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集结号 老人十多年默默搜寻烈士英名(图)

　　他们就剩下名字了

　　寻找烈士的名录，烈士的家属应该最为感同身受。陈立诚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38年4月29日，日军为了庆祝天皇生日，派出佐世保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和护航的战斗机共54架，大规模空袭武汉。

中国空军健儿和苏联志愿飞行员在近郊迎战。陈怀民，抗战时期闻名全国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少尉飞行员迅速迎战，最后猛撞敌机，与日本飞行员高桥宪一驾驶的飞机同归于尽。

　　在高桥宪一的口袋里，找到塑料袋包好的一封信和一张照片，是他在日本的妻子美惠子写的，主要是表白自己很孤独，希望他早点回国。这个消息被陈怀民的妹妹陈难知道后，写了一封5000多字的信给美惠子，告诉美惠子：“日本军阀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同时也把日本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陈难的老师将信拿给作家郁达夫修改，郁回答八个字：“心灵之作，不必修改。”这封信连续刊载在《武汉日报》上，并译成几国文字在向全世界传播。

　　“陈难在年老时还关心我们修墓建碑工作。”虽然家里不富裕，但她还是捐了1000块钱。临终前，仍对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建设进度念念不忘。

　　类似的故事很多。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当天上午，就有广东的一名烈士后代给南京航空联谊会打电话，开口后第一句话就问：我爷爷在不在你们那里？而美国飞虎队老兵、韩国烈士家属、苏联老兵等，都曾来到纪念碑前凭吊。“为什么很多美国人来看纪念碑？他们就是找亲人的名字。这么多年，就剩下名字了！”华建宁激动地说。

　　更大的构想

　　1995年，第一批3304名烈士名单刻在碑上后，还有一些人的名字无法核实。“特别是外国人名字很多残缺不全，有的是有名没姓，有的是有姓没名”。

　　10年后，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裴效贤（音）通过江苏省外办找到王坚，问他有什么打算。王坚想到了手头几百名美国牺牲烈士的残缺名单。“他立刻表示很感兴趣，愿意帮忙。”后来又找到美国国防部，以及在夏威夷的美国空军史料研究室。

　　作为二战老兵的后人，华建宁也参与了核实第二批烈士名单的工作。“我的任务是帮王坚找人，核实情况。从2005年初开始，前前后后折腾了1年多的时间。”华建宁说。而据陈立诚介绍，中国航空烈士第二批名单则是根据台湾的《忠烈册》。与《忠烈录》相比，前者更多是军士级的飞行人员。

　　900多位航空烈士的姓名，将被补刻到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对王坚他们来说，更大的愿望是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早日建成。“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了，今年4月3日将举行奠基仪式。”王坚说。

　　他们的故事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晚年却为自己的这本书增添了更加厚重的色彩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在4000余个烈士名字背后，是一批老人十几年如一日的不懈寻找。他们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告慰烈士英灵，更是在为今人提供了一面记忆的镜子。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晚年却为自己的这本书增添了更加厚重的色彩。

　　华人杰

　　寻找抗日航空烈士名单，建立纪念碑、纪念馆，华人杰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人物。在本报有些匆忙的采访过程中，华人杰的名字被多位采访对象反复提起：

　　参加过驼峰航线飞行，飞了90多次，当时很多人都摔死了，他活了下来；南京航空烈士公墓恢复后，他马上着手呼吁建立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为建立纪念碑拉来很多赞助，最后都给了南京。

　　其实，这位2001年病逝于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岗位上的老人，在他的儿子眼中，有着更为传奇的经历。

　　1941年 ，华人杰就读于昆明的西南联大。一份资料显示，1944年底，他被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确定为党的地下活动人员，承担为共产党传递文件、信件等特殊任务。在应征入伍后，1944年5月到1945年9月，他担任“驼峰空运”C—46运输机副驾驶，一飞就是96个来回。

　　“为什么我父亲后来（在组织纪念抗日烈士上）比较活跃呢？因为当年他的地下党身份，更易为各方所接受。”华人杰之子、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主任华建宁说。华建宁现在兼任的这个职务，此前一直是父亲在做。“父亲还是美国驼峰协会终身会员，每年驼峰开会他都去，飞虎队开会他也去。”

　　如今，华人杰晚年致力的工作，在儿子身上得以延续。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华建宁出面邀请了近百名美国老兵来华。“仅仅有回忆还是不够，希望能再多做一点事情。”华建宁说。

　　王坚

　　在有关抗日航空烈士的新闻中，王坚的名字出现得格外频繁。花白的头发，标志性的宽边眼镜，经常出现在陪同外国友人参观的画面里。作为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正是他在去年年底宣布了900多名烈士姓名被发现的消息。“一说到这些我就很感动，他们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牺牲的，不能被后人忘记啊。”王坚总是用最感性的语言，表达着自己对烈士的敬意。

　　谈到与航空的渊源，王坚说自己的妻舅曾参加香港“两航”起义。而他自己早期参加工作后一直任职于党委部门，先后在南京市委办公厅、政协等单位工作，当时的南京市委书记是后来曾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彭冲。

　　“彭冲对我们说，一个人在世上，要做几件对人民利益有好处的事。”十几年前，王坚找到了这样的事。“我是从要我干，到我要干。随着接触的增多，对于纪念抗日航空烈士这项工作的理解日益加深，就越觉得我们的民族精神是那么可贵，牺牲的烈士更加不应该忘记。”

　　在与王坚老人聊天过程中，他总是提及别人的名字，比如夏华老人，比如华建宁先生，比如航空联谊会的其他老同志对这项工作付出的努力。第二批美军烈士名单确认后，王坚和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专门发了两封感谢信，一是给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一是给美国空军史料研究院“两位没见过面的老先生”。“他们给了我们很大帮助。”王坚说。

　　万永熙

　　1月5日下午，北京中关村一栋旧式的楼房里，万永熙老人安详地靠在椅子上，从房间里的摆设和背景，就可以看出这位老人与众不同的兴趣。电视频道多数时间锁定在凤凰卫视，各式飞机和轮船模型挂满了房间一侧的墙壁，几串佛珠和一张佛像，更衬托着一份静谧。

　　已经89岁高龄的老人，精神头好得令人惊奇。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高材生，在美军驻北平总部做过无线电维护的雇员，后来参加了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培训，1948年被一纸调令召唤到南京，又因为被分配到武汉而悄悄利用地下党给的金条逃回了北平，1949年开国大典空军检阅时在南苑机场负责维护指挥电台，以确保参加阅兵的飞机分秒不差地经过天安门，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的研制……老人如数家珍地讲述着并不如烟的往事。

　　“我之所以参与收集整理抗日烈士名单，是觉得应该给历史一个正名的机会。外国人到中国来帮着咱抗日，牺牲在中国，咱们不能再骂这些人吧。”万永熙一边从隔壁房间搬出厚厚的资料，一边直言不讳地说着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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