢跟人合作呢，还是别人觉得您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杨振宁：我想一方面我喜欢跟人合作，一方面近代物理很多理论工作都是合作的。合作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你知道你在讨论一个问题，有时候走不通了，你的想法都走不通了，那个时候假如另外有一个人跟你讨论讨论，问你几个问题，或者想出来一个新的方向，于是你就又起劲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途径。
王志：可能有人看到的就是杨先生您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业界的人士评价杨先生应该得第二次。
杨振宁：通常得诺贝尔奖的重要性，可以说那是10年之间最重要的物理的文章。那如果你问“宇称不守恒”是不是当时10年之间最重要的文章呢，我想这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它得到诺贝尔奖，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规范场的研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可是我想你要是去问内行的人，现在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规范场的重要是世纪性的重要，不只是10年的重要。就是它要长期下去到21世纪、到22世纪还是重要的，因为它把一个基本原则给找出来了。那当然你就会问了，说那为什么还没得到诺贝尔奖呢。这个很多人都猜测，这个与诺贝尔奖委员会他们认为诺贝尔奖应该不应该给一个已经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恐怕有很密切的关系。
王志：另外一个人没得。您的合作者没有得过。
杨振宁：他叫米尔斯。他没有。他是1999年过去的。他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人。1984年规范场文章发表30年以后，在北京大学有一个讨论会。在那个前后有人问他，说是米尔斯教授，你们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当初是怎么写出来的。米尔斯的回答是：“我在里头做了一些贡献，不过主要的发展都是杨振宁的功劳。”
王志：您喜欢这样的合作者?
杨振宁：你如果要我讲的话，是他不必要的太诚实了。他不应该加最后的一句话，说是所有重要的观念都是杨振宁的。我想你知道人有很多种，有的人是他如果对一件事情有30%的贡献，他就跟人讲他有70%的贡献。米尔斯是如果他有70%的贡献，他要讲他只有30%的贡献；假如他有30%的贡献，他就会讲他只有5%的贡献。
王志：那他这样说不是对您很好吗?
杨振宁（激动十分）：他不必。他到临死，在物理学界对于他的评价，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规范场这篇文章，很多人会告诉你，是20世纪最后50年理论物理学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我想俄亥俄州立大学这50年，我可以讲，没有一篇他们的教授的文章比这个文章重要。把所有的文章都加起来，物理、数学、天文、生物都加起来，这也是最重要的，这不是我在这儿吹。可是因为米尔斯的作风，使得他们没有了解到，他应该得到他们所有能够给的荣誉。都应该给他的，而他们没给。
杨先生对《易经》开炮?
（旁白：回国之后的杨振宁除了参与清华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之外，还亲自担任大学一年级的本科生的基础物理课程。2004年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做了一篇名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报告引起了海内外华人圈，尤其是易学专家们的强烈反响，在一些人眼中，杨振宁甚至成了中华文明的离经叛道者。）
王志：《易经》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代表作之一?
杨振宁：是。
王志：那么杨先生对《易经》开炮?
杨振宁：不不，对不起，这句话有点原则性的错误，因为我那个文章是叫做《易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你如果看我整个那篇文章，80%是讲这个影响非常之大，而且是正面的。只有20%是讲它有负面的影响。那篇文章变得非常有名，尤其在网上变得非常有名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专看那20%，不看整个的文章。认为这是大逆不道。
王志：这个演讲是你长期研究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呢，还是说我确实有一个灵感的显现、我有冲动?
杨振宁：已经有几十年了。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聪明的人，有过很大的过去的科技的贡献，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芽出来近代科学?这个是讨论很多了。我在这方面去看了一些书，去想了一下子，我看出一个别人从前不大注意的道理，就是说是没有推演法。从《易经》开始就已经没有推演法了，还不止没有推演法，它那个方法是跟推演法相反的。所以这使得中国有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思维的方法，就是归纳法的方法，认为这是唯一的思维的方法。所以你如果要说我有什么革命性见解呢?就是我指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伤。那么这是他们不喜欢的。
王志：但是杨先生您自己也说过，您说您就是中西文化冲突结合的一个产物。
杨振宁：西方对于学术的精神，有一点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太尊师重道。就是前人讲过的话，孔子讲的话、孟子讲的话，这个不能评论的，这个绝对是对的。老师讲的话绝对是对的，你不能评论的。这个现在太根深蒂固了。
（旁白：2004年11月初，就在一些人批评他对中华传统文化大逆不道的时候，杨振宁获得了在华永久居留证。就像他在1971年是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华裔知名学者一样，他也是首批获得在华永久居留证的外籍人士之一。）
王志：去年杨先生拿到了第一批绿卡中间的一张。
杨振宁：是。
王志：为什么拿这张绿卡呢?您跟所有的领导、跟几任的领导人都是朋友，在我们看来您用不着拿这张卡，但是您有发自内心的喜欢的真情的流露。
杨振宁：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有5年的多次往返的签证，所以这个绿卡对于我的作用并不那么大，不过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的意义，我相信以后用这个绿卡的方法，中国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优秀的人才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
王志：您想用您的行动，来表明您对中国开放的这种支持?
杨振宁：这不是我的目的，不过可能是一个后果。假如我1945年离开的中国是旧中国的话，假如我1971年回来所看见的是新中国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这个中国是一个新的新中国。在这个情形之下，我回来的心情是一个我要加入一个欣欣向荣、正在崛起而有非常好的前途的一个大的事业，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大事业里头，做一些我自己所能做的小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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