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大学学费的三个代价

　　这两天，经济学家茅于轼“大学学费应该提高”的发言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茅于轼的说法也得到了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赞同。在他们看来，中国高校中穷孩子的比例只占10%到20%，如果降低高校学费，那就是让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便车。

　　经济学研究需要基本的假定，如果大前提错误，那么，研究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就笔者所调查的数据来看，高等院校中感受到学费压力的学生占80%以上，而需要四处筹措学费甚至需要贷款的学生占到30%以上，只有极少数家庭可以从容地支付大学的学费。换句话说，现在大学学费之高，已经让许多普通家庭感到为难。少数经济学家既没有明确穷人的概念，同时也没有公布自己的调查方法和数据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发表提高学费的主张，只能是误人子弟。

　　提高学费的第一个代价是，高等院校中“富人”的孩子越来越多，许多“穷人”的孩子面对高昂的学费，可能根本无法进入大学校门。在倡导高等教育平民化的今天，只有不断减少学费，增加政府的财政补贴，才能实现教育公平。

　　提高学费的第二个代价是，严重损害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从制度设计本身来看，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学费然后进行补贴的方式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但制度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在进行这样的制度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其中所包含的交易费用。如果不能准确区分穷人和富人，不能对制度实施中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实施控制，那么，这样的制度就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从理论上来说，富裕起来的人的孩子，不是富人，贫穷人家的孩子也不是穷人。在受教育的问题上，他们都是平等的。富裕起来家庭的孩子可能会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在接受教育这个问题上，他们应当与穷人的孩子享受同等的权利。如果连这样的基本常识都不愿正视，只能说明这些人认识问题的出发点有问题。毕竟，实现教育公平，首先应该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

　　提高学费的第三个代价是，中国社会的分层会更加严重。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各有不同，但大体上遵循着高投入、高收入、高消费的发展模式。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许多发达国家十分有效，可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行低通胀的经济发展政策，既不能长期维持外向型的贸易体制(因为这样做会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抵制)，也不能实行完全开放的金融汇率政策(因为中国尚未掌握国际金融市场汇率的定价权)，大学学费提高只会固化社会的分层，继续拉大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所以，中国必须在严格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逐步降低服务价格包括高等教育服务价格，寻求一种相对低投入、低收入、低消费的发展模式。

　　从当今世界各国教育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在初等教育阶段，实行免费教育是各国的基本国策。在高等教育阶段，可以实行市场化营销，通过机构办学，增加国内经济的增长点。但必须指出的是，凡是实行教育产业化的国家，其教育结构都是十分独特的。政府所设立的教育机构必须优先满足本国公民基本的高等教育需要，而私人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也必须提供充足的奖学金吸引优秀的考生。现在越来越多的著名私立教育机构，也通过提高教育机构自身的信托经营能力，逐步减少教育收费，以确保教育的性质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在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绝大部分属于国有，从实现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角度出发，更应该逐步减少高等院校的学费，以满足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乔新生） (来源：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